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曾经的辉煌，亦是曾经的沧桑（代序）

历史是曾经的辉煌，亦是曾经的沧桑（代序）

马博忠

1931年11月9日，是中国回族近现代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80年前，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和明德中学，在旅滇阿富汗学者大章·穆罕默德先生的帮助下，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取得联系。1930年12月25日，得到爱大接收中国学生留埃的复函，经过考核、选拔，纳忠、马坚、林仲明、张有成等4名学子在沙儒诚先生的护送下，于1931年11月9日从昆明出发。经过51天行程，跨越中国、越南、中国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也门、吉布提等七个国家和地区，漂过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红海，经苏伊士运河，于12月20日到达开罗，开启了中国回教团体派遣留埃学生活动的先河。

在之后的六年中，成达师范学校、明德中学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分别派遣的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国留埃学生陆续成行，总计33名回族学生。他们抱着振兴中国伊斯兰教、服务国家的目的，刻苦攻读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经典，为报效民族、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阿拉伯世界日益高涨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下形成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国内“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进步思潮影响下，回族学子们的国家意识逐步形成和强化。在努力学习的前提下，他们参加了多种抗日救国活动，其中1939年“中国回教朝觐团”的事迹影响深远。1936年后，留埃学子分批归国。他们以所学，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实际，用他们的译著、新视角、新形象，成为民国时期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为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和当代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活动提供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这种力量和影响，远远超越了派遣留学活动的初衷。中国回族近现代历史记录了他们在学术上、在爱国主义历程上的辉煌，也见证了他们人生的沧桑。

1957年反“右”运动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留埃回族学生的光辉事迹几度被提起，又几度遭尘封，致使相关文物、照片损毁十分严重，给后人研究这一课题造成诸多困难。改革开放后，该课题部分个案及人物生平研究不断见诸媒体，《回族研究》、《阿拉伯世界》、《中国穆斯林》和一些民间刊物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平台，但围绕留埃学生派遣活动开展较全面、深入的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却因客观条件所限，迟迟未能提上议事日程。

一、学术研讨会缘起和编著三原则

2010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第十九届中国回族学会闭幕式上，高发元会长将纪念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设想提到日程上，这才有了今天的总结、纪念和发扬等。

2009年，在郑州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纳忠先生的长公子纳家瑞大哥和他的堂弟纳家璧先生，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畅谈父辈的伊斯兰情谊之余，产生了继承父辈传统为中国回族文化做一点事的想法。几经交流、切磋，一个共识逐渐在我们之间形成：作为留埃学生的后人，应继承父辈研讨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虽然我们不懂阿拉伯文，但可以用中文作为表达心愿的工具，遂决定共同编撰一本33位留埃回族学生生平事略的小册子，并以此参加留埃学生派遣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为使留埃回族学生事略编写符合历史事实，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克服几十年中“左”的思想影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两岸三地伊斯兰文化交流，特为留埃学生生平事略编撰制定了三条原则：

1.不以成败论英雄。过去的论文中这方面影响较深，留埃学生中，政治地位高、学术成就大的写得多；政治地位低，虽有学术成就，但鲜有人为之撰文；而那些归国后终生从事初等、中等教育或终生从事伊斯兰教教务工作的人更被人看不起。我们以为这种现象应予以改变，33名留埃回族学生是一个整体、一支团队的观念应确立起来。

2.不能继续用意识形态划线。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社会的大变革使留埃回族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次分化：一小部分人移居国外或台湾，一大部分则留在大陆。1957年“反右”，特别是1958年席卷全国的宗教改革，使大陆的留埃回族学生思想产生了第二次分化：一部分人各方面比较顺利，另一部分人则被错划成右派，未被划成右派的也成了内部限制使用的人，无法从事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宗教工作。而对移居台湾的留埃回族学生更鲜有文字介绍，两岸留埃学生同时出席国际伊斯兰学术研讨会，相见却不能相认的现象也有发生。改革开放后，虽然较前几十年改善了许多，但学界个别人士在这个问题上仍心有余悸。

3.以民国时期回族报刊中留埃学生史料为撰写人物生平事略的依据。对学子所获学位，则以“爱大章程”为依据作出判断。

我们就以上问题和想法，专门请教了姚继德先生，并得到他的支持，这增强了我们实施计划的信心。

二、主要参考的民国时期回族期刊简介

为了保证编撰生平事略有据可依，对逝者、对读者、对今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负责，笔者前后阅读了20多种民国时期回族报刊以及近现代和当代有关留埃回族学生活动的专著、日记、传记、纪念专刊、特刊和论文近35篇（部），又比较了不同时期著作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剔除民国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当代部分作品中的张冠李戴，推测和名词翻译上的误判、误导等问题，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为使读者了解情况，现对《月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清真铎报》、《成师校刊》、《伊斯兰学生》等5种期刊作如下介绍：

（一）《月华》

《月华》是由成达师范学校（简称“成师”）董事长马福祥先生倡议，由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亦称出版组）出版发行的综合性穆斯林期刊，也是民国期间办刊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在抗战中坚持办刊的少数期刊之一。《月华》创办于1929年，办刊宗旨是：发扬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提高中国回民之教育及生计（引自1929年11月5日创刊号）。

《月华》的创始人是马福祥、马邻翼、唐柯三、孙绳武、马松亭。筹建阶段的刊物设计委员会成员有：唐柯三、马松亭、刘柏石、孙幼铭、赵振武。《月华》出版社社长为唐柯三，总务主任兼代社长为马松亭，首任主编是孙幼铭，发行主任兼编辑是赵振武。

1929年11月5日创刊号在北平发行，立刻受到国内外各界欢迎，成为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回族穆斯林期刊。

《月华》共发行16卷（其中第15卷未发），按每年一卷编排。北平时期，1929～1937年出版1～9卷，主编为孙幼铭、赵振武两位。“七七事变”后，成达师范学校迁至桂林，《月华》1938年4月5日在桂林复刊。1938～1943年期间出版10～14卷，前后有两位主编：白寿彝、马金鹏，1944年停刊。1945年《月华》在重庆复刊，此时《月华》已脱离成达师范学校，由马松亭任主编，责任编辑马淳夷，出版了第16卷。抗战胜利后，《月华》回到北平，由庞士谦任主编，1948年改为四开报纸《月华周报》，1949年停刊。

《月华》发行的20年间，在其宗旨下，还组织出版了关于《古兰经》、穆圣、古尔邦、青年、妇女、儿童、斋月、创刊五周年、十周年纪念等20期专刊特号。

成师南迁桂林后，为适应抗战形势，1938年4月5日出版的《月华》第10卷第1期复刊词中，对今后的《月华》宗旨作了如下阐述：“第一，我国的抗战和建国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一方面应该如何根据教义，发挥抗战的教训，唤起教胞作具体的抗敌工作。另一方面又应该如何研究教内各种重要问题，以促进伊斯兰之真正发达，加强国家之真正力量，这是每一个中国回教刊物当前的责任……”

据此，抗战期间《月华》主要以《古兰经》、“圣训”为依据，唤起全国穆斯林的国家意识，成为中国抗战文化（国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月华》创刊十周年，出版纪念专号，白崇禧将军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名义为之题词：

“词严义正、有笔如刀，兴教救国、十载宣劳。”

（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亦称“会报”），1939年10月15日创刊，是抗战时期中国回民最高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主办的刊物，最初定为半月刊，实际以月刊发行。

该刊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三组（文教宣传组）编辑、出版、发行。先后担任责任编辑的有王梦扬、闪克行等。刊物“以提高教胞国家与民族意识、集中抗战建国力量、阐扬教义、推行教务为宗旨”（摘自《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章程》）。刊物为非卖品。

自1939年创刊至1945年抗战胜利，该刊共出版七卷。由于抗战时期财政困难，三卷后多有几期合刊情况，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迁往南京，改称《回教协会会报》。

会刊栏目内容丰富,有古兰经训、学术论著、文艺、译述介绍、会务消息、分支会活动情况、国内通讯、国外短讯、回教名人介绍等（摘自《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章程》）。发行期间也出过几期专刊，如《哈德成阿訇专号》、《纪念马君图专号》等。

总之，会刊不失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穆斯林活动和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

白崇禧将军作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曾三次为会刊题写刊名，前两次题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发行时又题写了《会报》刊名，另外他还为协会编辑的学术刊物《回教文化》题写了刊名，这些题名多在桂林白公馆完成。

（三）《清真铎报》及《留埃学生专号》

《清真铎报》月刊创刊于1929年2月，创办人是白孟愚等。马适卿、马慕青任主编，纳忠任编辑，社址在昆明市正义路121号。办刊宗旨为：阐扬伊斯兰教义，灌输伊斯兰思潮，讨论伊斯兰教育问题。加强教胞团结，争取民族自立。开设栏目有：伊斯兰教义及伦理、伊斯兰教史料、回民教育、圣贤传略、国内外伊斯兰教消息，还有诗歌、散文等，1929～1934年出版约30期，1940年因编辑人员变动，曾几度停、复刊，1929～1940年共出72期，1945年再度复刊，标以新字至1949年9月停刊，期间纳仲明、沙德珍、马坚、纳忠、白寿彝、纳训等先后任主编。

1931年12月出版第27、28合刊《留埃学生专号》，有幸由纳家琍、沙维礼提供了专号复印本，已全部录入，供大家研读。这是了解中国派遣首届留埃回族学生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本文还收录了1945年后出版的《清真铎报》若干期，上有留埃学生活动消息多条。

（四）《成师校刊》

《成师校刊》原名为《成师月刊》，创办于1934年4月15日，是在教师指导下，由成达师范学校学生担任实习编辑、发行工作的刊物。《成师月刊》共出两卷24期，指导教师是艾宜栽、周仲仁等，实习编辑由马学仁、哈福贵等先后担任。1936年4月更名为《成师校刊》，为五日刊，每期4～8页不等，指导教师是谢澄波、周仲仁等，实习编辑有闪克行、马湘等，发行有丁在钦、马维芝等。《成师月刊》、《成师校刊》刊头均由校长唐柯三手书。1937年，学校南迁桂林停刊。1939年3月复刊，至第5卷第1期改回月刊，这时指导老师是马金鹏、马浩澄，学生实习编辑有金德宝、马全仁、马人斌等，该刊为16开本，机器平装，办刊宗旨随时局变化为：要本着本校的使命来完成自己的任务，重新走上兴教救国、抗战建国的途程……决定在中国回民抗战建国运动中，肩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

（五）《伊斯兰学生》

该刊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31年1月21日创刊，编辑主任是金子常，办刊宗旨是：练习文字、研究教义、提倡宗教教育、鼓吹爱国思想。不少主笔都成为留埃学生，如金子常、马坚、定中明、胡恩钧、张怀德、林兴智、马有连等。该刊创刊号封面是彩色图案：蓝色大海波涛滚滚，远处航船在破浪前进，灯塔指引航向，天际间月亮和繁星在闪烁。该刊1931年创刊，1936年停刊。每年一期共出五期，报道了第一届、第四届留埃回族学生欢送会的情景，并配发了达浦生、哈德成、宗棣棠与第四届留埃回族学生的合影，还连载了林兴智的《到埃及来》一文。

该刊是了解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活动的唯一资料。

此外，本文史料辑录涉及的期刊还有《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晨熹》、《伊斯兰》、《月华周报》、《回协》、《绿旗》、《怀圣》、《塔光》、《禹贡回教专号》、《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学报》、《穆民》、《回教大众》、《伊理月刊》和庞士谦著《埃及九年》部分章节。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三、历史的辉煌

中国近现代回族史上回教团体派遣的留埃学生共6届33人，33人在当年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中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即使依1936年编制的英文版《中国年鉴》公布的中国穆斯林统计人口数48104240人，这33人也可谓是沧海一粟。但这33人，用他们的信仰、人品、学识创造了近现代回族史的辉煌：

1.他们是中国回教社团派遣留埃学生的先行者。创建了中国留埃学生部，以其聪明才智和对知识的勤奋追求赢得了爱大当局的赞誉，也为当代中国留埃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2.他们是中埃民间外交的开拓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埃友好协会创立，在开罗他们广交朋友，向当地学者介绍中国回教概况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为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

3.他们是中埃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坚先生将《论语》译成阿拉伯文，马继高先生将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的故事》译成阿拉伯文，庞士谦阿訇用阿拉伯文撰写了《中国回教》，海维谅先生用阿拉伯文出版了《中阿关系史》，以及庞士谦阿訇受聘在爱大做东方语讲座等，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亦为当代中埃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4.他们是爱教爱国的践行者。出国前，他们宗教感情深厚，国家意识不强，在爱大的学习则使他们对“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教义有了再认识。阿拉伯国家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跨越了单纯的宗教观念，最终将国家意识转化为爱国主义行动，既有脍炙人口的“中国回教朝觐团”的壮行，又有鲜为人知的为粉碎日寇妄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甘宁青抗宣团”。还有为保障抗战中运送物资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畅通，中国留埃学生部第一任部长沙国珍先生在花甲之年，受命赴缅甸各邦进行宣传慰问，取得丰硕成果。

5.他们的译著丰富了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库藏。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中留埃学生的各种著译约百种，其中：

伊斯兰典籍类：有《古兰经》汉译本三部，即马坚先生的《古兰经》汉译本、马金鹏先生的《古兰经译注》和张秉铎先生的《古兰经》汉译本。圣训经有两种，即马宏毅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和庞士谦阿訇的《脑威四十段圣谕》。其他还有纳忠的《伊斯兰教》，马坚的《回教教育史》、《回教真相》、《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教典诠释》、《伊斯兰哲学史》，林仲明的《回教历史教科书》，庞士谦的《回教法学史》等。

史学类：马坚的《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纳忠的《回教与阿拉伯文明》、《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近午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回教政治史》、《回教诸国文化史》、《阿拉伯近现代史》、《埃及近现代简史》、《阿拉伯通史》，王世明的《埃及独立史》，海维谅的《中阿关系史》，定中明的《回教黎明史》，熊振宗的《中东回教诸国简史》，林兴智的《回教遗产继承法》等。

文学游记类：纳训的《一千零一夜》，马俊武的《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熊振宗的《两狼故事》，林兴华的《卡里乃和迪木尔》，马金鹏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刘麟瑞的《土地》等。

汉译阿拉伯文类：马坚的《论语》，马继高的《稻草人的故事》，刘麟瑞的《西湖民间故事》、《子夜》、《北京的传说》和《家》、《春》、《秋》等。

此外，庞士谦、马坚、纳忠、马金鹏、金子常、熊振宗等人还分别翻译过《穆罕默德传》。

6.他们是中国阿拉伯语完成从中等教育进入大学教育的奠基人、耕耘者。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从经学教育到大学讲堂，经历了三个阶段，走过了50多个年头。1925年新式伊斯兰教教育兴起前，在清真寺，改良后的经学教育里一些开明阿訇在教经过程中已注意到阿拉伯语的实际应用（如笔译），这方面张子文、达浦生、王静斋、杨敬修、张鸿韬等阿訇不但注重实际，还编著了新课本，如杨敬修的《中阿初婚》等。1925年成达师范学校创建后，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进入中等教育阶段。教学中聘请、吸收了张子文、王静斋、杨敬修、张鸿韬、马自成、庞士谦等新型阿訇。1932年后，又聘请了两位埃及教授授课，教材方面编制了新的《初级阿拉伯语》、《高级阿拉伯语》、《文法读本》和《教典教材》等。1934年，在马自成阿訇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史上第一份教学标准——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回文课程标准。1936年成师派赴爱大留学生陆续回国，成为该校阿拉伯语教学主力，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韩宏魁四位归国学子组成了中国阿拉伯语中等教育的最强阵容，张秉铎、马金鹏分别担任过该校阿拉伯文专修班主任。成达编制的阿拉伯语教材和制定的教学标准，一直被中国各回民学校，如重庆经学研究班、北平回教经学院和北京回民学院等使用至1953年。

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日渐增多，阿拉伯语人才需求增大。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教育部下令：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三校设置阿拉伯语文及伊斯兰文化讲座。1939年春，云南大学聘请沙国珍先生担任此项讲座，这是阿拉伯语文进入中国大学讲堂的最早记录；1943年中央大学聘纳忠先生担任该校此项讲座，但这两次讲座均因传统观念作怪，生源缺乏，后无果而终。1946年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下设阿拉伯语组，聘马坚先生为教授，至此，阿拉伯语教学完成了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过渡。这个过渡从1925年至1946年整整21年。同年南京东方语专也增设阿拉伯语，聘刘麟瑞先生为讲师，然而两校都面临生源问题，马松亭阿訇将准备送到埃及留学的重庆经学研究班毕业生11人送进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回教协会向南京东方语专保送了8名回族学生，至此两所学校阿拉伯语教学才正式开展起来。1948年，广州国立中同大学开设阿拉伯语，聘熊振宗先生为讲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外交、外贸、新闻等战线急需阿拉伯语人才，这为中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大发展提供了机遇。继北京大学后，1954年，北京外贸学院设外贸阿拉伯语专业，聘马宏毅先生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1958年，外交学院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纳忠先生任系主任。1961年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55年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成立，庞士谦阿訇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至此，中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进入发展阶段。在纪念中国派遣留埃回族学生八十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追念中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的开拓者：马坚、纳忠、沙国珍、刘麟瑞、庞士谦、马宏毅、熊振宗等早期留埃穆斯林学者。

四、曾经的沧桑

这支33人组成的回族精英团队，各成员间，由于信仰上的差距，政治观点不同，能力的大小、水平的高低和寿数长短的不同，在近现代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史上演绎了不同的人生。历史诉说着他们的沧桑。

金殿桂先生，抗日战争中参加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积劳成疾，1939年归真，年仅28岁；韩宏魁先生，1944年成达师范学校向重庆迁移途经贵阳，为保护学校资金被土匪杀害，年仅35岁；张有成、金子常两位阿訇，不忘出国求学初衷，不为名、不为利，终生服务中国伊斯兰教，在1958年宗教改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但毫不动摇，堪称信仰楷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世明、定中明等一部分留埃学生迁往台湾，与大陆学友分隔近50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两岸学友出席同一国际学术研讨会，相见却不能相认，实为人间悲剧。

1957年反“右”扩大化，庞士谦、张秉铎两位被错划为右派，另一部分留埃学子虽未被划入右派，却成了内部控制使用人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批斗、劳改。马宏毅先生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去世的。

他们中小部分人，因客观条件所限，未能获得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如沙国珍先生等，留下永久的遗憾。

五、纪念与继承

80年过去了，斯人大都故去，由33名留埃回族学生组成的舰队，离我们渐远，他们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模糊，但他们留给中国回族的文化遗产是丰厚的，留给后来者的思考是深邃的，留给我们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他们人生中所折射出来的爱资哈尔气质和为国家、民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奋斗终生的精神，将激励新一代留埃回族学生沿着先辈开创的道路，为振兴国家、民族而努力奋斗。

这才是纪念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