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1 形态的趋同
中国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使各个城市已迫不及待地想跻身于国际都市的行列中，整个城市沉浸在庆典与混乱之间。这种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的都市重构，致使城市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面前无所不有，但是真正属于我们国家的、传统的，仿佛又一无所有。场所在这个极端现代主义阴霾下失去了其存在的空间和意义。
（1）单面城市。纵向观察，城市在巨变：城市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地扩张、蔓延。横向审视，城市在趋同：高速路、立交桥、商业区、大广场、高层建筑、广告招牌、霓虹灯，等等，在每一个城市都能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不管是南方北方，还是穷城富城、大城小城，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都重复着同样的模式，都不存在地方性的差异。
（2）布景城市。布景化的城市空间表现为临时的、拼凑的、虚假的、非真实尺度的空间，它犹如化装舞会上的面具一般隐藏了真实的内容。这是一种缺乏自身思想内涵的空间。中国当代的城市沉浸在大众文化的影像氛围中，人们不再去探索传媒包装后面的信息、内容，城市中的一切都被简化为二维的图像，人们关注的只是表皮的视觉冲击力，而对空间的本质不再感兴趣。形式的自主性使建筑远离日常生活，演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游戏；而消费文化产生过量的影像与视觉符号，消解了意象与真实之间的差异，城市的内涵被扭曲和重塑。形象工程、城市化装运动、表皮建筑师的出现正是迎合了现代人们无深度、无中心的品位需求。这种粉饰脸面的布景化的空间逐步瓦解了城市的文化和人们日常的生活空间，从而使空间失去了真实性和认同性。
城市是一个耗散结构的自组织系统，正是其中随机性的、无法复制的市民生活与物质实体的集合才构成了人情味的场所。当代中国这种唯物质化、唯视觉化、唯功能化的城市建设倾向，呈现出的没有思想、没有历史文脉、没有文化底蕴、没有生活记忆的空间全然失去了场所的灵魂。
2.3.2.2 空间的分割
（1）空间的碎片化。在社会变化急剧加速的背景下，由于城市跳跃式的发展使其自身的形态不能及时调整过来，而不均衡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城市空间的碎片化。碎片化是指城市空间缺乏整体性与连贯性、片断化的空间各自为政，不成体系。它表现在城市的多个方面：各部门空间的私有化对空间布局的随意划分，各种形式的建筑立面和各种材质的运用，使空间成为展示个人风格的作品的舞台；开发商的各自为政难以把握城市的结构布局和控制地块间的空间效用；城市道路的纵横交错肢解了整体化的空间布局，切断了社区邻里、公共空间的联系；社区门禁制度的实施更加摧毁了空间的连续性，使城市成为一座座孤岛。
（2）权力空间的争夺。在现代生活中，权力被引申为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于“权力”的解读就是“一个或若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即使遇到参与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能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17]。权力作为一种能力，拥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和强制性。权力空间在城市建设上具体表现为权威的城市规划、政府经营的城市、形象至上和资本至上的城市、乌托邦地勾画蓝图等。传统城市的空间权力表现为纪念性的场所，而现代城市则表现为空间的渠化，即功能分块、范围内的霸权性和排他性。在权力操纵下的城市空间呈现出的常常是理想化的、计划式的、指令下的、标志性的、单向度的现状。例如，一直争执不休的国家大剧院、CCTV新总部大厦等，城市成为建筑单体表演的舞台，成为炫耀功绩和英雄主义的表演秀，城市空间逐渐沦为权力的符号和欲望的象征。这种来自人类自身对统治权、征服欲和对纪念性追求的强大遗传基因，周期性地冲击着供人们日常生活的市民空间。
2.3.2.3 功能的争夺
当代城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新城建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进的、非连续性的处理手法，以片段式的跳跃组合的方式，将城市与历史割裂开来，城市虽没有了杂音，但同时也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建筑师阿尔多·范艾克认为，新规划的社区“虽无脏乱困扰，却带给我们一种洁净的烦恼。……只要看看这些新城或最近的住宅开发项目，就可以明白我们的精神有多失落啊”[18]。我们的城市在追求一种全新的城市格局和时代精神，但同时也丢弃了历史的精华所在。莫里斯· 哈布瓦赫认为：“凭借着对传统价值的执着，昨日的社会以及社会化进程中相继出现的各个时期才得以存续至今。”[19]正是不同时期的人造环境的历史积淀和叠加，才构成了城市丰富、多样的厚重感。
（1）土地的城市化——城中村。粗放式的土地使用模式、规划用地的盲目扩张等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不同功能的土地不断地沦为城市建设用地，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已然变成了单一的土地城市化了。此外，由于对农业用地、森林、湖泊、湿地等自然资源的占用与开发成本比民宅要廉价，征用相对容易，所以用于城市扩张所需的建设用地以耕地等自然资源为主。这样原本位于城市外围的农宅则逐渐被新扩张的城市包围，于是便导致了城中村的形成。
城中村居民作为被动城市化人群被迫与原来世代依赖的土地分割开，从从事农业活动到非农的转变，使其在精神、物质方面都经历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被动城市化，是指农民在没有做好接收身份和生活地域转变的心理准备的同时，就被迫放弃世代依存的土地、农业的生产方式以及乡村的生活方式，从而被动地融进城市的过程。失地农民，是指那些曾经在集体土地上耕种、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因为城市的非农建设对土地的需要，从而使农民部分或全部的土地的使用权，进而导致农民的身份和职业发生改变的群体。[20]土地对于所有务农人员来说是一种独特的财产，它寄寓了农民一种特殊的情感和价值。在城市化的推进下，城中村的农民失去了世代依赖的土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稳定的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割断了他们的乡土情结，导致维系传统乡村社区稳定发展的制度和习俗的作用丧失，从而导致身份认同危机。
（2）单薄生涩的新态城。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速度较快的建筑加工场，空间环境就在快速更新、快速死亡的循环中挣扎。过度的城市化催生了城市一轮轮狂轰滥炸般的拆旧建新运动，以及暴力拆迁、巧取豪夺、欺上瞒下、唯利是图、漠视弱势群体等。这种大跃进式的旧城改造导致古老的城市肌理以及承载着居民的记忆与生活的街巷、院落和老房子随着城市的翻新而消失了。人们不仅失去了居住和生活的物质环境，而且还被从相识的熟人社区中剥离出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地点和角色的转变。城市被分割成一座座没有联系的孤岛，被更新成没有记忆的新态城。这种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规模宏大、面孔相似的物理环境的激进建设是对场所精神的忽视，是对城市中具体的生活环境及其意义的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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