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在笃信与求知中追寻

理想在笃信与求知中追寻——我父亲的一生^[1]

马博忠

2005年元月，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第一部经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审订的《古兰经》汉译本——《古兰经译注》，译者是家父，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马金鹏先生（以下简称先生）。

一、生平及求学经历

先生字志程，山东济南人，回族，1913年生于穆斯林贫民家庭，自幼入清真寺学经，后入济南公立第五小学。1925年春毕业，适逢唐柯三、马松亭、穆华庭、法静轩等创办成达师范学校，先生遵从母亲“在顿业上为众求饶，生活中对人公正，教育中培养圣贤”的教导入成达师范学校求学，成为穆斯林青年中最早接受伊斯兰师范教育的受益者之一。尽管学校生活清苦，“一天两顿小米粥加玉米面饼子和几根盐水萝卜” ^[2]。但先生仍然坚持学习，笃诚信仰，坚守五时拜功。经过六年苦读，先生已有背诵11本《古兰经》的记录。1932年毕业，被选送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

爱资哈尔大学是埃及最古老的伊斯兰高等学府，是各国穆斯林青年向往的地方。先生在该大学除了刻苦攻读学校设置的专业课程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练习阿拉伯语口语和听力，开阔学术研究思路。为了掌握《古兰经》诵读方法，先生每个“主麻日到清真寺听有名的诵经师诵读《古兰经》，遇到丧主为亡人设立纪念棚也进去听诵经师的诵念” ^[3]。为了积累较多的学术研究资料，先生不仅参加爱资哈尔大学和其他学术团体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还从每月的2埃镑生活费中，省出一半，购买各种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书籍，特别选购了爱大五年的学报，四年积累的书籍多达五大木箱之多。在此期间还翻译了埃及菲力德·干志德著的《回教与文明》（20万字）。成师和爱大两校10年教育使先生的信仰和学识都日渐成熟。1936年毕业回国，先生服务于母校，辅助埃及的两位教授达理和伊卜拉欣为成达师范学校学生教授阿拉伯语，并为高年级增开了阿拉伯语报刊选读课，使教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此举颇受成达师范师生们的欢迎。

投学于成达师范学校，深造于爱资哈尔大学，此乃先生自认人生第一大幸事。

二、宣传抗日救国

先生归国第二年（1937年）适逢“七七事变”爆发，国难方殷，为躲避日伪利用，成师举校南迁。迁移之中，为了粉碎日本妄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之阴谋，先生与另一位留埃同学金殿桂先生来到武汉，校长唐柯三安排他二人参加“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实践“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教导，宣传团从武汉出发跨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历时一年，行程1.3万里，采用火车、汽车、骑马、牛车、步行等方式，深入清真寺、军队驻地、回民聚居区等，以《古兰经》、《圣训经》为依据，演讲120多场，听众多达60万人次，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分裂祖国的阴谋。并且动员西北回胞，热爱祖国，反抗外来侵略。号召西北回族军政要员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1938年4月24日出版的《新华日报》社论《巩固国内民族的团结》指出：“回教抗敌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的民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1938年10月宣传团凯旋，10月15日《新华日报》在《回民一致表示坚决抗日》一文中称赞：“他们带回了我中华民族亲密团结的福音，实为我抗战胜利之一个重要保证。”这是延安对该团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贡献的肯定。

这段光荣的历史，“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被指控为“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不断遭到批判和审查。对此，先生无悔地说：“抗日救国宣传团，是我人生道路中最值得回忆的，引以自豪的一页。它让我实践了‘圣训’中‘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教训，也体会了顾炎武先生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实含义。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

三、主编《月华》旬刊

1938年秋，先生回到母校。当时因《月华》主编白寿彝先生赴云南他就，主编职务出现空缺，经马松亭阿訇提议、唐柯三校长批准，任命先生担任《月华》主编，兼成达师范学校教务处辅导出版组组长，先生时年26岁，成为《月华》历任主编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承担这项工作的成达师范毕业生。

《月华》创刊于1929年，是民国时期办刊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回族刊物，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当时正值全民抗战时期，《月华》负有宣传、动员回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斗争的作用，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先生运用留学生的特殊条件，联络留埃学生和服务于各地毕业的同学，组成了《月华》第三批撰稿人队伍。先生个人也在日常教学和编辑工作之余，撰写了《怎样加强回民抗战意识》、《古兰经中自力更生教训》、《穆圣之作战与其理由》、《真理与恶势力斗争的开始——百德里等战役》等十几篇有关抗战问题的文章，把经训教育与爱护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月华》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桂林，先生还翻译了埃及安纳尼·阿顿耶合著《回教基础常识》（10万字），编写了《穆圣传纪》等。先生任《月华》主编的过程中，还编辑了《纪念月华十周年专号》，不仅邀请了唐柯三、孙绳武、王曾善、薛文波、白寿彝、王梦扬等名人撰写纪念文章，而且还特邀白崇禧将军为纪念专号题写了“词严义正、有笔如刀，兴教救国、十载宣劳”的题词。

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是先生引以为豪的又一幸事。

从1944年开始，先生一直任国立成达师范学校阿拉伯文专修班主任，兼《古兰经》课导师，直到解放。

四、担任清真寺教长

为实践成达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三长（教长、校长、会长）之一的教长，1950年，先生接受了上海穆斯林聘请，担任福佑路清真寺教长。该寺在上海是有名的大寺之一，达浦生、薛子明等阿訇曾在寺中任教职多年，乡老的水平较高，又逢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抗美援朝战争，大的社会变化，要求清真寺教长适应时代要求，用《古兰经》、“圣训”引导穆斯林群众为新中国建设，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贡献。

先生不负时代要求，在讲“卧尔兹”中引经据典，为时代服务，既满足了群众的信仰需求，又为抗美援朝运动作了宣传。先生还开办了穆斯林大学生及青少年学习辅导班，引导穆斯林工商户妥善处理劳资纠纷，发挥成达学生善于演讲的特点，斋月里每晚进行演讲，宣传前辈热爱祖国的事迹，及穆斯林在天文、数学、医学等领域对人类的贡献，并将演讲词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寺中，大大提高了演讲的效果，做到信仰和求知的有机结合，使清真寺既发挥宣教职能，也起到联系政府与信教群众的桥梁作用。并翻译出版了艾·哈史米著《永久的幸福》（《简明教典》）。

三年届满，上海各界穆斯林赠送题有“穆民导师”的锦旗100多面，书写了对先生作为穆圣传人的评价。

在回忆三年教长工作时，先生自谦是在报答中国穆斯林大众的培育之恩，履行母亲“在顿业上为众人求饶”的教诲。

五、执教北京大学

1953年7月，先生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聘书，赴北京大学教授阿拉伯语。重新回到他钟爱的教师岗位，在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先生不但能学以致用，空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也使他如获至宝。在那“政治第一”的年代，先生因某些历史原因，基本上没有外出给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叙利亚友人来访，向外交部点名请先生为其和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先生在搞好教学工作之余，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资源，在书海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为后来丰硕的科研成果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纪念先生逝世五周年时，他的学生，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教授陈嘉厚先生回忆说：“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还挤出时间读书，搞科研，博览群书。系图书馆藏的大量阿拉伯语古今名著，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学、历史、哲学或宗教，他都借阅，几乎每本书上的借阅卡都有他的签名。”

先生还参加了《阿拉伯语教材》、《阿汉辞典》、《汉阿大词典》、《成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以及《毛泽东选集》、《科威特简史》的翻译工作。

对教学工作，先生的弟子朱威烈教授回忆说：“他对《古兰经》的谙熟，更是不容置疑，这很有说服力，因为引用《古兰经》中的例证来讲解语法，是具权威性的。”又说：“马坚先生是教研室主任，对金鹏先生可谓是倚为股肱。往往把培养外事干部，有留学生的重点班、重点课托付给他。”

退休后，先生参加学校组织的阿訇阿拉伯语暑期培训班，主讲教法学。还赴天津、济南等地义务为经学研究班讲课，实践其母亲“教育中培养圣贤”的教诲。

“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受到冲击，作为笃诚的穆斯林，他坚信这是考验。面对运动，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做人原则，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张甲民先生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横遭批判的狂潮中，马金鹏先生也曾是陪绑队伍中的一员。面对批判者，他一次再次清晰地回答了下面的喝问：‘没有！’不管浪声多高，他始终没有承认过少数人的指控。”用其母亲的“生活中对人公正”的家训要求自己。

在北京大学执教又是先生引以自豪的事。

六、硕果累累回报社会和穆斯林大众

作为笃信者，先生履行“学习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的圣训，积极学习，不断努力，汲取精华。先生虽一生粗茶淡饭，名利二字无缘于他，但在浮躁的环境中，他保持了穆斯林学者的正气。正如著名作家张承志先生在《麦丹叶合》序中说：“抱着一股凛然的气质，孤单地居位边缘，数十年间，不见他有一句谈及利益，不见他有一字旨在金钱，他总对我侃侃讲述，但和颜悦色之中，凛凛正气拂面而来，也许……是那一代爱资哈尔学生的气质。”

“他译著很多，更著名的是《伊本·白图泰游记》和逝后问世的《古兰经译注》”，其他译作有20多种，包括诗歌、语法、宗教、文学等，足见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多方面、多领域的。

《伊本·白图泰游记》译本问世后，为我国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前，学术界对中西交通的研究只能依据张星烺从德文译出的《拔都他游记》中国部分，现在变成了“以马金鹏中译为主，参考张星烺中译本”。这部译著的学术价值举世公认，在政治上也推动中摩两国友谊发展，许多出访摩洛哥的使者都携《游记》中译本，作为厚礼敬献哈桑国王。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来访的摩洛哥客人时，《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译本不仅成为赠送客人的礼品，而且也成为主宾交流的话题。

晚年，先生维系心志的信仰，激活了他残存的生命，用最后的努力，用80年知识的积累回报培育他的中国穆斯林和伟大的祖国，以耄耋之年的病体，在近十年的拼搏中，把学术研究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厚积薄发，向中国穆斯林交出了一个穆斯林学者最后的答卷——一部精美的《古兰经译注》，全美了先生平生的夙愿。

各国学术界公认，经典名著的译述，本身就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先生的《游记》中译本和《古兰经译注》，珍贵之处在于他认真作了注释，前者凭借丰富的伊斯兰文化底蕴和史地知识，而《古兰经译注》则是在忠诚信仰的前提下，选择具学术权威性的《泰伯雷注释》、《贝达威注释》、《耐赛菲注释》和《两哲两伦丁注释》四种作为参考范本，注释达11000多条，足见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态度。

先生一生钟爱《古兰经》诵读，每日诵读一本《古兰经》已成为生活必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经过名师指导，特别在开罗留学期间，向诵经师学习，使诵读达到一定水平。他留下了10盒《古兰经》诵读磁带，还翻译《有关〈古兰经〉诵读的几个问题》一文。先生的《古兰经》诵读不仅为广大穆斯林所喜爱，也给他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汉族学者朱威烈先生在《马金鹏先生——一位承前启后的穆斯林学者》一文中说：“这些年我在出访阿拉伯国家期间，每当听见大清真寺传出的宣礼声，总会想起金鹏先生，因为在我的回民老师中，只有他的音色、音调和技巧能达到像在空中悠扬回响的召祷声那样的水平。”

2001年10月24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对先生的品格、信仰和学识，回族著名学者李佩伦教授作了如下评价：

以清涤浊，以真拒伪，一生索求，两世吉庆，

摒弃张扬自售，穷达无悔，漠对逐势媚俗，荣辱不惊。

真知融入真经，辉跃时空无限，真情惠及真回，燃烧记忆永恒。

【注释】

[1]原载《中国宗教》2010年第2期。

[2]引自马金鹏译《古兰经译注》中“译者的话”。

[3]引自马金鹏译《古兰经译注》中“译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