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建置与社会环境

一、行政建置与社会环境

有清一代，现今宁夏地区行政建置尽管有一些变化，但基本属甘肃行省所辖宁夏府、固原州及所属厅、县等。其行政区划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宁夏府：清顺治年间，沿袭明制，在宁夏设巡抚及卫所。康熙年间，以卫、所统宁夏道，隶陕西省。雍正三年（1725年），改置宁夏府，领宁夏、宁朔、平罗、新渠、宝丰、中卫六县及灵州一州，隶属于甘肃省。乾隆三年（1738年），裁新渠、宝丰二县，并入平罗县，^[2]宁夏府领州一、县四。其疆域“东至延安府属定边县盐场堡界三百六十里。西至凉州府属平番县红水交界七百一十里。南至平凉府属固原州李旺驿界三百八十里。北至平罗县石嘴口边界二百三十五里。东南至平凉府属固原州下马关界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兰州府属靖远县柴薪梁界六百三十里。东北至灵州横城暗门交界三十里外，鄂尔多斯地。西北至贺兰山外边界七十里，外系郡王罗布藏游牧地。至甘肃布政司九百四十里。至京师三千六百四十里”。^[3]其中，宁夏、宁朔两县，治在府城内；平罗县，治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灵州，治在府东南九十里。

嘉庆十一年（1806年），阿拉善亲王将吉兰泰盐池献给清政府以后，内蒙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归宁夏平罗县管辖，从此直至1929年宁夏建省。平罗县境域西北达阿拉善旗沙金套海250公里；东北至鄂尔多斯马打水地250公里。^[4]晚清，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于西南蒙古教区传教，在三道河分教区形成了两个较大的传教区域：一为现磴口县三道河子一带；二为现平罗县下营子一带。

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廷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后，因灵州治南之金积堡，乱后距州远，故裁宁夏水利同知，改为抚民同知，增置宁灵厅（治金积堡），下辖忠营堡、秦坝堡、汉卫堡、汉王堡、红寺堡和马家河等七个堡寨，^[5]大致相当于今宁夏吴忠市南部和同心县北部，属宁夏府。从此，宁夏府领厅一，即宁灵厅；州一，即灵州；县四，即宁夏、宁朔、平罗、中卫四县。^[6]同年，割平凉、华亭、固原、隆德四州县属地置化平川直隶厅，隶平、庆、泾、固化道，辖境相当今泾原县。^[7]

固原州：清初因明制，仍为固原州，隶陕西布政司平凉府管辖。同治十三年（1874年），固原州升为直隶州，于盐茶厅城（称海城）设海城县，隶固原直隶州，辖境相当今海原县。同时，增置平远县，割固原州属之元城子、毛居士、井永固堡及白马堡十分之七；海城县属之预（豫）旺堡、可可水夹道堡及李旺堡十分之三；宁灵厅属之韦州堡及同心城十分之三，以隶之，属固原直隶州。^[8]自此，固原州上隶平庆泾固化道，下辖海城、平远二县和硝河城分州。辖境相当于今固原地区和同心县。

经过清代前期的“康熙之治”和“乾隆盛世”，作为甘肃省所辖的宁夏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其社会经济也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回汉人口都有大幅增长。清朝前期，在以汉回为主的宁夏地区，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乾隆之前皇帝对待回族的态度，大多即如雍正所言：“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既为国家编氓，既皆为国家赤子也”。^[9]对待回民信仰的伊斯兰教，清朝统治者也持宽容之态度，所谓“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其来久矣。历观前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也”。^[10]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一，伊斯兰（Islam）,在阿拉伯字语和文字中，意思是“顺从”或“顺从造物主”。^[11]信奉此教的人是信仰“安拉”和服从“安拉使者”的人。伊斯兰教创传人穆罕默德，出身于麦加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幼年给人放牧，青年经商，中年传播伊斯兰教。公元612年，穆罕默德公开宣传伊斯兰教，反对多神偶像崇拜和反对虐待奴隶，^[12]信教者除他的亲属外，大多是贫穷的穆斯林。传教过程几经磨难，穆罕默德由麦加迁往麦地那宣传“安拉是独一无二的真主”，论证自己是“安拉的使者”。同时，修建礼拜寺，为穆斯林制定礼拜、斋戒、天课及会礼等宗教制度。后改礼拜面向耶路撒冷为面向克尔白。伊斯兰教历第八年（公元629年），穆罕默德率众兵临麦加，迫使麦加的贵族反对派接受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传遍阿拉伯半岛。

唐贞观年间，伊斯兰教随阿拉伯商人来华而传入中国，后经宋、元、明的发展，先后有哈萨克、维吾尔、塔塔尔等十多个民族皈依了伊斯兰教，宣讲此教主要采用阿拉伯语。在中国，回族从其先民东来“入华”开始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但回族不等于阿拉伯人。回族在族源上呈多样性，这一民族是在中国大地上由来自中国域内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于元末明初形成的融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为一体的民族。元明清时期，回族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被统称为“回回”。民国时期，新疆等地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突厥种人，礼拜时头顶部缠白布，被称作“缠回”；陕甘宁青等地说汉语、生活习性近乎汉族的回回被称为“汉回”。^[13]时至20世纪50年代，回族这一称谓经国家对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甄别工作后，才最终被确定下来。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探究其教育只有立足于历史，研究不同地区的文化教育背景才能探明该民族教育实际的、内在的，而且是永恒的各种力量。

清代，在西北（包括宁夏）等地区，统治者于回民聚居之地利用伊斯兰教，设立“乡约”行政教化组织，推行乡约制度。规定“回民不得复称总掌教、掌教阿洪师父名目，择老成人充乡约，稽查约束循化，掌教改为总练，阿洪改为乡约”，责令其约束本乡回民，并下令“毁新教礼拜寺，旧教寺亦不得增建。不许留外来回民学经、教经及住居……每年，乡约头人具无新教及前项情节，甘结一次，地方官加结，年底彙造送部”。^[14]在有清真寺的地方，由地方官择立寺约用以约束本坊教民，这无形中赋予了清真寺一定的政治权利，将寺院教育与社会教化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清朝前期，宁夏回汉之间虽然民族不同，宗教、习俗有所差异，总的说来，各民族相安无大事，彼此关系比较融洽。特别是回汉下层人民之间，由于均受满、汉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他们之间并无大的利害冲突。因此，回汉百姓同处社会底层，往往在共同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

清中后期，尤其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兰州撒拉尔回人(今撒拉族)苏四十三因新旧回教之争引发反清斗争后，清政府一改对回民及其伊斯兰教持宽容之态度。四十八年（1783年），大加惩创回族新教苏四十三人等。次年，又有固原田七，“私起新教，纠伙聚众……攻破城堡……”^[15]为慰安旧教，严办新教，四十九年（1784年）五月，谕令“将通省新教回民，当不动声色密行查办，断绝根株，以靖边疆而安良善旧教之回民”。^[16]

清政府利用教派之争、民族之间的内部矛盾等，对穆斯林进行分化瓦解。同时，通过乡约制度、教化等手段，通饬“回民礼拜日期，只准于本村寺内念经，不许另赴别寺，亦不得多索忏钱；如有婚丧事件，只准延请本寺乡约、头人，别寺之人不得搀夺；仍令照依编造保甲之法，将某某回户应归某寺念经之处造册备案；其平时教习经文，亦只准延请本寺回民教读，不许勾引隔村别寺人及添建礼拜寺、私筑城堡等事；至专设回民义学教以诗书，尤为化导良法，通饬实力奉行”。^[17]这种专门化教育的导向是明确的，“导入教育的目的，不是发展个人潜能，而是将个人导入群体的现实，导入一个集体、家庭、宗教、城镇、民族、教会的生活和精神中，类似这种导入，也可在个体参与群体生活的过程中自发地发生，而且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智力指导的问题”。^[18]诗书礼仪被选定回民义学的教学内容，以此劝解化导回民淡化宗教知识而深入儒家文化知识的学习，适应并融入社会主流生活。清朝统治阶级运用政治上的优势控制着宁夏等民族地区的教育，维护着社会的稳定和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此后，清政府对回民实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变本加厉。

嘉庆以后，政治败坏，宁夏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经济发展势头逐渐衰落，人口也出现停滞发展状态。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南方大部分地区为太平军占领，清政府赋税、饷银主要来源枯竭，于是加紧了对北方各省的压榨。宁夏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大规模回民起义，与内地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同治十年(1871年)，起义被清政府残酷镇压，宁夏回汉各族死伤无数，据《朔方道志》记载,“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19]为严格控制回民之行动，清政府在对宁夏回族实施强行迁移的同时，严厉“编审户口”，设立保甲制度。在回民聚居的化平川设置化平川直隶厅，将固原州提升为直隶州。又将盐茶厅改为海城县。在豫旺地区新置平远县，于金积堡设置宁灵厅，以便加强对回民的行政区域管理。

回民起义被镇压后，宁夏回汉民族分布格局发生变化，回汉民族之间的原本不该有什么利害冲突和对立矛盾，因统治阶级的挑拨利用和教育误导，采取“以汉治回”或“以回治回”等手段，而变得突出、尖锐起来。直至清末新政前，宁夏回汉纠纷、争斗有所增加。而这种“回汉纠纷”的实质，主要是回汉民族中的大地主、富商、高利贷者及宗教上层之间的矛盾。当然汉、回民族既共同又各异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各自不同的信仰、风俗、习惯等，也常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挑起两者矛盾的事端。因为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对宁夏社会影响巨大，并由此引起西北回族的分布及社会教育的变化，所以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