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和战后的德国

哈贝马斯和战后的德国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mas，1929—)在战后的德国扮演着一个近乎是“哲学王”的角色，至少，他的声音最能反映德国知识分子在战后德国的政治现实中挣扎求索所得的一个主流部分。他在他的学生辈中，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实际政治中所产生的影响也触手可及，例如在德国当前政坛十分活跃、隶属绿党的外交部长菲舍尔虽非他的受业弟子，却是当年在学生运动中受他影响的学子之一。

哈贝马斯的这一特殊地位很像20世纪上半叶杜威在美国学界和政界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时势不同，二人的思想渊源也有异，但就二人对政治的介入之深、在政坛引起的争辩之烈以及他们对批评者有时表现出的愤激而言，确实有许多相像之处。

哈氏出生在1929年，属于正好赶上纳粹最后一茬少年兵的一代。(他被召入伍后在高炮部队当看护兵，战争结束时还不到16岁。)这一经历使他先天成为“怀疑的一代”的一员，他们怀着对纳粹政权挥之不去的余悸，始终怀疑换班的联邦德国是否不干不净。哈氏的父亲曾是纳粹政权下莱茵地区一个小镇的商业局的职员，对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人而言，纳粹政权是天经地义的。虽然哈氏几乎绝口不谈他对父兄一代这种心态的反应，但攻击他的人总是说他想把德国人置于一个永世莫赎的奥斯威辛之罪的泥沼中。著名小说家马丁·瓦尔泽就曾把这种心态谑称为“政治的自渎”。这些攻击基本上都歪曲了哈贝马斯的本意。哈氏认为，深刻检讨过去是国民应尽的义务;特别是纳粹的史实更有其大为不同寻常之处，痛省过去正是为了警策未来，不能认为是过分的要求。对于哈氏和他的同道而言，没有这番警策而听任阴魂不散的纳粹思想滋长^[1]，联邦德国想要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政体的许诺便是徒托空言。

哈氏对于现实的估计并非危言耸听。战争结束之初，那种把纽伦堡大审目为胜者当道因而对之心怀忿恚的情绪普遍流传民间，哈氏当时便感到有必要提高整个社会的认识。但命悬冷战一线、政治思想靠右的阿德诺亲美政府对于战后的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实际上是虚应故事。几乎各行各业都充斥着纳粹时代就职居原位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几乎所有的哲学教授都是纳粹时代通过了审定的原班人马。(当然纳粹的两个学术头子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都退居乡里不再抛头露面。海氏转而研究他的独门诗学，施氏最初被纽伦堡大审判定不得从事教学，后来被解禁，但仍蛰居而著作不辍，并且继续坚持屠杀犹太人的观点，不稍掩饰。)哈氏在波恩攻读哲学博士时的两位指导教授Ernst Rothacker和Oskar Becker当初便是活跃的纳粹分子。哈氏对这种情况早就不以为然。正是这种政治环境使得“遗忘主义”和“相对主义”甚嚣尘上。前者主张不应沉缅于上一代的罪恶之中，后者的头面人物是历史学者诺尔特(Ernst Nolte)，这派人士主张把纳粹主义看成是对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过激反应”，而后者才是元凶大恶，因此不必对纳粹的史实过分自责。这两派思想都是以尽早实现“正常化”为名，因此颇能迎合阿德诺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同盟政府的政治需要，其滋长也就势不可遏。1953年，海德格尔1935年以后在大学讲课的讲义被重新出版，其中的一些言论，例如海氏赞扬纳粹主义具有“内在的宏伟”等，被原封不动地刊印出来。哈氏认为在奥斯威辛和贝尔森^[2]之后，任何人这样描述纳粹而毫无愧疚之情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在德国最具影响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上对海德格尔作了猛烈的抨击。这时他才24岁，距获得博士学位还有三年。这篇评论使他声誉鹊起，在50年代末兴起，贯穿整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他成为当然的学界领袖之一。

1967年，他批评日益趋于偏激的学运分子有流于倡导“左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这一措辞显然忠言逆耳，学运分子(许多是他的学生)与他割席而去，直到十年以后才重修旧好。

哈氏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便到法兰克福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跟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工作，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哈氏一生有两个时期介入德国政治最深。一是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时期，二是在80年代从反对西德政府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布置短程核导弹直到科尔总理谋求东、西德统一这一时期。(反核导弹运动始于1981年，那时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1982年由科尔领导的基民同盟重新当政。在此之前，里根入主白宫，撒切尔夫人成为唐宁街十号的主人。英、美、德的政权更迭都表现为这些国家内部右翼政治力量的抬头。)第一个时期以学运的葬歌作结。(虽然右翼政党暂时让出执政权，在法国则是温和的右翼取代了戴高乐领导的激进的右翼。)哈氏与学运分子分道扬镳。他在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去位于巴伐利亚的斯塔恩贝格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的所长，专心撰写他的主要著作《交往行动理论》。1982年才重回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94年退休。他离开法兰克福时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法兰克福和西柏林是西德学运的中心。)看起来他更像是从此不问政治，以著述度其余年。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甘寂寞的冲动，哲学家更有传自柏拉图的叙拉古斯情结^[3]，1977年，政治风云又把哈氏卷进了旋涡。他介入政治的第二个时期一直延续到他退休，中间经历了80年代后期关于东、西德统一的论辩高潮。

要约略了解哈氏对20世纪后半叶德国政治的介入之深，不能不略探哈氏的思想及其历史渊源。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论”为标榜。它是由50年代里流亡在美国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共同建立的;其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它不以分析说明现代大众社会的运作机制为己足，还进一步指出这些运作过程所强索于人的以幸福的让与为支付的代价。这一理论的两大理论支柱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特别是前者对于社会的和经济的诸种不平等的批判和后者对于现代社会所加于人的种种痛苦不幸的分析。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1964)和《性爱与文明》(1955)中对马克思学说和弗洛伊德理论的综合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认为西方繁荣的消费社会之所以能够维系不坠，全靠五花八门的性压抑的新奇花样和把人们用于寻找真正快乐的精力引开正途。战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束装归国，出生在柏林的犹裔的马尔库塞则留在了美国，他的这套理论起初并不受人重视，直到60年代激进主义兴起，他才被奉为一方宗师。

哈贝马斯(Habermas，1929—)

霍克海默回国后却不再重理激进主义的旧业，因为他担心在德国当时的社会，如果敲响激进思想左边的门，右边的门也会应声而开。

哈贝尔斯和霍克海默比起来算是初生之犊。他私淑马尔库塞甚深，从后者那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他们也成了好朋友。他的《知识和人所关心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马尔库塞的衣钵真传。在书中他认为人类社会所求索的对象既不是形而下的知识的积累，也不是关于某些历史形式的理解和诠释，而是自由，或解放。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被恰当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具有解放力的科学，其具体的牵涉则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哈氏此后就不再涉足这一问题，难怪《积极思考的力量》一文的作者、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教授赖恩(Alan Ryan)深有遗憾地说，以为哈氏洞见某些难以捉摸的玄理的人总是一再徒呼负负。

哈氏和马尔库塞一样，认为现代社会是非理性的。企图通过核武器来维护世界和平被他认为是现代的非理性行为之一。所以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便是反核运动的领袖之一。对此霍克海默深有顾忌。他担心哈氏的激进言论会使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招来阿德诺政府的排斥，哈氏不得已只好挂职求去。他转到马堡大学去跟阿本洛特(Wolfgang Abendroth)工作，阿氏是少数几个在希特勒政权下积极参加抵抗运动的教授之一。这时哈氏已经驰誉学坛，不久他便被聘为马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后来又转聘到海德堡，1964年他35岁时，霍克海默退休，他继任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之职。

战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学生运动虽然各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目标，但也都有声气相通的基本思路。这思路就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冷战的抗议。在这基础之上，各国又加上了本国所独具的特殊议题，例如在美国为越战，在法国为对维希政府时代合作主义的反思，在德国则为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可以想象，德国年轻一代所面临的处境是倍加艰难的。在大学里，学生们根本不能相信教授们在说真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性、压迫和污秽的分析深得年轻人的心，但教授们就是不允许学生们奉之为行为的指导。政界、新闻界的操纵与压制更是无处不在而且张扬露骨。西德所处的贴近冷战旋涡的地位以及新老两代人思想冲突之烈都加深了西德学生一代的躁动不安，使西德学生运动也表现得更为狂烈。

学生运动发端于1966年的反越战示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认为它只是一种反美情绪而未予理会，哈贝马斯则参加了示威。哈和霍、阿的泾渭之分正足以说明西德两代人思想上的鸿沟。哈氏自1964年回到法兰克福后就成为学生一代的代言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宣布废除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并与基督教民主同盟组成大联合内阁，以尽早参与当政。此举使社会民主党学生支部宣布脱离该党，与社会上其他反政府人士，例如环保主义者，组织“议会外反对党”(APO)。哈氏也一直是APO的代言人。APO的主要成员后来成为绿党的骨干，1997年之后参与执政至今。

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同辈的马尔库塞在学运中甚至比晚一辈的哈贝马斯更左。有的评论家认为马尔库塞之所以不受代沟的制约可能与他的犹太血统有关，这当然只是一个无从证实的虚拟。他的一些言论，如诉诸暴力的抵抗与压迫以及运用暴力的侵略不同;又如过分自由化的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和过分的宽容有可能是给压制帮忙，等等，如在平时，这些也许也只是一些泛泛之论，可是斯时而又出之斯人之口，却不啻是给日趋激化的学生运动火上加油。事实上，学生运动的极端化使大学校园这块自由讨论的净土同归沉沦，使社会上到处都难逃政治斗争的波及。这种情况当然也非马氏始料反及，更非他所乐见。

学生运动的激进化始于1967年伊朗国王巴达维的访问西德。当时在西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一名参加示威的学生Benni Ohnesorg在人群与警察的冲突中被警察从背后开枪打死。原来已经不得人心的媒体在政府操纵下力图掩盖真相，更加强了群情的激愤。激进派的学生提出“无间断对抗”的号召。哈贝马斯批评这种号召有流于一厢情愿的倾向，后来又批评它是一种左的法西斯主义。从此哈氏被学运视同异端。

学运经过了轰轰烈烈的1968年，接着开始衰落。^[4]阿多诺不堪学生阻止教师讲课和“占领”学校公共建筑物之扰，于1969年初死于心脏病。两位学生领袖一死一伤。(法兰克福的Hans-Jürgen Krahl 1970年2月死于车祸。西柏林的Rudi Dutschke 1968年4月被一名暗杀者开枪击中头部，此后一直未能完全康复。)哈贝马斯也在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去了斯塔恩贝格。

1969年，法国的戴高乐和西德的基民同盟相继下台。学生运动表面上归于平息，在西德，勃兰特(Willy Brandt)领导的社民党政府颁行了“就业禁令”，规定“激进分子”(不效忠资产阶级民主制者)不能担任公职。这一禁令可说是釜底抽薪之计，从根本上堵截了激进的或同情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大学校园的传播。(当时公职约占全部职业岗位的五分之一。中、小学教师都属于公职，高校学生以教师为就业目标的占了半数以上。)另一方面，社民党以攻为守，推行“东进政策”，主动加强与民主德国(东德)的沟通。这一政策导致了东西德1972年12月“基础条约”的签订。

学生运动至此已经风流云散。多数人成为绿党或社民党的党员，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藉此谋得了日后的青云之阶。少数激进分子组成“红军”，负隅顽抗。1977年，Buback、Ponto、Schleyer等政经界人士相继被“红军”刺杀。右翼政客和宗教人士借机大肆攻击，而且对新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有加罪之辞，认为它们为激进的Baader-Meinhof派和“红军”的恐怖行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滋养。杜切克和哈贝马斯同时站出来力辩其非。至此哈氏与前学运人士基本上释去前嫌。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指责其实只是政治斗争中的障眼法。意识形态上长期处于进退维谷的西德事实上一直摆脱不了妄想症的危机。“红军”的破坏性行动刺激了卡尔·施密特“敌对理论”的返魂。几年之后，基民同盟重掌政权，科尔总理积极谋求变“东进”为“统一”，诺尔特的历史修正主义(遗忘化和相对化)又嚣然尘上。正是这种妖雾频来的特殊政治环境使哈氏不得不再次投身到政治论辩之中。

［赖恩特别提到相对化理论，即希特勒之恶比之斯大林之恶犹逊一筹的论调，颇合西方历史学家的胃口。因此哈氏对此说的极端严厉的抨击在后者看来如同隔岸观火，没有多少身受之感。］

哈氏的重涉政治于1977年的为学运仗义执言，其高潮则始于1981年反对当时的西德政府同意美国在德国领土上部署短程核导弹运动。第二年科尔上台，右翼政府认为里(根)、撒(切尔)——戈(巴乔夫)的国际棋局大有利于推行东、西德的统一，诺尔特的修正史观也大有利于为统一制造舆论，于是极力经营。1985年，科尔政府邀请里根访德，安排里、科同访比特堡(Bitburg，在法兰克福附近)联军阵亡将士墓的节目。这墓群中虽有第二次大战中美军阵亡将士的墓，但也有数百名当年的纳粹党卫队成员埋骨于斯。里根和美方工作人员事先并不知情。这一行动当然使遗忘论者有“妾身已正”之喜而更加得意洋洋，它之引起社会各派人士的激烈争辩是意料中事。

哈氏坚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立场。对于那些有纳粹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想法的德国知识分子，他感到非常痛心，认为是一种政治上的自甘堕落。特别是诺尔特的论调，诺氏告诉德国人说要“自视为正常的人”，不要再为先辈们的错失而徒劳伤神——那些事毕竟发生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之前。哈氏则认为前车可鉴，担心上面那种说法会为过去还不久的种族性民族主义打开大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样的担心也是哈氏反对由科尔来主持两德统一的主要理由。这样一个德国所发扬的将仅仅是商业主义而非自由民主的精神;危而言之，它还有可能带来欧洲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他认为统一也为德国带来新的机遇，德国也可能从此成为一个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的正常的、现代的民主国家。问题是要怎样进行统一，根据什么原则和目标来建立统一后的国家。哈氏曾建议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赋予这个新国家一个真正的合法性。批评者当然认为这样的建议纯粹是书生之见。在保守的政府主持之下的公投不可能制订出更自由化的宪法。

哈氏的“现代化德国”的理想是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综合。历来在哲学家的思想中，一个国家应该有其“立国之本”，这个“本”使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真伪、善恶或美丑的审度得到一个保证，告诉我们现实确乎与我们的审度无二。这个本可以是宗教的或世俗的，形而上或形而下的，由来言人人殊。就这一点而言，哈氏可说正好介于海德格尔和杜威之间。海德格尔认为这个保证应该是超越的。杜威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世界建设成一个我们可以快乐地生活于斯的所在，那么一切哲学或玄想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玄想可以阻碍在一顿美味的午餐中的感知过程。”)一个公正而合乎理性的世界比对它的任何哲学上的质疑都更壮实，而且足以激起人对它的热爱和信任，这种感情其实就是宗教信念的精华。哈贝马斯则比杜威更关切我们道德上与政治上的信仰的有效性。他穷三十年之力一直在为二者寻找一个理性的基础。他的这一立场论者称为是半康德式的。

哈氏为这寻求所作的努力主要汇集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它的主要思想概括而言便是，听其言即可知其人——他所委身的真理、理性和某种公正的形式。我们出之以言谈的，都是我们所信的，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也自认自己是可以信赖的，每个交谈者都视彼此所言是一种明示和一些每个人都能加以检视的论证。而各家之间的争论都在于各种论证之间的指责。

哈氏最受人诟议的是他经常攻击他的争论对手不合理性，这不仅导致了争论的激化，也不尽合他在《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主张。在某些争论中，他甚至纠合帮众，造成一种慑服对手的声势。有人说这是由于他对保守思想嫌忌过深，非把它们铲除殆尽而后快。

哈氏受人称道的是他坚持知识分子不宜寻求权力。政治家寻求权力是事理之当然，但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他们的权力来自选票箱。知识分子所能为力的是，他们可以帮助公众作出选择，特别是在那些人们蔽于先入之见，以为非选谁不可或非做什么不行的时机。

通过言、行、争辩去达到一个人们可以认可地生活于其中的境地，哈贝马斯的这一理想看似容易，实践起来却会充满荆棘。这也正是苏格拉底所要求于每个知识分子的:把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最诚实的见解与众人分享。但是没有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和乐于与众人交流的政治家们以及一个力能反映严肃意见的媒体，令人怎能不感到，苏格拉底殉身其理想的前车之鉴去我们只在尺咫之间呢?

【注释】

[1]直到1984年，我在慕尼黑的房东太太还向我述及，她的一位当医生的中学同学曾私下对她说，纳粹时代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代。她对此深不以为然(医生属于社会的上层)。

[2]两处著名的纳粹集中营。

[3]柏拉图曾三访叙拉古(Syracuse)，其中后两次是受到僭主狄奥尼修(Dionysius)的邀请。但他想把狄奥调教成一位哲学王拉古位于西西里岛(现属意大利)，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狄奥的父亲老狄奥尼修是当时著名的暴君。

[4]当时在柏林就读的我是许多示威和游行场面的目击者。整个学运是一曲人类理想的挽歌，或一出足以使尼采动容的希腊式悲剧。当然，我要到三十年后才成熟到(或凋萎到)能作此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