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简论
一、大学理念的概念
在今日的高等教育界,讨论大学的理念渐成时尚。这是时代使然,是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中的一种进步。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是学者的社团,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与普遍学问的场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是一个具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的统一的有机体。勾勒出知识时代的大学理念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只有这样的大学理念,才能作为我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坚持大学的多职能性,其中把培养人作为自己最为重要的职能,把培养完整的人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必须从大学的专业课程体系、管理方式、人才标准等方面进行改革。
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主要包括大学的目标、大学的价值、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社会责任等内容。有学者认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谈论“大学的危机”——质量危机、经费危机、自治危机、大师危机等,这些都是浅层次的危机。真正深层次的危机是大学理念的危机,即大学信念的迷茫、大学观念的落后、大学精神的缺失、大学使命的弱化、大学目标的混乱、大学形象的扭曲等。[1]
“理念”一词现在虽广为流传,但对于它的确切定义,还难以做出权威的回答。在探讨大学理念之前,我们必须先对“理念”的涵义加以厘清。
理念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本质理解,一种观念。它是在特定客观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理性认识,又用于指导特定的客观实践。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以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改革为先导,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方向明确,策划周密,行动坚决,取得最大的成效。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把“理念”作为哲学术语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均对“理念”作过论述。我国学者在研究了西方哲学家对“理念”的阐述后认为:“西方哲学家对‘理念’的看法虽不一致,但至少可以得出结论:理念不是客观实体本身,它与精神、与认识、与关系判断相关联,但离不开客观实体。”[2]这和张楚廷教授对“理念”的感悟与理解十分的相似,他认为:“理念,可作理想与信念的总称来理解。理想,我们追求什么;信念,我们依据什么去追求。或者说,理想,我们往哪里走;信念,我们相信应当沿着什么道路走去。信念,对客观的综合判断;理想,主观所确立的企求。对于人们常用的‘理念’一词,我们作为一种主客观汇合来看待。这不是给‘理念’下逻辑定义,而是作一个约定。”[3]
王冀生教授在《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一文中给教育理念下了这样的定义:“教育理念则是人们追求的教育理想,它是建立在教育规律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的教育理念是一种‘远见卓识’,它能正确地反映教育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科学地指明教育前进的方向”,“教育理念并不就是教育现实,实现教育理念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李萍教授等在《教育的迷茫在哪里——教育理念的反省》中认为:“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的范型。教育理念反映教育的本质特点,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要办教育。”
韩延明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大学理念探析》中做出的研究结论是:“教育理念是教育思想家乃至整个民族长期蕴蓄和形成的教育价值趋向的反映、体现和追求,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一种理想性、精神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范型,具有导向性、前瞻性和规范性特征。”他对教育理念具有导向性、前瞻性和规范性的归纳是准确而有意义的,他使人们更明晰教育理念与概念的区别。韩延明教授研究指出,“理念”有四方面的含义:“一是理性认识,二是理想追求,三是思想观念,四是哲学观点。”
“人们现在对‘理念’的认识,剔除了古哲人过分强调哲学思辨及复杂多义的成分,把它相对简化为‘人们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信仰的抽象概括。’”[4]
大学理念是大学办学者或管理者提出或持有的某种治校、治教、治学理念。面对21世纪的严峻挑战和大学职能的不断扩展,中国大学的教育改革,虽已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达成了一致,但仍缺乏对整个大学理念的审慎思考和细致梳理。大学理念既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生命、大学的指针,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晓清博士在其博士论文《自由,大学理念的回归与重构》中认为:“所有的‘大学理念’,都是人们对于大学认识的结果的一种表达,判断标准不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大学,就会对大学产生不同的认识,就会有不同的大学理念。”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大学理念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国家性。”[5]
在现代知识观的影响下,现代大学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其局限和弊端。如大学人文精神沦落,功利主义教育盛行,大学自身的批判与创新功能缺失等。这促使我们审慎地思考大学发展的未来。
如今,人类即将进入一个知识处于中心地位的知识社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大学理念也必须有一个新的突破点,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完善的新人。这种以对人的关注为核心,以人的完善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对于防止出现“分裂的人”或人的异化现象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种完善的新人身上体现了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批判精神是对已有的文明主动积极地进行合理怀疑和理性反思的精神。这种精神蕴含着极大的勇气、胆识和力量,展示了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未来大学造就的新人通过文化批判,能够揭露并消解优势文化的知识霸权,从而跨越多元文化的文化边际,达成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促进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平共处。创新精神是指在合理继承已有文明的基础上,大胆探索,积极开拓进取,发展、探索和创造新知识的精神。创新凝聚了个人理性和非理性的各种因素,也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人和人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他人的关心与支持等。批判与创新是紧密相连,两者是高度统一的。没有批判精神的人,就不可能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人失去了主体能动性,创新也就无从谈起。批判精神体现了一种求实求真的精神,它内在地召唤着实事求是、大胆开拓和永不满足的变革和创新精神。而没有对旧的观念和文化的合理理解与批判,就只能是因循守旧,这样的人很难成为一个积极创新、锐意进取的人。
总之,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内涵、宗旨、精神、性质、使命、信念、目标、责任以及变革与走向等方面的理性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要素之间关系的规定,是对内部管理及运转所持的看法和认识。大学理念作为大学的精神与灵魂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着变革。我认为,对于所有的大学校长,大学的理念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一所大学的理念是这所大学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它决定这所大学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不仅决定她的今天,更决定她的明天。而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某个阶段大学的理念总是要受社会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政策、社会思潮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同时,大学作为目前人类社会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她的理念对社会的发展、对社会思潮的形成又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学的理念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大学的理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今日的大学虽然由昨日的大学发展而来,但又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所以今日大学的理念中自然有了时代赋予它的特质。一所优秀的大学不仅有优良的传统,也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芒。能够立于时代潮头、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这就是大学理念中的时代精神。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变革中、在由这种变革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家已取得历史性的决定性成就,正在迈入一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时期。为适应时代的需要,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并且继续在发生大的变革。所以,对中国的高等学校来说,探索这个时代大学的理念和精神极富现实意义。
二、大学理念的演变
英国高等教育史学家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说过:“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大学概念,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大学。”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大学和大学理念的演变。大学究竟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探索。《大戴礼·保传》中写道:“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据此,大学应当是学大艺、履大节的地方。汉代的太学、隋朝的国子监都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古代四书之一《大学》的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点明了大学的“三纲”或大学的三大目标,三大功能。《大学》最为典型地彰显了中国古代为教、为学、为人的“大学”理念,蕴涵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意识和人文精神。一般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起源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大陆,意大利的波罗那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是最早的两所中古大学。大学自其出现始,就因为其在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上的特别作用而有别于其他机构。特别是一些经历近千年风雨仍巍然自立的大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对人类的贡献而闪烁光芒。大学是有精神的,唯其精神,使之能经世而独立,历久而弥新。
在近代以来的大学发展史上,我们总是可以看见一些光辉的名字,如Newman、Flexner、Von Humboldt、Kerr、蔡元培、梅贻琦等,大学功能的发展也从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到“以研究为重”再到今日的“教研并重并须服务于社会”,而Kerr更是用Multiversity来形容今天的大学,以表明今日大学功能之复杂、目的之多元。
大学理念主要关注大学的功能定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诸方面的内在规律及其关系等涉及到办学思想的基本问题。
第一个以“大学的理念”为名讲演和著书的英国红衣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认为,追求学问、追求真理、不为外界功利左右的文化传承、文化批判和文化创造精神,正是大学的精神价值之所在。他主张大学要提倡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认为大学是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绅士教育的地方,大学的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大学的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表现了他对传统大学理念的捍卫。19世纪末叶,德国的教育家洪堡(Von Humboldt)认为,大学必须培养学生对真理与知识永无止境的探求、创造性与不断反思的精神。在洪堡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旧瓶装新酒,彻底改革,高举大学的新理念。他看到了科技和社会的现实需要,提出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理念,倡导“自由的学术研究”。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这不仅使德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促进了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中心向德国转移。在20世纪初,德国的确成为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主张“大学是学者与学生求真的共同体”。他认为,成功的大学必须有思想交流,交流是大学生活的核心,最佳的交流是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对话。他还认为:“一般学校要和大学分开,普通学校总是把知识全盘教给学生,而大学则无此义务。”[6]关于大学的理念,怀特海与纽曼、洪堡、雅斯贝尔斯等有共同之处,同时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大学存在的原因不在于仅仅向学生传播知识,也不在于仅向教师提供研究的机会。“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使青年人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大学确实传授知识,但它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识。至少这是它对社会所应起的作用。一所大学若不能发挥这种作用,它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7]
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度,其高等教育也弥漫着实用主义精神。在美国,1862年通过的《莫雷尔法案》形成土地赠予运动和康奈尔大学的办学模式:实施科学知识的传授与博雅教育并重的指导思想,“使科学直接服务于农业和生产劳动”,这使大学开始面向社会并获得社会的支持。这种理念到了20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较突出的是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提出的“教学、科研和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应当直接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继而,是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分校创立以硅谷为代表的实施学、研、产结合的模式,使学校的科研教学与社会的经济增长良性互动,使大学加速了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美国的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学,在贯彻大学理念最基本要素的同时,又根据自身的实际,在功能定位、制度建设、育人模式、文化建设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特点,从而确立了各具特色的办学理念。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克拉克·科尔主张大学既要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给予正确的解答,又要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做出预测。大学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应坚持学术自由,要为真理而献身。这种理念,保证了大学始终站在创造性贡献的最前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又有人提出“高等教育要国际化”的大学理念。一部大学理念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人们对于大学的一种理想追求和现实之间不断抗争和协调的过程。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着探索高深学问的传统,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稷下学宫、太学和书院等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就是首先要求士子学做人,追求人格之完美,为学的目的首在“修身”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书院教育德行、学问并重。但是,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我国的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的大学理念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当年德国和美国大学在进行高教体制改革时也曾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亦如此。蔡元培主张为振兴民族而研究高深学问,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施教授治校,从而奠定了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清华的梅贻琦强调大学应“以人为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主张“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清华出了许多栋梁之材,可以由此找到重要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探索新的大学理念。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1年颁布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在这样的方针下,高等教育在使教学科研面向社会、面向实践和培养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才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但过分强调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视教育的自身规律,忽视学术自由,使高等教育出现了偏差。
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大学理念方面,我国在总结自身办学道路的基础上,开始汲取欧美国家的大学理念,使我国的大学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一些大学校长和学者认识到仅有国家的高等教育法规、方针和政策尚不足以办好大学,办好大学要有大学理念的引导,于是开始对大学理念进行研究和探索,其中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的有杨叔子、王大中、王英杰和张楚廷等的大学理念。
综观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发展史,虽然“理念”一词是“舶来语”,但在我国源远流长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同样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大学理念。大学是有精神的,赋予大学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以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建构大学的形象,面对中国大学的现实状况,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成功的大学应该有自己特色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借以振奋、激励和凝聚人心,使学校声名远播。重视大学精神的凝练、办学理念的提升,是治校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我国大学理念的缺失
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大学以往所特有的宁静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建于理性主义知识观基础之上的大学理念、大学建制、大学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教学和管理制度等,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强有力的挑战。如同近代人以理性把神性逐出知识圣堂一样,可以说,现代大学在携现代性之余威达到其巅峰状态的同时,它再一次面临着由困惑、失落,到精神再望、并获得新生的轮回。为此,我们必须对大学目前存在的状态及其精神传统进行批判性地反思。
大学不是单纯作为一种机构和物质现象而存在,大学代表了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非”大学、“伪”大学的价值观有明确的过滤和拒斥功能。弗莱克斯纳强调,“大学不是垃圾场”,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放到大学里面,大学不应该容忍那些与大学的理念和精神实质不相吻合的思想和行为充斥大学内部。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各种各样与大学功能、理念而背道而驰的做法甚嚣尘上。
大学的三大职能是传播知识、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也就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产生和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它的重要性也跟产生的顺序一般,产生的顺序也是它的重要性的顺序。但在实际的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颠倒过来,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国大学中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这体现在大学的奖励政策和职称评定政策上,明显倾向于科研成果。这种现象势必会影响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不能不令人忧虑。如何切实落实培养人才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是摆在大学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大学发展至今,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有力的推动器,但同时,大学在背离自我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大学所蕴藏的危机越来越深刻。
第一,对大学理念缺乏完整科学的认识。在对大学理念的认识上存在着肤浅化、片面化的倾向。纵观古今中外大学发展史,大学理念具有一些世界公认的最基本的内容:大学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其精神实质就是独立与创新。在我国,一提到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大学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便把服务社会的职能狭隘化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面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需要,服务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服务就是为了报答社会,发挥大学应有的社会职责,因此,服务不能仅仅局限于创收,它既包括有偿服务,也包括无偿服务。由于在对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人们往往把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以外的所有服务性的活动,都看做是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这样可能会把大学引向歧途。服务社会与大学的内部逻辑是相一致的,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因此,大学服务职能要求大学为社会提供的直接服务,也必须是学术性的,要以研究为基础,要有教育内涵,是机构所不能提供或者提供得比较差的服务。至于其他机构完全可以提供,而且比大学做得更好的服务,则不属于大学的职能范围。因此,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needs),而不是他的欲望(wants)。”
第二,对大学个性缺乏认识。强调共性,忽视个性。大学理念具有民族性特点,根植于各自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除了共性,不同的大学也有其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但是,有一种倾向令人担忧,那就是高校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高、大、全’现象。‘高’即追求办学上的‘高层次’,‘大’即追求办学的‘大规模’,‘全’就是追求学科的‘大齐全’……忽视学校发展的基础,缺乏对学校自身优势、特色的研究和准确把握,以及对人才需要状况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办学特色不明显。”[8]比如从学校类型来看,有的学校是研究型大学,有的学校是教学为主型大学;从学科特点来看,有的学校以理工科见长、有的学校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有的学校则有很强的综合性大学的特点;从校风来看,有的学校严谨,有的学校务实,有的学校狂狷。由于每所大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传统和历史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每所大学的理念有其个性的方面是非常正常的,而个性和特色也往往是一所学校的优势之所在。个性和特色的形成有历史的深厚积淀在其中,学校要与时俱进,但绝不意味着抛弃个性和特色,都走同一个发展模式。如在办学规模和层次上脱离客观实际,一味追求“高大全”。办学理念趋同,缺乏特色。一所大学应该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追风、不趋同,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更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从全局看,正是由于大学个性的存在,不同的大学风格、大学精神在一起相映成辉,才形成了高等教育的繁荣景象。
第三,世界性大学理念衰微现象的影响。由于现代大学的办学成本日益昂贵,愈来愈多的大学不得不以直接可见的经济、政治效益和帮助学生寻求令人满意的职业来证明其价值、维持其运作。在现代社会,金钱和权力的无孔不入,已经在根本上动摇了大学的精神和境界。于是,过度专业化和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并愈演愈烈。这一大学理念衰微的现象,随着西方战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日益彰显,到20世纪末达到极至。在后现代社会中,大学主动介入社会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商品化的背景下,如果大学要继续维护自己的知识权威地位,并免于迷失自我,恐怕唯一理智的选择是对传统精神的批判性的反思和继承,而不是义无反顾的摈弃和决裂,是充实和完善并寻求与时代需要间新的融通,而不是解构、摧毁和再造。大学应多少地淡化一些追逐功利,免于为市场所湮没的浮躁。大学的确需要有一种关注社会和服务社会的务实精神,但这种“务实”不应是曲意迎合社会短期的利益目标,而应着眼长远,不应是委曲求全的屈尊和无选择地低就于流俗,而是体现为一种现实层面的价值关怀。
第四,我国大学的自主地位长期没有得到落实。在现行大学管理体制下,大学一直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庸。高校行政权力旺盛,学术权力衰微,“学术自由”依然落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来了危害更重的泛行政化倾向,反而削弱了学术权力。许多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不按大学自身规律办学的带普遍性的问题,高校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很好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全国所有大学按苏联模式“一刀切”地搞院系专业调整,造成文理分驰、重工轻文的结构失衡,专业数量剧增而口径狭窄,学生知识单薄、技能单一,缺乏创造性和适应性。现在搞市场经济,又在全国兴起合并、升格之风,专科的升本科、学院升大学,还有所谓“打造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舰”等。有一些就是政府直接操纵的结果,不是大学自身所为。根本谈不上“学术自由”“学校自治”。
第五,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严重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受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潮和行为的影响,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在相当程度上存在“重术轻道”的倾向。这里的“道”,指的是理论、理性,是观察、思维、想象和判断能力的综合,指向学生的人格、理想、信念、视野和胸怀。“术”,是指具体的操作性知识。大学的发展要重“术”,但更要重“道”。大学首先要重视知识、能力、责任感相统一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人格与心智的完善,同时重视必要的“术”,基本的“术”。在教育内容方面,重科学知识的传授,轻人文精神的塑造。目前,人文教育的缺乏,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普遍问题。这并不是说,现在大学没有开设人文学科的课程,而是开设的人文类课程太泛,既远离现实人生的实际,又缺乏人类文明经典的浸润。学生无法从中学会享受高雅的精神产品,进而陶冶人格和情操。同时,课程之外的校园文化也缺乏人文主义气息和人文关怀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形成的大学理念能不能使大学真正成为“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圣洁的殿堂,能不能培养出具有远大理想、社会责任感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注释】
[1]韩延明.理念、教育理念及大学理念探悉.教育研究.2003(9).50
[2]高晓清.自由,大学理念的回归与重构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11、12
[3]张楚廷.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80
[4]眭依凡.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5~56
[5]高晓清.自由,大学理念的回归与重构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11、12
[6]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57
[7]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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