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北朝隋唐墓地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

马建军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是“丝绸之路”（宁夏段）上的著名墓葬群，位于固原市原州区西、南郊（现开城镇）的小马庄、羊坊、深沟、大堡、王涝坝5个自然村和南塬一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已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与中亚五国政府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捆绑申报点。保护范围：南至杨庄自然村，西至深沟、大堡自然村，东至小马庄自然村东侧，北至固原职业技术学院南1000米处，并确定缓冲区。总面积1650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1120公顷，缓冲区面积530公顷。

一、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历史文化内涵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造茔时间为公元6世纪～7世纪，牵涉中国北周、隋、唐3个统治王朝。该墓地的考古发掘起始于1982年，到2004年共发掘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大、中、小型墓葬共计50余座，其中著名墓葬有：北周时期的3座，即李贤与其妻吴辉合葬墓、田弘墓、宇文猛墓；隋墓1座，即史射勿墓；唐墓6座，即史索岩与夫人安娘合葬墓、史铁棒墓、史道洛墓、史诃耽墓、史道德墓、梁元珍墓，还有诸多中小型墓葬，较为典型的有唐墓M1、M9、M15、M29、M36等。出土了大量蜚声中外的反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的珍贵文物，典型器物有鎏金银瓶、玻璃碗、金戒指、铁刀、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宝石印章、瓷器、铜器、壁画等，还有能够体现墓主人身世的墓志，并出土了两具欧罗巴人即白种人的骨架。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不可比拟的历史、考古、民族与艺术研究价值。

公元4世纪～7世纪，是绿洲“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长（安）凉（州）之道的北路途经宁夏境内190多千米，形成了著名的“萧关古道”，而固原就是古道上的咽喉重镇，贡使、商贾、僧侣往来频繁、络绎不绝，诸多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事实就发生在这里。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中出土的众多中亚、西亚器物和受其风格影响的器物，如：13枚萨珊金银币及其仿制品，展现源于希腊、罗马文化艺术风格的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鎏金银瓶，来源于伊朗高原萨珊玻璃系的凸钉装饰玻璃碗，微雕“生命树”母题并刻有中古波斯铭文的宝石印章等，以及手握或口含金银币的葬俗，实证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传播的兴盛和文化交流的发达。尤其是出土的7合史氏与安氏墓志，记载了隋唐间活动于中亚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人中的史氏流寓原州的事实。粟特人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公元3世纪～8世纪，他们沿着丝绸之路从撒马尔罕到长安一线建立了诸多商贸点和定居聚落，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活动。有些也跻身于官宦之列，生活在原州的粟特史姓人就是“因宦徙居”，他们均担任原州的中上层官员。墓地的发现，证明了这里是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在中国境内的重要聚居点，也为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汉化和民族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唐M29中出土的两具人骨架，经鉴定，头骨的颅面形态具有白种人的因素，史籍中关于粟特人面貌的记述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依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把欧罗巴人分布的最东界从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推进到了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具有特别的意义，进一步说明丝绸之路上原州地区人种分布的多样性。

北朝时期，固原是著名的北方军镇之一，这时又逢丝绸之路兴旺和畅通的重要时期。固原西南郊成为古人埋葬的理想之地，不乏高官在这里营造大型墓葬。迄今已发掘了北朝时期的墓葬十几座，其中北周大型墓葬3座，即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宇文猛墓；柱国大将军田弘墓。这3座权臣的墓葬呈东西一线并列，自李贤墓到宇文猛墓为1.72千米，宇文猛墓到田弘墓为0.67千米。营造时间前后相距10年，宇文猛墓为北周保定五年（565年），李贤墓为北周天和四年（569年），田弘墓为北周建德四年（575年）。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批蜚声中外的文物，尤以鎏金银壶、凸钉装饰玻璃碗等国宝级文物而著称。

隋唐时期的著名墓葬主要有粟特人史姓墓葬6座，即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隋大业五年，609年）；大唐故左亲卫史道洛墓（唐显庆三年，658年）；大唐故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史索岩与夫人安娘合葬墓（唐麟德元年，664年）；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墓（唐总章二年，669年）；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唐咸亨元年，670年）；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唐仪凤三年，678年）；一座非史姓的大周处士梁元珍墓（唐圣历二年，699年）。另外，还有南塬上的诸多唐代中小型墓葬，其中唐M29中的两具人骨架，为男女合葬，经人骨鉴定，均为白种人。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南北朝时期，是贯通中西丝绸之路的兴盛期，固原作为丝路东段北道上的咽喉重镇，大量带有或受中亚与波斯风格影响的西方文化向东传播，而原州正处于这条传播路线的中心位置，原州考古的发现把地中海、伊朗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朝鲜半岛、日本海岛紧密联系起来。戎装甲胄、佩刀、金银玻璃器皿、货币等中亚、西亚文物在北魏、北周墓葬中出土，便是有力的证据和见证。这些随葬品中，部分器物来自中亚和波斯地区或受其文化影响。北周李贤夫妇墓中有4件器物是来自中亚、西亚的。鎏金银壶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中亚制品，是希腊化对巴克特利亚地区影响的产物；凸钉装饰玻璃碗是典型的萨珊王朝制品，其上凸起的凹球面装饰在帕提亚、萨珊时期的伊朗高原上一度很流行；镶宝石金戒指，戒面蓝色宝石上微雕手执弧形花环的裸体人物，其母题来自萨珊，它的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某地；银装铁刀的佩系方法与我国刀剑的传统佩系方法“璏式佩系法”不同，是5世纪时西土耳其斯坦发明，约在6世纪传到我国，并逐步取代传统的璏式佩系法，后又经过中国传入日本。另外，李贤墓、宇文猛墓、田弘墓中出土的具装甲骑俑和武士俑、吹奏乐俑及出土的伎乐壁画，即反映出来自中西亚乐舞的影响。墓葬中出土的东罗马金银币是中西文化交流又一重要实物见证。

隋唐间是丝绸之路的昌盛繁荣时期。隋唐墓地中出土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再现了固原的丝路重镇地位。史射勿墓中出土的1枚金戒指，正中原镶有宝石，这种镶宝石戒指据认为是中亚、西亚传入的。史诃耽墓中出土的蓝色宝石印章，在宝石上雕刻图案的做法，流行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物，其上的铭文属古波斯的帕勒维文，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出土的石门门额刻有联珠纹，内填怪兽，联珠纹是起源于萨珊，在中亚地区流行后东渐传入我国的，在我国流行的时间有限，初唐以后即衰落。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兽面金饰、动物纹圆形金饰等器物均表现出了西亚、中亚风格。覆面的葬俗与波斯和中亚的覆面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额饰上半月形间托一圆形，圆形或表示太阳，与西亚、中亚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墓地中发现口含金币的葬俗与中亚地区有着密切联系。东罗马金币，出土时均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币含在口中，也有可能其余金币原含在墓主人的口中。这种口含金币的埋葬习俗与古希腊神话有着联系，古希腊神话传说，人去世后要到遥远的地狱世界，灵魂要由赫尔墨斯领至冥界的门口，再由卡戎用渡船运过斯蒂克斯河，人们要付给卡戎摆渡钱，而希腊人把这种钱置于死者的口中，后来罗马人沿袭了这一习俗。20世纪后半期在中亚地区发掘的1世纪～8世纪的许多墓葬中，都见到有死者口含或手握金银币的现象，而在古希腊墓中发现含币的习俗比中亚地区要早得多，从公元前5世纪～4世纪开始。中国境内古代乃至近现代仍然流传有死者口中含玉或含珠的葬俗，但没有死者口含钱币的习俗。固原史系家族墓中发现的这种葬俗，无疑是他们保留祖上在中亚的埋葬习俗。不难看出，从北朝至隋唐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达，丝绸之路上商贾络绎不绝，各种西亚、中亚的习俗、遗物源源不断流传到中国，固原作为丝路关隘要塞重镇，发现诸多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就可想而知了，尤其史系家族本身作为中亚粟特人的后裔，又是丝绸之路上的权臣，充当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中间媒介情理所在。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隋唐间发达的中西文化交流。

二、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突出的普遍价值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彰显了人类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造茔理念。古人选择地势平坦、视野开阔、背山面水的理想之地作为死者灵魂的安息之所。而该墓地背靠白马山，面临清水河，塬地开阔，环境优美，符合中国堪舆学中的“风水”观。而大型墓葬的构建，盛行长墓道、多天井，以及出土的诸多壁画，如门楼图、侍女图、日月星河图等，还有镇墓俑、出行仪仗俑、侍仆舞乐俑、庖橱用具等器物，一方面象征墓葬具有模仿主人生前居所的完备形式，体现多进院落的风格；另一方面说明死者灵魂仍然能够享受生前的饮食起居与荣华富贵。这正是古人“视死如生”美好愿望的真实反映。且在墓葬的构建上具有创新意义。墓地中大型墓葬流行长墓道、多天井的做法，无论是庶人还是品官，墓葬中都有3～7个不等的天井，这种现象在同一墓地中出现，十分罕见。而该墓地中多天井的出现，与这里的地质条件密切相关，充分考虑了黄土的失陷性特征，在营造墓葬时，容易塌陷，不适宜构筑长坡洞墓道，所以在长斜坡墓道上开凿天井，以满足古人在构建大规模墓葬上的礼仪需要。长墓道、多天井的墓葬形式，是长时间的演变与创新而致。另外，墓葬结构的明显特征就是墓道与天井上宽下窄，这样既便于施工，节省劳动时间，又有利于稳定结构，反映了隋唐间人们的埋葬思想。墓地中大型墓葬的深度距地表均有10尺左右，符合隋唐间的造茔制度。隋唐时，墓葬距地表的深浅，皆有丈尺，并规定若干吉尺。墓地中发掘的隋唐时期的8座大型墓葬，有4座深度属吉尺，有4座非吉尺，但误差均在1尺以下，若考虑换算误差，水土流失等因素，埋葬深度应该是按照堪舆吉尺而衡定的。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体现了4世纪～7世纪丝绸之路繁荣昌盛时期宁夏段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粟特民族徙居与融合的事实。对研究中古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宁夏段发达的文化、商业贸易及粟特人甚至欧罗巴人汉化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展示了文化与民族的多元性。墓地的发掘，在学术界与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大型墓葬的拥有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王朝的权臣，曾在丝绸之路沿线重镇担任要职，对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发挥过重要作用，可以说，他们是著名的丝路人物。墓地中出土的众多中亚、西亚文物，绚丽多彩、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精美无比，再现了丝绸之路一线文化交流由西向东逐渐传播的过程，以及对丝绸之路沿线商业贸易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墓地中出土了大批珍贵壁画，是北朝隋唐间墓葬壁画的一大发现。北周时期的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绘有手持或肩扛仪刀的武士、门楼、侍女等内容的壁画；宇文猛墓仅存第五天井东一幅武士图；田弘墓在墓室及甬道绘有壁画。隋史射勿墓在墓道、天井、过洞和墓室绘制手持仪刀的武士、手持笏板的文官、门楼、侍女等内容的壁画。唐史索岩墓保存有第五过洞上方的一幅朱雀图。这些壁画，内容丰富，绘制水平较高，尤其是北周墓中的壁画，人物面部画法与敦煌西魏北周窟中的人像面部画法近似，说明当时原州与敦煌地区的画工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并填补了西魏至北周壁画史的空白，是北朝画迹的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隋史射勿墓是一座大型壁画墓，为隋代考古所稀见，丰富了这个时期墓葬壁画的内容，艺术价值极高。

墓地中发现了隋唐时期“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粟特人家族墓葬，出土7合墓志，即《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志》《唐故左亲卫史道洛墓志》《唐故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史索岩夫妇墓志》《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墓志》《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志》《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志》，显现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交融。这些墓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仅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而且从墓志记载分析可知，墓葬的主人属中亚粟特侨民，即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他们是沿着丝绸之路一线逐步迁徙落籍固原的，并担任地方中高级官职。更重要的是对研究当时落籍固原的史系家族及粟特人东迁后的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史姓墓葬中流行口含或手握金银币及使用金覆面的葬俗，体现了其祖上在中亚的埋葬习俗，为研究粟特人在固原境内随俗而葬后仍然保留先祖的某些习俗提供了依据。墓地中还有诸多下层人士的无墓志记载的小型墓葬，体现了墓地拥有人群的多样性。墓地中展示的葬俗，不论是上层达官，还是下层人士，也不分中国的汉民族与外国粟特侨民，墓葬形制均使用墓道洞室墓，一律实行土葬，葬俗完全本土化，甚至唐墓中欧罗巴人即白种人的葬俗也不例外。充分说明了不同人种在同一地区生活的趋同化，也表现出了文化从多元向一体交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白种人骨的发现，显现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交融及当地生活人种的多样性，且把欧罗巴人分布的最东界从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推进到了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具有突出的价值与特别的意义。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深厚文化内涵，为曾经发达的丝绸之路文明和已经消逝的粟特民族及文化传统提供了特殊见证。恢宏庞杂、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已被现代文明程度更高的柏油坦荡之路取代，昔日驼铃声声的商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疾驰往来的各种车辆，只有沿线遗留的古迹、遗址、城垣、墓地见证着丝绸之路的辉煌与伟大，诉说着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的一切。该墓地便是一例，静谧的墓地，拂去历史的尘封，揭开神秘的面纱，显示出了丝绸之路上发达的文化交流、商业贸易与民族迁徙融合的事实，为北朝隋唐间中西文化交流、人种的多样性和外国侨民的汉化提供了独特而又特殊的见证。墓地中出土的文物，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如鎏金银瓶、凸钉装饰玻璃碗、镶青金石金戒指、银饰环首刀、银耳杯、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金覆面、蓝宝石印章、金花饰等，反映出丝绸之路上商贸的繁荣，使得中亚、西亚各种奢侈品源源不断运来，并留在了丝路重镇固原，有些伴随着主人到了灵魂世界，仍相厮守。同时，该墓地是中国境内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中亚粟特人墓葬群，不啻为粟特人创造的文明和已经消亡的粟特人提供了特殊见证。隋唐时期，中国史籍把活动于中亚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索格底亚那地区的粟特人统称为“昭武九姓”，即康国、何国、米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火寻、戊地等9国。流寓中国的粟特人，均以国为姓，素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利之所在，不远千里，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往于中亚与中国之间，进行国际商贸活动，不仅如此，他们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传播者。固原发掘的史系家族墓葬便属“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及相关遗物，是研究史系家族以及其他外国侨民在中国境内生活状况的珍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