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型理论回顾

第一节　有关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型理论回顾

如果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的“研究剩余”作为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发端的话，这将可以追述到20世纪50年代。1957年，在索罗的初步研究中发现，产出增长不能完全用资本和劳动的增长解释，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剩余。除了资本和劳动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决定着经济的增长呢？人们将这一问题称为“剩余之谜”。“剩余之谜”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增长理论开始围绕“剩余”的解释而发展。人们扩充理论框架，引入新的解释变量，逐步减小不能解释的剩余，索罗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要素引入了生产函数，从而解释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外生变量，是在模型之外确定的，不能解释技术进步的起源与机制。为了克服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Mankiw等人（1992年）提出“扩展索罗模型”，Barro提出“扩展新古典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人力资本被作为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总量生产函数，清楚地表明通过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可导致产出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近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们基于以上理论框架，对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健康、社会资本）等方面从宏观到微观角度进行了全面的估计、核算和实证。还采用了跨国回归、教育的社会及私人收益率估计、工资回归、自然实验等方法广泛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最后发现，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决定因素。

我国学者对于教育经济关系真正研究的繁荣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刘志强（1995年）用我国198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教育回报率从3%提高到了6%，并识别出劳动合同制和浮动工资制改革对提高教育回报率的作用。教育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能够支撑着教育，并有利于它的发展。两者呈现出辩证的相关关系，形成良性循环。乔晶（2005年）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1952～2002年期间，我国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有相互依赖的关系，证实我国经济增长有赖于教育的投入，且教育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间互为因果关系，增加教育投入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 王建华、李录堂、李俏（2008年）利用陕西1985～2005年样本区间内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与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陕西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建议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以上国内外对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关怀，促进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政策关注，推动了教育研究乃至教育本身的发展。这些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得出了实质和令人信服的结果，但对于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耦合关系研究不够，对于职业教育与经济的耦合关系基本没有涉足。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深探讨或完善：

一是有关职业教育对经济的发展作用关注不够；

二是定性与定量分析多执一端，宏篇定性与复杂定量不能协调统一；

数学模型分析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在同一文章中从来没有同时出现，使实证不能达到前后呼应、互为佐证的效果；

三是模型分析没有脱离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