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教育的滞后发展

一、经堂教育的滞后发展

民国初年，伊斯兰教经师杨仲明阿訇（名敬修），所著《中阿初婚》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写阿拉伯语课文、汉译阿语语法的著作，大力提倡改革经堂教育，对当时穆斯林反对学习汉文是一挑战。作者在该书序言里呼吁：“世界大通，文明互输，语言文字，与接为抅。而阿文在吾国，依然仅守于中文长绝之教士……呜呼!文之不振，道将安著?”汉语和阿拉伯语，二者“文道适为宇内冠，而竟使两大终睽，不一序班荆之雅也”。^[167]作者认为，中国经堂教育的基础课，不仅要学阿语语法，还必须学习用阿文写的读本，包括社会常识和教义，更要学习汉文。

然而这时期经营教育受外界影响不大，仅在治学方面形成了两个大的学派：

一是“工吾派”，此派在治学上主“精”，对于《古兰经》或其他各经的词句的构造和前后的结构布局，反复讲解，钻研考究，不遗余力。该派以马立克、马永亮等阿訇为首，以后夏文选阿訇由化平学成归来，得陕西马良骏新法之传，极力倡导，一时学子争其门下，负笈深造，讲学数十年，桃李满门。^[168]

二是“主宽派”，其治学的方法主“博”，反对死板的“精”，对于经典的道理，只要了解即可，至于词章的考究，那是文学家的事。此派以虎嵩山、张云、王子忠、马登海诸阿訇为首，而虎嵩山大阿訇为海内著名学者，学问渊博，讲学有方。^[169]

传统经堂教育虽在治学方面力求变动、发展，并且在传承伊斯兰教文化、培养宗教人士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为民间自发的一种宗教教育形式，因其自身的保守性和狭义性，不可能也无法在教育过程中全面实施伊斯兰教完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如宁夏经堂教育小学阶段，教授阿拉伯字母、《古兰经》、杂学、穆斯林民众信仰及浅近之教义常识等科；大学学生“由变字学起，一直于文法学、修辞学、教律学、认主学、性理学、天经注释、圣训集解等科”，读完这些科目，需时十载。^[170]这些经堂学生，“只学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不读国文，对于中国文字、历史、地理、政治情形、国际地位，和国民应尽之义务，及应享之权利，均无认识，国家观念当然薄弱……且经堂教学仅知注入强义，宗教上之理论及文法记之条规，而忽略练习实用，往往学识很好的毕业生，不能写作，其所学之阿文、波斯文，尚且如此，岂不离开社会与生活”。^[171]

同时，“经堂教育，多半是父兄强迫学生受教育，究竟学生的天资、个性、志向怎样，都不顾及。因此学生以性不相近，志趣不同，往往中途废弃。再由于教育之强迫，有的地方造就成很多阿訇，势必演成供过于求的现象，使多数学生失业”。^[172]毕竟“回教社会，不但需要宗教师，同时还需要教员、医生、法官、律师、裁缝、木匠、石匠……凡是回教社会所需的技术和工艺，必须有一部分人去专攻，才能满足回教社会的要求。某种专门人才缺乏时，回教社会有培养此种人才的义务；各种人才都齐备时，回教社会有督促各种人才，各尽其职的义务。如果人才缺乏，而不培养；或有人才，而不督促；则整个的回教社会，都不能辞其咎”。^[173]

1927年，虎嵩山朝觐归国后，在其任教的清真寺内一直给“满拉”加授汉文，使汉语逐步进入同心经堂教育，打破“读书即反教”“读书远教门”的片面观点，提高了经堂教学水平。^[174]一些回族有识之士开始对经堂教育进行反思，提出了改良宗教、普及教育等问题。为此，马松亭阿訇提出，“唯一的方策，养成时代的、适用的回教阿衡(訇)师资，利用他的优越权威的地位”，^[175]领导回族大众完成振兴回族、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这一教育思想的提出虽是意在改良经堂教育、倡兴伊斯兰教，却是把兴教和社会现实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多方有用之人才，这在当时具有跨时代的进步意义。

图4　同心清真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