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专业化面临的困境与思考
摘 要:大学校长专业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我国在实现大学校长专业化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我们应该倡导专业化,并对此做出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校长专业化 职业化 大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进入专业领域,专业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也是当下教育改革实践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课题。专业性成为衡量职业成熟性的重要指标,大学教师是富于专业性的,作为管理大学的校长就更具专业性。从社会分工与职业分类的角度看,“职业”是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分工,是谋生的手段;专业是职业分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和教育,具有较高深和独特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专门职业。专业高于职业,职业不等于专业。专业更强调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精神,而职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专业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一个职业经过一段时间后不断成熟,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的动态过程。大学校长是一种被明确界定的职业类别,校长职业的专业化是校长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校长专业化的实质就是校长素质的专业化,即具备策划、决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要实现校长的专业化,就需要对现状做出诊断与分析,其目的在于确认问题,分析原因。管理学上所说的问题是指现实状态与期望状态之间存在着的需要缩小的距离。观察我国大学的现状,大学校长实现专业化面临着诸多的体制困境。
1.大学衙门化。我国长期以来,在观念上也将大学视为政府的下属机构,其管理与政府的管理趋同。在我国,原本就有很强的官本位文化,在过去的50多年里,大学被视为政府的附属部门,大学的管理人员被当做国家干部,按照干部来任免和管理,大学也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行的另类机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机构的许多恶习在大学里并不少见,大学俨然更像一个衙门,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其涵义就在于中国的大学缺乏现代大学的独立、自主等特征。大学就是大学,不是政府,它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大学的行政人员和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是有区别的,他们不应该仅仅是权力的敬畏者,更应该是一个学术的敬畏者和知识的敬畏者。大校长作为行政职务强化了大学的行政价值,造成了大学的“政府化”。
2.校长官员化。在我国,专科院校的校长有的为副厅级,有的为正厅级;本科院校为正厅级,有的国家重点大学的校长为副部级。这种做法是把校长变成了“官吏”,学校当成了“衙门”。自然会在学校营造出一种“官味”,让本应“书卷味”浓的一些校长变得“官僚味”甚浓,热衷官场钻营,很少把心思放在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上,因为他们明白,“官位”是上面给的,只有走好“上级路线”,才对自己的前程有好处。大学校长往往只对国家负责和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而对其工作对象——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并没有实质上的责任。1993年《教师法》颁布后,对教师实行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作为一种法定的职业被确定了下来,但是大学的校长仍然继续着官员的身份。官是“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1]它只存在于政府和军队里。大学校长不是官,至少不是行政官员。在现实中,由于行政工作越来越纷繁复杂,越来越困难重重,校长研究教育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而社会发展对大学的发展要求越来越高,对大学灵魂的校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校长能够高瞻远瞩,与时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校长的职业化。
3.学术行政化。大学内部存在着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因而就有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大学内部管理工作的核心是学术管理,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管理工作的一个根本特性。行政管理是为学术管理服务的,但是我们在大学里所看到的是学术管理过弱,而行政管理过强。我们很容易看到打着学术管理的旗号而运用官僚化管理方式来管理学术,容易看到丧失了学术精神而徒有学术其表的所谓“学术管理”,这些现象在我国高校中大行其道。这是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也是违背高校内部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的。大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单位而是一个政府的部门,因为现在有些人已不在知道一个学术单位该如何来办,不知道什么是学术逻辑,所以只能简单的套用政府部门的模式来管理,采用的是政治的逻辑而非大学的逻辑。学术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工作,学术管理者是需要专门训练的,学术管理理念是需要在专业训练中奠定基础并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尤其是在如今,更应如此。
4.管理经验化。我国的大学校长绝大部分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职业学习与培训。他们多数来此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富有成绩,甚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对作为大学管理者、领导者、教育者的校长来说,他们可能是“门外汉”。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这样一种误区,就是认为学术水平高,管理水平也高。在本学科内是行家里手的教授,甚至院士,在管理领域里并不一定见得得心应手,因为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学科,“隔行如隔山”。另外,对这些教授和院士也是不利的,对他们来说,去从事并不熟悉的管理工作,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学起,特别是在校长的岗位上并没有多大作为。我国对大学校长的学者身份要求,也使得许多的校长在履职时不得不面临着新领域的摸索,所以管理起来往往就不得不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参考别人的经验,缺乏作为校长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素养与技术等。
5.制度严重老化。如果认真地考察我国的大学,其内部的管理疲劳已经十分明显,管理观念陈腐、落后;管理方法单一陈旧,有些大学已经成为问题成堆的组织,严重者可谓是不讲管理的组织。管理起始于制度,大学缺乏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严重老化,许多原有的制度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桎梏。我国政府对大学经营仍然管得太死,人们戏称“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并非没有根据。人们指责学校,说它“是过去50年来始终没有太大改变的地方之一”“学校如不飞速改变,就会全面崩溃。”[2]
在干部观念上,则长期沿袭“革命”年代里“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的观念,认为领导干部主要靠在领导岗位上磨炼和成熟的,并且将这个原则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推行。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制度和文化惯性,才促使人们不会去想如何积极地建构科学的制度来选拔人才。
对于我国而言,资金的匮乏固然阻碍高等学校的发展,但制度建设的落后对高校构成了更致命的危机。可以这么说,没有现代制度,就没有现代大学。20世纪是以“管理的世纪”栽入史册,产生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型的管理阶层。大学校长也是从教学、科研人员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门人才。他们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给大学注入灵魂,使大学具有生命力。校长要有高绩效领导力就要求校长的专业化发展,要求校长具有专业的理念和专业的智能。我国的大学要顺应世界大学发展的潮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校长实行专业化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1.大学自主化。所谓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就是指高校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机构,依法独立行使本校教育决策、教育组织活动的权力。也就是说,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具有自行决定、处理事务的权力。大学只有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才能获得更好地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大学自主权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高等教育呈现出在多目标下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新形势下,传统的中央集权式教育管理模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已经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因此,大学办学自主化是高等教育改革唯一的选择。亚利桑纳州立大学校长迈克.M.克罗认为:就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大学应当扮演一个“工具箱”的角色,每个人都往工具箱内放进一个有用的工具,每个人都能从这个工具箱内拿到对自己有用的工具,这个工具箱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共享、信息高度流通的综合数据库。大学往“工具箱”里存放的是“成果”,取回的是“基金”;而政府与企业则是从“工具箱”中拿走“成果”,放回“投资基金”。工具箱功能发挥得好与否,直接影响到大学与政府之间能否良性互动。[3]
2.校长职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呼唤有理念、有品位、有个性的校长来管理和引导大学。校长要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校长的职责只能是他唯一的职责,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大学的管理之中。大学校长“双肩挑”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阶段,已经凸显出其制度性的缺憾。在大学内部,书记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分工格局基本确立,大学校长既是学者又是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的定位,已经不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改革的方向就是校长的职业化。不少的中国大学校长平时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该做的事情上。管理人员正游离在与大学管理目标密切相关的教学、科研活动之外,在做着“不务正也”的事情。英国的大学校长也不能兼顾它职。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说过:“我作为校长,很难兼顾科研与校长的工作,尽管我本人很喜欢进行科研工作。但是,不能忘记自己作为校长的主要工作目标,也不能仅满足于学校运转良好,我们根本的目标是要搞好学校的科研、教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要使剑桥大学保持一流大学的位置,要使之走向更辉煌的目标,这是我需要明确的工作重点。”[4]
3.决策民主化。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建立严格、完善的教育决策体系。在实际决策中,若想提高决策水平,仅仅从个别方面采取措施是难以有所成效的,有必要从组织体制上着手,形成完善的决策体制。由于教育问题日益复杂,作出正确的决策日益不易,因此,为了保证决策的高质量,除了重视方法的理性化,选择合适的模式外,做到决策的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提高参与决策人员的素质,做到人员专业化。人员专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行政人员要充实有关知识,提高决策能力;二是任何一项决策的制定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教育专家及相关学科的专家参与。纯粹的教育行政人员是不会做出好的决策的。事实上,决策制定参与者素质低下,则很难做到方法理性化、过程民主化。“很多教育政策制定是基于政策制定者的偶然发现或拍脑袋式的决断。另一方面,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取决于教育政策制定者的主观爱好、性格等非理性因素”。[5]这说明,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既要注重技术程序,也不可忽视制度性程序。
4.管理专业化。在大学中,由于领导、行政人员、职工等主要人员素质较低,经常会发生对国家教育政策、方针贯彻不力或错误执行的情况。这主要和我国目前尚缺乏足够的合格人员而不得不使用大量不合格执行人员有关。学术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工作,学术管理者是需要专门训练的,学术管理理念是需要在专业训练中奠定基础并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尤其是在如今,更应如此。我国大学管理人员的学历较低,素质有待于提高。学历虽不能完全反映和决定管理者的水平和质量,但它是管理者接受教育程度的标志,是他们从事管理工作的基础。管理干部的专业化是现代大学管理的客观要求。随着大学自主办学这一法人地位的落实,许多决策性工作已经或将由政府行为变成学校的法人行为,高校管理工作的责任将愈重大,难度愈趋加大,这就需要一批会理财,懂经营管理的干部,需要一批善于处理公共关系的专门人才,需要一批真正懂教育、科研规律的业务管理干部,由他们组成专职化、专业化的管理队伍,这是我国高校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我国已有十几所大学有高等教育学与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博士点和几十所大学有硕士点或二学位点,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管理人员,这为高等教育管理的专业化创造了条件。
5.学术自由化。1988年联合国利马宣言指出,“学术自由”是指学术共同体成员,无论个人或集体,通过探查、研究、探讨、记录、生产、创造、教学、讲演以及写作而追求、发展、传授知识的自由。学术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要建立创造型社会,没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大学或任何一个创造知识的地方来说,学术自由都非常重要,伟大的思想无不源于自由的探索。学术自由,在世界各国的学术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原则,这就是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学术自由”原则。《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然而却回避了高校最为关心的学术自由权的问题。学术研究是探讨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活动,它只以通过实践检验证明何者是真理为依归。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只能实行自由的原则,而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则。树立学术管理的理念,权力服从于真理,外行服从于内行。在制度和观念上,彻底废止“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管理原则长期以来在我国高校中的过度普适性。学术自由化是针对目前我国大学学术现状而言的,化就是变化,就是发展,就是扬弃,就是观念的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进入动态“化”的过程。而我们对提倡学术自由往往产生了一种不应有的畏惧心理。
如果我们的校长都成为按照高等教育规律办事的专家,那我国的大学将会很少出现、或者根本不会出现与教育精神相悖的非教育现象。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中国高等教育要取得竞争的优势,校长职业的专业化是当务之急,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发表于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7年第4期,被国内高等教育教学动态2007年第15期全文转载)
【注释】
[1]现代汉语辞海编委会现代汉语辞海.1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49
[2]〔美〕珍妮特.沃斯等学习的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42、46
[3]马粤川等.肩负公立大学时代使命.光明日报,2005-6-22(6)
[4]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简报“5”,2004-8-4
[5]袁振国主编.政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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