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廷“去行政化”的理论与实践

张楚廷“去行政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鼓励教师终身从教。去行政化我们谈论多年，多数人深恶痛绝，但是“去”的结果又收效甚微，甚至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

明末黄宗羲认为：“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1]如今官员出仕，多数既非为君，也非为天下，更非为万民，而是为一己之私。中国长期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思想基础依然深厚，很多人还喜欢以“官位”和“级别”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哪怕离行政权力很远的部门，也热衷往官本位上靠。行政化不仅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行政权力往往还代表真切的利益和话语权。“去行政化”的精髓，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结果，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看成追求的目标。南方的一所大学里出现好几位教授争抢一个处长的位子，其中缘由，大家心知肚明。中国大学始终流传着“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老话，过去是政治的混乱，现在是商业的冲击与行政的干预。

“去行政化”是近年学校体制改革中最强烈的呼吁。这种呼吁的核心是解放学校，恢复学校育人为本的教育功能，还学校以创新的活力。那么什么是去行政化？就是淡化行业、职业或某项工作的行政色彩，尽可能地突破行政的束缚，突出行业、职业的主导地位。学校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以外，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高校外部行政化应该如何解决？对于高校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内部解决好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对高校行政化的诟病通常集中于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良好的、具有活力的、能够自我创新的大学治理机制，必定不可能是“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亦称“行政化”），这已经被大学千年的生成和发展历程所验证。

不管是治校还是治学，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提高教授地位，是当务之急。世界一流大学运行成熟的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能否在我国落地生根，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张楚廷校长在大学“去行政化”方面有着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

英国大学校长的角色经历了从学术官员到行政官员、管理专家的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的大学校长认为自己是学术的伙伴和同事，是学术团体中的一员，不会使用“管理”一词。从70年代以来，校长的职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们可能是学术人员也可能不是。英国大学校长职位权力近30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变得更加强调管理的专长了，传统上对学术管理的要求虽然高度重视，但是加上了一些对管理经验的要求，校长正从学术领导的角色向院校管理者的角色转变。校长是什么？在国外无论怎么变化，在现时代的中国大学里，那绝对是一个“官位”，我们的大学也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确立的，有副厅级、厅级和副部级大学，大学的校长、书记也就有了相应的级别。中国的大学体制也是按照政府的行政级别来建立的。这就远离了大学的应有之意，所以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大学，还有学者认为相比较而言北京大学在中国是更像大学的。现时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把校长变成了“官吏”，学校当成了“衙门”。官是“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它只存在于政府和军队里。“准确地说，校长不是官；详细地说，校长不是政府官员。学校必须坚定地实现非官僚化进程。”^[2]在现实中，又有多少局内人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呢？社会虽然对“官本位”深恶痛绝，但好多人仍乐此不疲，就好像“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由于行政化的倾向的扩大，教育内部的官僚化倾向也越来越严重，使得越来越多的学校变成了行政化的执行机构，学校行政化的倾向更为严重。“官僚人员增多了，教育行政当局的管辖权扩大，行政管理的层次也有所增加，这在国家一级、区域一级和地方一级都是如此。各种官僚化的规定多得胜不胜数，行政管理人员趋向更专门化，分配和监督的工作。官僚机构似乎变得更有权力，行事也更独断”。过度行政化已经成为诸多教育问题的总病根，必须尽快革除。

蔡元培校长始终不认为大学校长是“官”，他发起并任会长的进德会会规规定会员要做到“八戒”，其中之一就是戒做官。张楚廷教授任湖南师大书记、校长十八年，任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长八年。他对把大学当成做官致富的观念痛加针砭，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官，至少不是行政官员。“严格地说，校长不是官，现代大学校长大约不会刻意运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力量，然而只有这种力量的自然存在才使校长成为校长。但是，目前的体制客观上使校长们不易想到自己非官本位化的使命”。^[3]2004年2月4日，他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说：“我们涉外的校长们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官，因此不要有官僚作风。你所负的责任越大，就越应懂得平等尊重。实际上，如果你不平等待人，不尊重别人的话，你这个人也就不蛮像人。”“中国的‘官本位’是十分严重的，这种东西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在学校，最妨碍学术发展的。那么，一所中国现代大学的管理目标之一，应当是比较彻底地清除‘官本位’。舍此，就很难有学术繁荣，很难让真理至上的旗帜在学校飘扬。”^[4]这在当今“官本位”盛行的大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先生作为个中之人，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官本位”实属不易，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大学应有之性质、内涵、管理的深刻理解及其办学治校的洞烛之见。^[5]校长应该是一没有官位，二没有官气，三没有官身。“当得不像校长就当好了”张校长曾经说。校长似乎是与众不同的，却又应当是与众相同的，一如常人，一如平民。做好校长首先还是做人，人都做不好，做什么校长，你首先得像一个人。从这一点来说，与扮演别的什么角色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这样的人：既坚定但又不失礼貌，对别人敏锐，对自己迟钝；既看到过去又展望未来，扎根现在；既富于幻想又明智稳重；既和蔼可亲又深思熟虑；既深知金钱的价值，又承认思想无法用钱买到；既有广阔的视野又能有意识地寻根究底……”。可见，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对大学品牌价值的形成至关重要。校长的眼光、胆识、管理才能、教育理念、思想火花等无不决定着大学精神的塑造和大学品牌价值的提升。“至于人们用世俗的观念来看校长，甚至像理解‘官员’那样来理解校长，用政治化的观点来看待校长，那就差得更远了，那就更不像我了。对于校长能不能成为政治家，我已说过一些；我觉得校长不应当成为政治家，也许校长之中有人可成为政治学家，却不应当成为政治家，校长不应当是那个行当，这一点我看准了；而如果这样看，我又不像校长了。”张楚廷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长任上如是说。校长作为一名伺臣，献身于一项事业、一项使命或一系列理念，并承担着服务于这项事业的责任和道义，最终，根据学校中涌现的追随的质量，就可以知晓她（他）的成功。追随的质量是一种气压表，能表明道德权威替代官僚体制权威的程度。当道德权威驱动领导实践时，校长就同时成了领导者的领导者、思想的追随者、价值观的伺臣和为追随服务的仆人。^[6]大学校长对于教师不宜赤裸裸地施行行政权力，用行政指令而不影响他们的行动。阿什比把这样的方式归结为“含蓄”，他说：“领导者必须含蓄，不可轻易亮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大学校长领导大学直接使用权力的有限性和保持含蓄的重要性。

今天的大学校长已经高高在上，且不说普通学生难得一睹尊容，便是教师，也难得“亲近”了。也正因为如此，湖南师范大学前任校长张楚廷把分给自己的住房让给住房困难的教授，每有教授调离都要亲自送别，这些便被传为佳话。

现时代高校校长是政府任命，为突出政绩，许多高校领导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短期内出政绩，因而相应地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而这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引诱了校长追求“官位”，这是有制度性原因的。校长应该是教育家不是官员，官员与教育家的最大区别是：官员讲究的是级别，是在级别上运作，追求的是升迁，他们只负责处理常规工作、上级有规定的工作和是否有文件规定的工作。而教育家关注的是事业，他们处理的是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情况，是那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或者是相似情况的崭新处理模式。凡是校长权力意志过强的地方，凡是缺乏对人信任、鼓励和尊重的地方，凡是以权谋私、私欲膨胀的地方，就必定人心涣散、敷衍塞责、精神萎靡、效率低下。大学校长对于教师不宜赤裸裸地施行行政权力，用行政指令而不影响他们的行动。在大学里，除了从自由读书，平等论学中产生的权威，再没有任何外在的权威了。大学是独立的自为者，除了法律，它不受任何外在的干预，无论这种干预是来自政府还是社会。

二

民办大学必须警惕官僚主义，要从源头上防范。至少有五样东西是为官僚主义滋生、发展提供便利条件的：机构增多、行政指挥多头化、管理层次增多、机构臃肿、行政权力蔓延。

“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都造成了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和老化。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的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端。

中国大学走向非行政化这个步骤在公办大学是非常艰难的……但我们涉外不能重蹈覆辙。我们所有的行政人员都是职员，我们的校长、处长、科长都是职员，工资也是职员工资制。……你不当官，不是“长”字号的人，工资也可以很高，你不必为了混个“长”字号煞费苦心。这是在工资上削弱官本位意识。

我们涉外采取什么措施来进一步打掉官气呢？办法一：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不是官，不要忘乎所以。办法二：少设带“长”字号的位置，千万别搞成校级一走廊、处级一礼堂、科级一操场。“官”一少，“官官相护”就难搞起来；“官”一少，在群众中很孤立，你一神气，就把眼睛盯着你；“官”一少，相互推诿的情形也可减少。办法三：选人的时候，尽量防止那种待人很神气的人，看有没有“官”气？看“官”气重不重？

我觉得作为管理人员，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让学生、教师尽可能多地获得他应有的权利，尽可能让他们享有较大的自由。学生应该享有更多的自由权，例如，专业选择权、教师选择权、课程选择权以及课堂之外的自由支配权。发展水平越高的大学，学生享有的自由就越多。

可以预料，中国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必须伴随一个切除自己身上“官本位”毒瘤的过程。政府需要大学更胜于大学需要政府，政府大可不必高估了自己的作用。

希望我们校务会成员首先将机关的八字（平等、尊重、敬责、高效）作风贯彻好。我一直是这么认为，不管公办还是民办，校长都不是官，与政府官员根本就不一样。不仅很多公办学校的校长把自己看做是官，那民间更把他看做是官，好糊涂的。我们“涉外”的校长别错把自己当官，因此不要有官僚作风。你所负的责任越大，越应懂得平等、尊重。事实上如果你自己不平等待人，不尊重别人的话，反过来不客气地说，你这人也不蛮像人。可以有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可以好直率，但不能造成伤害，不能造成不尊重，应是平等的直率，尊重的直率，诚恳的直率。

好官就是“有官心，无官气”的人。所谓“有官心”就是要知道自己“是个东西”（或者说“要把自己当做一回事”），要有责任感，而“无官气”，则要懂得，作为大学的行政人员，说到底是为师生服务的，千万不要把以为自己是一个“官”，“太把自己当回事”。学者有点脾气不奇怪，人们可以容忍他们身上的一些突出的个性；但是行政人员在工作中不能容忍有太大的脾气，太强的“个性”的。

这些都是张楚廷作为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长，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发表的关于大学理念的言论，都包含着“去行政化”的真知灼见与他在该大学的实践。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湖南涉外学院正是在他任校长的八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后来居上。在近几年的民办高校排行榜中一直雄踞第二，一跃成为全国民办高校的佼佼者和领头羊。该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能够按照大学的应有之义办学，其中很关键的就是在大学中消除“官本位”，树立“人本”“校本”的实践。

近两年，中国开始说以人为本。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多么的不容易。“人本”思想的来之不易是不可回避的，沉重的历史是不可回避的。“人本”思想的相对面是“官本”“社本”“皇本”“钱本”“物本”……对于中国，最严重的是“官本”“物本”，两者之中又以“官本”为最。可以说，湖南师范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0年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彻底地摒弃“官本”，也摒弃“物本”，而它所实行的是“师本”“生本”，也就是学校里的“人本”。不铲除“官本”，怎么会有“人本”？官与人也可不对立，但只有在“人本”下和谐，在铲除“官本”时和谐。“官本”是祸根。

以校为本的体制的建立意味着学校自我发展机制的建立，校本的发展以校为本SCHOOLBASED（国内普遍简称校本）是世界各国在反思学校制度，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过程产生的概念，大约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它的本意是重建以学校为主体的、为基本单位的教育制度，消除其作为行政层级最低单位和行政权力下最小执行单位的弊端；同时，让学校拥有更大的教育专业自主权，建立以校为本的自主发展机制，实现以学校为基础的教育发展目标。从以校为本的教育改革理念演进的30年历史看，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下放或者重心的下移的过程，而是一次学校机制的变革。包括校本规划和目标体系，校本的评价体系，校本的管理体系，校本的课程体系，校本的教师发展体系，校本的资源开发与服务体系的建立。

以人为本是成功治校之本，当代高校管理，正经历一个从过去着重行政控制的管理方式，向着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旨在转变过去“目中无人”的管理缺陷，把人看做高校的主体和灵魂。国外的大学与我国大学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他们是一切围着学生转，我们是一切围着教师转，更糟糕的当然是教师、干部一切围着校长转。江西师大的眭依凡教授在湖南师大调研期间，张楚廷校长提出了一个值得诸多校长深思的问题：我们总是喜欢对学生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听听学生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不会倾听学生的意见，这似乎已是十分普遍的事实。张校长极力主张，大学应把学生看做是学校动力的来源和精神的依托。他提出了在管理中要“理解学生，信赖学生，尊重学生”。尊重一切学生，关爱一切学生。这是每一位老师人文精神深度的标志。大学生是一个个性鲜明，共性突出的群体。在可控制的合理程度内，要充分尊重个体自由选择，让学生自由地展示个性风采，追求思想独立。唯有如此，大学的宽容大度，自由平等的内涵才能凸现。

大师做学问，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需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坚持和坚守，需要良好的学术土壤和生态环境。大师者，既源于自身禀赋，亦有赖于其生长的土壤。大学这样一种“管理”和企业“管利”是不一样的，企业是要管好利润，用利润带动整个企业的运行，行政组织管好这个力是权力的力，而大学特别是这种文化组织，它是要管好理，它的行政管理，虽然它作为和学术同样的一轨，是双轨，是两元结构，但是它的行政结构和行政管理是不一样的，它是管理，也不是管“利”，不是管“力”。

三

行政化的管理制度就是用划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划一的教材课本课程，划一的考试试卷把学校管死了，统死了，限死了。学校没了自主，没了生气，没了活力。实际上就把学校制度的稳定性转化成了保守性。就其根本而言，高度行政化行为的危害在于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会伤害学校自治、学术自由和学科平等的三大基本原则。大学的学术自由是自下而上的，而行政性的管理和干预是自上而下的。当行政权、拨款权、学术权被捆绑在一起时，一些有行政权力的人就有可能捷足先登使学术民主的法则被动摇，使广大普通学者的科研积极性受到伤害。

由于政府官员和决策者不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改革的历史，可能做出过度的、越位的行政干预行为，把好心的愿望变成了越俎代庖的指挥，从而挫伤了学校的独立性和自尊心。高校要“去行政化”，最关键是政策上、体制上要有保证。国家层面的“行政主导”，反映到大学内部，就是行政部门在校园内的“行政做大”。因为行政权力掌管着教师的命运，包括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申请、教学课程多少、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获得以及住房等。这样一来，大学运作与政府部门的运作一样，其结果必然偏离其终极目标。

教授治校是大学运转的体制保障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治学和治校，这两个方面同属大学良性运转的必备支撑条件，就像一架马车的左右车轮，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大学教授是大学共同体中的主体，承担着教学及科研等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职责，俗称“做学问”，也可称之为“治学”。如果教授不治学，就如同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在生产线上做工，渔民不去打鱼，而都成了游手好闲之辈，实为不务正业。

教授治校中的“治”，是明确指向“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等相关的、遵循教育特殊规律的、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学术事务。只有教授群体才更好地懂得这一事务的内涵，就像渔夫清楚何时何地撒网捉鱼，而围观者不能轻重不分地乱加指挥，否则不但鱼儿不上网，渔船也有沉没的危险。教授治校不是教授群体给大学打一般行政琐事的工，而是教授们真正拥有决定大学自身探究学问的决策权。这可能效率低，也可能有失误，但它是做学问的本真，求实的必然，完全不同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追求“大效率”的政绩工程。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搞学问跟梅兰芳唱戏是一样的。梅兰芳的戏唱的好，是多年一直琢磨，学习别人的长处，最后到了顶峰。因为那时剧团的所有人都为他唱好戏服务。后来风气变了，整个剧团崇尚行政权力，靠行政权力运转，而不是唱功有多好，梅兰芳唱的就没有过去那么好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校。如果都去崇尚权势，学问就不可能做到最佳。

张楚廷认为，校长本有的心态是尊重教师，理解教师，尽自己的责任为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如果说校长的这些尊重、理解和责任给了教师一定的影响，那不是调动的性质。毋宁说，校长常应警觉的是：你干了一些损害甚至打击教师积极性的事没有？校长比常人更有可能成为打击他人积极性的人，自己警惕了吗？经常警惕这一点，便可帮助自己保持为学校工作的积极性。成天想着别人的积极性而不经常想着自己的积极性，这是教育工作者的一种病症。他说：“我做校长了，做党委书记了，我也会忘乎所以吗？一个是任命制，使人容易失控（失去监督）的权力也使人忘乎所以，以为自己从此成了一个恩赐者；还有一个客观的情况，中国长期的“官本位”、“皇本位”，使民众的盲目顺从意识特别的严重，而这种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有助于“官”们忘乎所以。为什么我们社会里的“官”们特别容易忘乎所以？主要不是我们的人比别人觉悟低，主要不是我们的人没有别人那样清白，主要是机制问题，体制问题，它更易让人忘乎所以，它也更宽容了忘乎所以者。”^[7]

去行政化的目的与意义纷繁多样，其中就有旨在大学里培养精神贵族，而非精神附庸，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订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这也是我们多年来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病根之所在，也是我们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原因之所在。

去行政化不是改革的目的，其关键是尊重教育规律使大学回归本真，焕发教育活力，促进学生的成长。阿什比倾其毕生的经验得出结论：如果对大学管得太多，组织机构太死，在大学中过于讲求等级的高下，那么大学在社会变化影响它的各种职能时，便不能作出和谐的反应。大学的前途，就其协调传统与革新的职能而言，应多取决于成千上万个别教师的价值观，而很少取决于大学的理事或者校长。

去行政化不是不需要行政管理，不是否定管理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是因为，大学被行政化以后，伤害了大学的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违背了大学的教育规律。行政化有点像套在大学脚上的桎梏，一旦大学获得解放，就将重新焕发出良知与活力。

尽管在口头上我们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的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在一种不良体制下，使多少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用马克思的术语说：那是多少人发生了异化啊。那种俗不可耐的东西，大学应当断然拒绝。因为大学是让人成为人（成为更伟大的人）的地方，因为大学是真理至上、民族至上的地方，大学是大智大慧汇聚的地方。”

校长总要有一个身份，不是官员而是专门的职业性的校长。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引路人。校长与总统在英文中同用“President”，可见一所大学的校长犹如一国之总统，权力巨大、作用巨大，根本用不着强调自己的级别，在西方大学校长是很牛的，根本不买教育部长，甚至总统的账，因为大学校长是经过遴选的，而非政府任命的。这一点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理解的。前些年，我们曾经嘲笑说寺院里有处级和尚和科级尼姑，但是我们就不觉得学校里有什么级的校长、主任那么可笑？其实作为大学校长只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就会受到好评与尊重，而非看你的什么级别。想当年蔡元培已经当过教育总长，还会去任北大的校长；解放初，已经是云南省长的郭影秋，他却要去当南京大学的校长，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把很有学问很有造诣的教授称为大师的话，那么大学校长应该是大家。他集大师的智慧与见识、大师的果断与坚毅以及教育家的魅力与艺术于一身。因此，大学精神必须由大学校长来倡导。校长作为大学的法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人格的象征、学术的象征（又主要是指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学术政策等）。纵观世界著名学府，所有名牌大学无不罗列着著名校长的英名，如哈佛的邓斯特、约翰·昆西、艾略特、特南特等，都为“哈佛精神”的传承发扬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又如北大的蔡元培、蒋梦麟等为今天“北大精神”的形成也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由此可见，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与大学品牌形成的“核心力”。

张楚廷校长一直认为，如果一所大学里充斥着“官本位”，那么，这将是一所没有前途的大学，它或者会踏步不前，或者会有倒退。不要说充斥着，只要是“官本位”占上风，就会是这样的结局。^[8]

大学行政人员应该是一个学术的敬畏者和知识的敬畏者。大学的行政部门是不同于政府的机关的，政府是科层体制，明确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种体制可以保证政令的畅通，但同时也往往会导致对权力的敬畏，唯上级之命是从。美国教育界有一种说法：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在耶鲁的管理体制中，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教授治校”，各个学院的教授会构成一种“民主联盟”。教授的权力主要通过教授会行使，耶鲁有两个最大的教授会——文理科教授会和耶鲁学院教师会。

当下，“去行政化”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共同心声或者说是共识，然而，对于是否存在真正理想的“去行政化”体制，“去行政化”后的学术体制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才能“去行政化”等等问题，我们很少有过深度的思考。在今天，即是在西方国家，完全或者理想意义上的“去行政化”体制根本不存在，无论是在国家的宏观层面（如学术资助体制）还是在学术结构如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层面。例如，在传统上一向强调学术自由的欧洲国家，现在反而强化机构行政力的倾向。因此，我们当下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追求理想意义上的“去行政化”，而是鉴于我国传统行政力量过强而导致学术自由缺失或者学术生态恶化而提出的一种诉求。高校“去行政化”，实为变“行政化”为“服务化”的问题。其实在中国的大学“去行政化”是异常艰难的，存在着诸多的资源性障碍。一是高校改革中外围“去行政化”的最大障碍是国家行政体制中，大学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而是国家的附属，没有撇清大学对整个国家行政体制的依赖。“办”、“管”一体，具体表现在：第一，财政收支的行政化。第二，人事任命校长，第三，行政化的“政绩评价标准”。二是高校改革中外围“去行政化”的第二个障碍是社会没有系统设计“依法办学”的平台。三是高校改革中外围“去行政化”的第三个障碍是高校没有为“去行政化”做好改革铺垫。

“去行政化”资源性障碍的消解路径：一是政府让渡管理职权于高校，政校分离。二是政府找准定位，“办”、“管”分离。三是实行校长遴选制和校长职业化。四是淡化行政化的“政绩”评判标准。

我国行政力量主导学术的格局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政治传统归因，正是传统政治和行政力量主导，又导致我国学术共同体内部自主管理制度和学生精英合法化生成机制先天发育不良。

有人说，南方科技大学是在去行政化的路上孤军奋战。朱清时不这样认为。“去行政化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老的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缓慢改变。真正去行政化是应该从新生学校开始，中国每年有几百所新建学校。国家从现在开始，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应该很快。南方科大这样的新学校会在很多地方出现，我们不会孤独。”“去行政化必然影响到现在的副部级领导，局级领导。这是一种疼痛，这种疼痛是新生婴儿出生前的疼痛，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学术机构的人员不追求学术而去追求‘官印’，必然导致失败。我们要追求未来的大学所有的人赢得尊重靠的是本事，是教学科研成绩，是管理工作做得好，而不是凭行政级别取得尊重。”朱清时如是说。“去行政化”的过程中，朱校长其实并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奏。张楚廷校长在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二十多年一直在实践着、努力着。张校长在一次与学生的座谈中，用朴实的语言，与学子们分享了做一名好校长的心得：一是保持平常心。作为校长，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远离官场政治气氛，不要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厅级或是副部级称号；二是坚持学术自由。他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作为一校之长，应该致力维护学生和教师自由权益，这是发展大学的必经之道；三、适当骄傲。在张教授看来，骄傲是另类的自信，他否定了“骄傲使人落后”的传统观念，提出一个人应当有适当的“骄傲”，才能不断上进，并超越自我。张楚廷作为大学的校长，无论在湖南师大还是在湖南涉外的任上，都在身体力行地做着“去行政化”的不懈努力，并取得了切实的效果。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以马克思为友，更以真理为友。不要以柏拉图为神，以亚里士多德为神，以马克思为神，倒是应以真理为神。人们在自由之中，才会以其为友，而不以其为神，而真理之神永在。在神的面前应当人人平等。^[9]

对高校行政化的诟病通常集中于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纲要把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作为一个改革目标。当社会评价标准还未转变时，高校行政级别即使取消，恐怕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的教育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近三十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出现，诸多被行政控制的部门解放了，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力和工作效力。但是，大学具有“遗传的惰性”（阿什比语），却似乎宁肯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难怪有人说，大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后、最顽固的一个堡垒。美国兰德（RAND）公司把大学这种偏于保守的性质叫做“机能性障碍”。“去行政化”过程是相当的漫长，也必然充满着阵痛，但是勇敢者依然前行。

【注释】

[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2]张楚廷.教学理论探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0

[3]张楚廷.学校管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3、58、211、184

[4]张楚廷.学校管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3、58、211、184

[5]姚晓峰.张楚廷大学管理理念研究　社科纵横，2006（12）

[6]托马斯·萨乔万尼著，张虹译.校长学　一种反思性实践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35

[7]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177～178、189、247

[8]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177～178、189、247

[9]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177～178、189、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