德国知识分子的无为

德国知识分子的无为

托马斯·曼

德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恰好是法国的对极。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核心，幽静校园中的教授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永恒的”科学真理，作家们所追求的也是一种视写作为陶冶精神的境界。托马斯·曼在《一个非政治性人的反省》(1918)中曾对德国的“内向性”作了最清楚的描述，并且尝试从美学的和政治的角度来为之辩护。他说，“德国传统”关注的是文化、心灵、个人自由、艺术，而不是(物质)文明、社会事务、选举权和文学等等。和法国的理性与精神适成对比的是德国的内向性，这保证了德国人从来不会把社会问题放到道德问题或内在经验之上。在历史学家们看来，造成德国这种文化气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侯林立的政治传统、缺少一个文化首都、精神内向性的主张、大学制度的自主性、固有的保守主义、对军事权威的尊崇，等等。这些因素的汇集使得在德国始终没有发展起一个法国式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也始终没有提出政治上的承诺这一问题。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无不醉心于这神话式的内向性。

曼自己十分清楚，而且后来也颇为后悔，他那“非政治性”的原则其实恰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成了事后追认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寻求的目标的借口;鼓励了那种把凡尔赛和约视为是文化战争的受欢迎的说法，认为其精神在文化上是反德国的，因而其政治上的反德国是逻辑上的必然。

曼的话说得不错。在1871年帝国建立后、1914年大战爆发后和1933年瓦耳普吉事件之后，都有一伙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和教授们把自己投进政治的漩涡，而他们不是出于天真的无知，就是以捍卫“非政治性的”德国传统为借口。其中最恶名昭著的当然是海德格尔。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mas，1929—)在战后几篇谈德国政治和文化的文章中指出，广大知识分子对政治避而不谈的无为传统正是德国知识界应该从中汲取的教训。自从19世纪以来，作家们和思想家们就习惯于生活在神话式的精神世界里，那里充满了关于希腊或日耳曼森林的幻想，这些幻想无异助长了他们把纳粹专政当作是一种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再生的幻觉。他们禁不住纳粹式专政的诱惑，因为他们不肯走下“科学”和“陶冶精神”的魔山(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中就有长篇小说《魔山》)，回到民主政治的日常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