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教育变革的意义和局限

六、宁夏教育变革的意义和局限

清末新政期间，全国自上而下兴办学堂、引进西学，这一教育革新虽有挨打后被动谋求出路的因素，却是在中国历史一次益多弊少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促使国人反观中国传统教育、了解西方文化，并试图通过日本借鉴西方先进教育以带动中国教育之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仿照日本的教育体系建构，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学堂章程，也使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呈现于众。在此期间，宁夏府、州、县学堂大都是由原来的书院、学舍改设而成，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求，顺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为宁夏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意义具体表现在：

第一，新的教学方法的形成。宁夏传统的私塾和书院多采用“师授学承”的个别教学制，教学方法为个别传授及诵读、写字、作文等。清末新政时期，以学校制度形式对教授法做出明文规定，改变长期流行的体罚、背诵等旧式教授法，引入新的授课形式、教授方法和考核制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将学生按年龄和程度编成班级，每班有固定的学生和课程，由教师按预定的教学时数，对全班学生统一授课。在教授方法注重循序渐进，融会贯通。当然，循序渐进、循循善诱等教授原则的推行，并非一份指令即可奏效，但是根据国家章程的规定，宁夏当局采取相应措施，毕竟使旧的教学方法得以改进。新的教育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如初小和高小学生都设置有体操、手工、图画等课程。“宁夏府中学堂分甲、乙两个班，甲班全是秀才，除学经学等课程外，兼学英语。乙班不是秀才，除学经学等课程外，兼学日语”，^[54]这些教学新形式与旧式教育中那种“空疏无用，流于形式”的教学方法相比，的确是一大进步，为宁夏近代教育教学方法的设立，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二，新的教学内容的引入。从课程设置上看，按照学堂章程之规定，宁夏中学堂的教学内容发生了一定变化，体现了“尚武”、“尚实”的精神。宁夏小学堂教学内容变动不大，授课内容虽围绕四书五经也增加有格致、体操、手工等新课程，但苦于掌握这方知识技能的教师很少，因此，很多学堂仍然是穿新鞋走旧路。

第三，新式人才的培养。清末，宁夏兴学运动意义深远，它不仅渗透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且对于改良宁夏地区的人文思想、社会风气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宁夏相继培养出了一批新式人才，他们涵盖宁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这些新式人才的培养，对宁夏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四，近代教育思想的推进。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教授课程的改变，教育理念也随之发生转变。正如海城及宁夏、固原等一些学堂所传唱的《学堂歌》所言：“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无别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教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55]这一进步教育思想的宣扬为近代科学知识、先进技术之学习，以及近代教育思想之推进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式学堂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看基本上可视为近代学堂的范畴，但和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宁夏的教育改革举措还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

其一，宁夏地处偏远，文化、经济落后，当地政府官员对于新政教育变革基本处于消极待命状态。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系一守旧的官吏，对清廷推行的“新政”持消极态度，他曾奏称“祖宗之法不能变”，即是明证。在他任职四年中，教育管理表现十分薄弱，新政“兴学”等措施，难以顺利实施。同时，因为师资严重匮乏等原因，造成宁夏能胜任新课堂教学任务的合格教员几乎没有，当然所谓合格学堂也就所剩无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宁夏副都统志锐曾奏称：“新政头绪太繁，形格势禁，致成敷衍”，并以“新疆一省，学生多请人雇充，巡警则以营勇改设，课吏则以能文之员塞责”一事，提出“外官制多言不便，应请删繁就简，取其可行，而去其无益，认真举办，以免扶同欺饰。”^[56]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宁夏满营将军台布也奏称，“因宁夏满营前设中、小学堂，惟学生程度于中学不及，现拟改为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各一区”。^[57]由此可见当时宁夏学堂教育，从管理到教学都表现了极大的随意性；各级官吏以宁夏地区的特殊性为由，在实施兴学等方面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其二，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面对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高涨的战争赔款和不得不偿付的巨额外债，结果能用在教育上的开支屈指可数。在教育经费缺乏的背景下，宁夏兴学面临着无经费、无教员的状况，这也是全国大多地区中小学存在的问题。所聘教师，多滥竽充数。不少学堂不仅质量难孚人愿，而且因经费不足难以维持。

其三，盲目兴学，致使学堂教育不善，私塾教育仍兴。清末由于列强“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及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导致全国出现普遍的浮躁及急功近利的心理，出台的教育政策与制度不合时宜，没有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和百姓的接受程度。即使引进了所谓的现代西学和先进技术，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也只会变成废纸一堆”。^[58]

因此，在宁夏民众普遍对兴新学是什么、为什么都不明了的情况下，便自上而下地轰轰烈烈推行所谓新政、进行教育变革，其结果自然是进学堂就学者甚少，仅为少数官宦、士绅和殷实富家子弟，而普通人家的学童则寥寥无几。加之私塾为就近办学，人数不限，不拘年龄，就读方便，虽然一些中心村堡的私塾被改名为“初等小学堂”，但从当时宁夏、固原农村的普遍情况看，无论是小学堂或是私塾，基本上都没有按新颁教材施教，所以小学教育，实际上仍然是封建私塾教育。

其四，清末兴学，其中心目标是为了维护行将灭亡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学堂学生只能遵奉《训饬士子文》要求，“隆重师倔，敦孝悌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灵州城每年春秋两次祭孔，一应书院、学堂、私塾内俱设孔子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蒙童入学第一天，都要对孔子牌位焚香跪拜，行礼鞠躬。大多学堂如同平罗“又新书院”改为“平罗小学堂”。然而由于习惯势力和缺乏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师资，“又新书院”名称虽改，但教学内容依旧。李雨村在《解放前宁夏教育述略》中回忆，每年春季，宁夏府县文武官员及中小学堂全体学生，必须到文庙祭孔，此风延至民国十三年仍在执行。^[59]由此可见，所谓新式学堂多是换汤不换药的孔孟学府而已。

综上所述，清末宁夏新式教育从实践到效果都非如人所意。在当时所谓的“新教育”中，仍以“忠君”“尊孔”作为兴学前提，保留着科举制度的色彩；在教学科目和内容方面，还很重视经学，新学堂授旧课；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呈现出盲目、无序状态，新式学堂只不过是换了新牌匾，而与新式教育相适应的教师近乎没有；教育管理方面还远远落伍，脱离实际的超前教育，无法让民众看到前景，也难以得到民众理解；正是因为这些种种弊病，宁夏新学堂教育收效较微。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如何处理近代教育的推行、科学新思想的宣传，会与地方传统文化、宗教势力发生冲撞，以及宁夏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教育呈多元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各级政府都未予以认真考虑，也没有纳入此次教育变革之列，更未深入各级各类教育内部管理，发挥地方、宗教人士的有力作用，结果使得宁夏各民族间原有的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水平差距再次拉大。带着不尽的遗憾和更多的期待，宁夏近代教育步入了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