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凯恩斯

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凯恩斯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卓有盛誉的经济学者;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在英国财政部供职。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中，他主管国内的财税工作和负责和美国交涉借款事务，其劳瘁可说不在丘吉尔之下。论者谓如果没有丘吉尔，英国可能撑不过1940年;而如果没有凯恩斯，人们也将很难想像战后英国的经济会是怎样的另一番面目。

丘吉尔的敌人是纳粹德国，凯恩斯的敌人则是财政部的上司、英国的银行家、粮商和军火商以及美国的谈判对手。凯氏并不擅长外交，也并不深谙美国政界的传统，(曾在纽约和华盛顿任职三年的伯林曾为此深为惊诧。)同时美国人当时普遍对老帝国主义的英国深怀疑虑。凯恩斯的前后两任美国谈判对手，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和怀特(Harry DexterWhite)，前者不喜欢凯的聪明过人，但有意达成一个较为宽大的协议，前提是战胜德国但不让英国恢复到战前的强权;后者很佩服凯的经济理论，但认为美国更应照顾的是苏联的安危和利益。

早在一次大战后凯氏就批评了凡尔赛条约的不公。他认为如果能适时补偿德国人对凡约的不满和抱屈，和平也许有望达成。等到希特勒一上台，时间就已经晚了。他认为希氏不会遵守任何条约，并且把妥协看成是虚弱的表现。因此张伯伦在1938年作出的怀柔政策是完全徒劳之举。他比较赞成艾登的主张，同时与苏、美修好，使德、意两国的独裁者猜不透。当然这也只能是一时之计。在他1937年给《新政治家》主编金·马丁(Kingsley Martin)的信中，他就预言了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结盟，因为独裁者有声气相求的特性。

战争爆发后，凯氏一直在考虑制定一个合适的战时经济方案。凯氏的主要想法是筹集足够的钱来支付战争而又不致导致一种全面控制的状况。关于前者，他认为实行一种“强迫节约”的办法比采用通货膨胀的做法要好。强迫节约主要通过高所得税来实行。凯氏的主张，部分受到政府的采纳，部分则出于“政治上的不可能”而被摒弃。1940年4月，荷、比、法相继失陷，丘吉尔出任首相，他还是奉行了全面控制的配给制度。同年8月，凯氏重新被召到财政部任职。凯氏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他还要耗费极多的精力去说服财政部、税务局和英国银行的同僚。

凯氏为强迫节约制定的税率最高达到97.5％。他的设想是战后回到低税率制。但战后的工党政府并没有这样做。最高达到80％的税率维持了35年之久。这对于建立一个福利国家是好事，但对于革新工业和经济成长却是坏事。

依赖向美国借债来支持战时的经济已是势在必行。凯氏曾在1939年11月拟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这封信他最后并未寄出。在信里他的主要提议是美国扩大对同盟国的贷款并在战后用它们的还款建立一个重建欧洲的基金，用来防御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建议事实上与后来的马歇尔计划同一精神，不过马氏在1947年提出他的计划时，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

凯氏没有寄出这封信也许是明智之举。当时，罗斯福对大英帝国并无好感，美国广大群众也不认为英国对印度等地的统治是比德国侵占苏台德等地区更为光明正大之举。而且在经济方面，英国拒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美国的贷款，趁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将英镑贬值，大英领的贸易优惠协定又把美国货物排除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外。这一切都使美国上下对英国戒心重重。

同时向美国借款也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战争之初，美国在1935—1937年间制定的中立法案依然有效。这项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和军需品并且禁止向其提供政府贷款。民间贷款则受到1934年不履行债务法案的禁止。1939年11月，美国国会迫于情势，通过了中立法案的补充付款。据此，英国作为交战国可以向美国以现金购买需要物资并用自己的船运输(“cash and carry”)。这一付款解了英国的燃眉之急。此后的一年半里，英国得以苟延残喘。

英国的困境十分清楚。战争整个摧毁了外贸。为了支付在本土和全球属地的巨大军费开支，英国只有举债度日(美国是当时唯一能放债的国家)。这造成了外汇和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外汇虽受严格控制，但仍有许多可以用英镑兑换美元的夹缝。)如果英国放弃大部分属地，缩短战线，打一种消耗战，战争的前景也许好得多。但这一想法在政治上很难立足。

德国的潜艇战术逐渐使cash and carry陷于瘫痪。而且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日益空虚，最多只能再支撑两年左右。到了1940年秋天，英国的储备金已经降到了4亿美元，而国债则上升到10亿美元。这时欧洲大陆几乎已经全部陷入希特勒之手。英国要想在短期内赢得战争事实上已经没有可能。为了应付新的危急形势，英国必须寻求新的对策。

英美之间最后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即所谓的借租协定(Lend-Lease)，据此盟国可以向美国购买所需物资并由美国的船只运输;同时英国还可以得到70亿美元的贷款。在这些谈判中，凯恩斯可说备极辛劳，而罗斯福在国会上为声援英国，或者也可以说丘吉尔，而大声疾呼，也功不可没。虽然这样，凯氏仍然认为借租协定的条款太苛，给予英国经济过大的重负。

珍珠港事变把美国在1941年12月送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英国解除了继续向美国取得贷款的后顾之忧。日本历史学者写这一段历史时将如何评价，该是个有趣的问题。

斯基德耳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凯恩斯传皇皇三大册，其中第三册《Fighting for Freedom，1937—1946》(2002)(在英国出版时副标题是Fighting for Britain)专记凯氏一生最后十年的行迹。斯氏认为凯氏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反对配给制的经济政策未受丘吉尔政府采纳。二是借租协定的条款比他所期望的苛刻得多(对英国而言)。三是1946年的布列顿乌德(在美国新罕普什尔州)会议与凯氏的构想相去甚远。

1944年夏天，盟军认为短期内就可以取得全面的军事胜利。布列顿乌德会议实际上是为了部署战后全球的新经济秩序而召开。凯恩斯带着他的主要想法赴会。他鉴于30年代大萧条的经验，倡议建立一个世界银行，其地位应与国家中央银行无异，接受各国的存款也对各国贷款，目的是保证资金的充分流通，以免世界贸易受到损害。会议最后协议成立了国际货币组织(IMF)和重建与发展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但两者的组织和功能都和凯氏的设想相去甚远。IMF如今更沦为美国的囊中物。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得以挟其财力操纵世局。其为祸为福，当值得世人深思。阿根廷的经验也许可以促使人们反省或更多地想到凯氏在此前后的一些想法。

布列顿乌德以后，凯氏一心在筹划战后恢复英国经济的方案。他认为理想的结局应该是，欧战能在1944年内而太平洋战争能在1945年年底以前结束，这样会使英国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对外贸易、重建货币储备并和埃及、印度等属地协商如何安排过渡。但结果欧战多拖了半年而日本的投降却提早了四个月。(原子弹改变了历史?)这使英国的战后经济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凯氏一直希望通过谈判使美国对英国采取一些更宽大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凯氏认为英国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远比美国为重，(仅仅纳粹对伦敦的空袭就造成了百万平民的死亡。)美国借债务上的宽大处理来作为某种程度的“酬谢”应该言之成理。但随着罗斯福的去世和丘吉尔的落选，美英关系早已不再热络，谈判之困难比战争期间可说有增无减。

英国工党上台之后，凯氏在政界更加感到孤立。他的以经济为核心的看法向来就不受政界人士的青睐。他曾认为，如果英国在战争中不走向美国贷款的路子并且战后能摆脱大国的架子，把收拾东南欧洲和中东的残局的毁灭性开支完全交给美国，那么战后英国的经济状况肯定是另一番面貌。凯氏的一些见解肯定会被政界人士讥为书生之见，但他对英国和世界经济事务理解之深，在凯氏的年代确实无人可以企及。

凯氏自1937年以后一直心脏衰弱，靠了妻子莉迪亚和他私人医生的悉心照顾才得以走完他与英帝国生死相共的生命的最后十年。1946年4月凯氏以心脏病去世，留下了他奋斗了十年的未竟事业——英国经济的无望的起死回生。《为英国而奋斗》其实应该是这本传记的真正书名。《为自由而奋斗》改得未免牵强。事实上，凯恩斯像罗素一样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另一种境界(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和平主义者。他曾极力反对英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般人眼中，罗素的言行完全与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表现相反。)他们的爱是一种乡土之爱，是对那个包括剑桥在内、孕育了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追求文化生活的社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