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张楚廷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很高的

序：人本自由——张楚廷先生治学和为人之道

文东茅

一

我一直觉得自己人生的大幸是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遇到了很多令人羡慕、令己骄傲的老师，张楚廷先生就是其中的名师和大家之一。

张楚廷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先生在数学、教学论、高等教育、教育哲学等领域先后出版了专著二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其学术思想、观点甚至文字和表述方式都自成一派。先生的另一杰出成就是担任大学校长二十多年，成功地改造和治理了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涉外经济职业学院，使名不见经传的湖南师大从众多地方院校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著名高校，使困难重重的民办湖南涉外职业学院迅速发展成上千亩校园、三万多学生的生机勃勃的本科院校。不论是学术成就还是管理成就，先生在当代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将先生称之为“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 。

中国大学校长工作的辛苦繁杂是人所共知的。我曾经问过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为什么美国大学校长可以在任长达40年，而中国的大学校长没有几位超过10年的？他的回答是：不是制度上不允许，也不是没有人愿意干，而是当校长太忙、太累，巨大的责任和压力让人身心难以长期承受。作为正在从事学术工作的张楚廷先生的学生，我很少探究先生为什么能在中国长期成功地执掌大学，而是经常会非常惭愧地反思：为什么先生在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还能在学术上也硕果累累，自己却成果寥寥？自己能从先生那儿学到点什么？

二

尽管在1986年进入湖南师大学习时的开学典礼上就知道了学校校长是张楚廷先生，但与张校长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还是在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那次是校长来教育系调研工作，我作为会议秘书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会议中校长似乎与每一位与会者都很熟悉，当他发现我这个陌生面孔时，便很随意地问了问我的名字。但出人意料的是，几天之后在校园的路上相遇，我还没有来得及打招呼，校长却笑眯眯地叫出了我名字：“你是教育系刚留校的文东茅？”尽管是在询问，却显然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我感到惊讶：难道仅一次交道校长就记住了我这么个无名小卒？后来才知道，校长确实是记忆力惊人，他差不多能直接叫出当时所有近两千教职工的姓名。就在最近的2006年初，我请张校长来北大讲学，年近七十的张校长只拿了一份一页纸的提纲，却在一整天的讲学过程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甚至能直接说出多段马列著作的原文及其所在章节页码，令在场所有的研究生和高校领导由衷地佩服。所以，我一直以为，杰出的记忆力是先生学术和事业成功的因素之一。

有幸成为张校长在教育学领域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之后，与先生的交往自然就多了起来。在交往过程中，我发现先生还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天赋。先生有很强的“注意的转移能力”。按张校长自己的话说：“很多搞行政的人拿得起，却放不下，但我有这个本事，做完一件事之后可以很快开始做另一件事，只要有点时间我就能进入读书、写作状态。”先生也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先生是数学教授出身，长期的数学训练使先生能很容易地发现他人的“逻辑错误”，也会使自己的论述更注重内在逻辑，而严密的逻辑性也使得先生的写作过程不怕被各种事务性工作打断。先生尽管学数学出身，却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正因为如此，先生被聘为全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专家领导小组成员，在教育部“规范教育用词用语”专家领导小组中，先生还被聘为副组长。记忆力、语言文字和逻辑思维，等等，这些能力显然会使先生的著述更如鱼得水。

接触得更多了之后，我发现除了天赋和能力之外，先生还有着令人尊敬的“非智力因素”。先生从不抽烟、喝酒，饮食清淡，很少将时间用于饭局和应酬；作息非常有规律，每天下班后锻炼身体（打乒乓球），晚上坚持写作，十一点左右按时就寝，几乎不开夜车。先生在学术的探究和著述中还表现出了一种超常的毅力。会议、差旅、家务、生病、节假日等都不会成为先生停止阅读和写作的理由，先生曾自己算过一次账：在近二十年中，自己已经发表的成果平均下来，大约是每天1000字，自己每年的写作就是按照平均每天1000字来计划的，为此自己是“一天也不敢懈怠”。可见先生的“高产”完全是“贵在坚持”。

三

在罗列了越来越多的张楚廷先生“成功要素”之后，我总还是感到不满足。先生功成名就，为什么在六七十之后还要如此克己、如此执著？最近阅读了先生出版的《教育哲学》，我豁然开朗，觉得终于找到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之道，那就是：人本自由。

先生在《教育哲学》中从开篇就发问：应该从哪里开始考察教育？在逐一批判了“教育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教育被政治、经济所决定”“教育是生产力”“教育是文化”等似是而非却广为流传的说法之后，明确提出，对教育的考察应该从人开始，并对人是什么、人与关系、人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教育公理”。通过对人与自由关系的认识，先生认为教育应该是使人通向自由之路：“人的解放就普遍存在于平静的良好的教育之中，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同时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教育为人而存在，教育为人而发展，教育的一切合理性均以发展人的自由为前提。” 先生满怀激情地写道：“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在我们关注创造教育时，就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力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

细细体会，“人本自由”又何尝不是先生自己的治学之道和人生哲学？在我看来，答案已然明确无疑。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之道，就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以人为本。“人本”就是要以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和价值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不是以权力、地位、金钱等身外之物为本。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的失败，乃因人对人的依附和人对物的依附使人的自由丧失了，“人由此而削弱或丧失自己的自反性、自增性，丧失人的类特征。” 先生认为，我们不仅要看到1978年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还应该看到，“与这种发展同时存在且更重要的是人‘解放成为人’，人变大了，人长高了，人权写进宪法了，以人为本了”。 先生赞美着人本的社会，也呼吁着尊重师生价值和发展的人本教育，由此才有了他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同样是因为明确了要以个性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本，先生才会在各种权威和诱惑面前坚守自我，明辨是非，活出了真正的人生。

人本即自由。先生认为，“自由是人生命的标志，人获得自由的状况即他的生命存在状况，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他的生命力。” 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以自由为本，即以尊重人享受和发展自由的需要为本。自由不仅包括言行上的自由，也包括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而后者对人而言显然更为重要。先生认为：“如果说行为的自由所唯一需要受到的限制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由的话，思想的自由不再有任何限制，也就是说，思想的自由无需纪律的陪伴……思想的自由具有绝对的地位。” 思想自由的核心是不受任何既有思想、意识的约束，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敢于对任何权威提出挑战。先生深受“反右”“文化大革命”之害，自然深知什么是思想的控制，什么是失去自由的恐怖，自然也更珍惜和坚持思想的自由。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个开明的时代是幸运的，而不负于时代的最好途径就是去欣赏自由、享受自由、创造自由，要通过自己的著述去改变教育，并通过教育让每一个人知道自由对于人生的崇高意义。

自由即创造。人要获得自由，就必须不断地劳动，以创造更多的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程度即自由的程度。因此，自由是以劳动和创造为前提，劳动和创造应以自由为目的，人因自由而创造，又因创造而更自由。学术研究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从而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自由。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自由，学术创造因其可以扩大自由而赋予了生命更高的价值。在先生看来，作为学者，治学就是为人，治学之道就是为人之道；治学就是通过创造追求自由；自由无限，追求自由的学术探究也将永无止境。正是这种认识和信仰，促成了先生的终身学习、终身探究，也正因为这样，先生并没有把著述工作当做负担，而是把它作为生活本身，并自得其乐、乐此不疲。先生是在用行动诠释着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人作为意识着、思想着的生命而存在着，生活着，” 先生也是在用行动追求着自己的信念：“一直往前走，总能走到一个不在原地踏步的前方。” 所幸天道酬勤，先生的劳动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四

其实，张楚廷先生显然不是第一个论述自由的思想者，正如先生所言：“史学家描述着人的自由，文学家歌颂着人的自由，诗人们抒发着人的自由，科学家开拓着人的自由，政治家以不同的口吻唠叨着自由” ；先生也不是第一个强调人本之人，启蒙运动已经将西方社会的目光从神转回到了人，当前我们政府的宣传甚至已经使不少人将口喊“以人为本”作为时尚甚至政治任务；先生同样不是第一个把“人本”与“自由”结合起来提出“人本自由”思想的人，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 。先生所做的只是更深刻地认识、阐述并笃信和模范地践行了“人本自由”的思想。

其实，践行“人本自由”也并非高不可攀。每一个人在进行各种价值选择时，都可以也应该以人的生存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在不同程度上获得对自然和社会（必然）的认识，通过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而获得自由；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断地追求更大的自由，只要求真、求善、求美，就是在按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行事，从而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人本自由”，这才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先生处学习和传承的。

五

晓峰兄与我同为张楚廷先生弟子，尽管入门更晚，但专习更深，今有研究先生的专著出版，嘱我作序，深感荣幸之至且义不容辞。我觉得对先生的认识，仍可集中体现为曾在《学园》杂志发表的“人本自由”一文，故以此文代序，与同仁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