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人格的异化

3.2.1.1　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的角逐

工业城市化被认为是社会的分水岭，由它引发的城乡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差异等革命性变革，将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类型间的两极分化呈现出来。梅因爵士看到了这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继承责任逐渐被契约和一定范围内的有限责任替代。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对财产（主要表现为土地）的占有方式的改变。在农村土地被家族所共有，而在城市土地则是可以交换的商品，所以，人们对土地和家庭的依附减弱。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两段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礼俗社会”（gemeinschaft），第二个时期为“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他认为现代国家、科学、城市和大规模的贸易在由第一个时期向第二个时期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俗社会”中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血缘、地缘维系的族群。亲族邻里街坊间有着共同的经历、利益和目标，有着共同的善恶观念，有着共同的敌人和朋友，是一种相对同质的社会关系。“法理社会”是建立在理性、个人主义的、算计和契约基础上的异质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利益为主导的，表现为复杂的经济、社会、法律关系。对个人产生影响的不再是家庭、族群等亲情关系，而是专业上的合作、竞争的、基于理性和效率的关系。

涂尔干在滕尼斯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他提出了另一对相似的范畴：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所谓“机械团结”，是指人们在集体意识和传统的习惯、价值观、共同的信仰、仪式和标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意识的社会联系，它是部族式乡村的特征，说其是机械的，是因为介入这里的人在各个方面几乎是相同的，他们在无意识的前提下联合在一起。所谓“有机团结”，是建立在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之所以有机，是因为联结在一起的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来自不同的家庭，依靠社会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涂尔干认为日益分化的劳动分工使人类从片段化走向组织化。

西美尔从城市的社会心理方面对两种社会状态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在个人满足与直接接触的小社会之中，个人的所有特性都受到所在团体的支配和影响，在无意识的层次中过着稳定的生活。另一种是个人在更大的团体中担任专门的角色，可以参与到各个方面的利益集团中，并不断地受到外部物理环境和社会的刺激，高度个人自治的体制需要人们不断地做出反馈，从而促成了城市人发展出一种隔离和筛选机制。在这种集体社会中，个人虽然自由但也存在威胁：在处理外部关系时所呈现出的非情感化的因素以及基于理性的精于计算的特质常会使个人丧失个性。

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也比较了这两种差异，他将满足人类无意识需求的方式称为“民间的方式”，它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制约；将受国家体制制约的契约关系称为“国家的方式”，它则受到国家的调控和城市经历的制约。马克斯·韦伯看出了社会理性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增长的趋势。他指出，现代社会具有契约的特性，个人的行为受到理性思想的支配，同时也期待所有的机构、团体也能同样用理性的意识去履行义务。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思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城市不同于乡村民俗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异质性高。具体体现在：首先，城市促成了不同种族、职业、社会分工的异质性群体；其次，社会复杂的组织关系（如法院、警察部门、科层制组织、大众传媒、现代公司等）的形成弱化了传统的血缘、家庭以及邻里关系；再次，由于对正式社会控制的依赖，次级群体取代了初级群体，人与人的关系局限在特定的角色范围内，并以非个性化的、表面化的形式来维持这种关系；最后，处于高密度中的城市人，面对纷繁复杂的物质、精神产品的刺激需要过滤和筛选，这就造成了城市人对内在的差别识别缓慢，而流于表面的、可见的、具有冲击力的视觉形象的欣赏和判断。

综合以上学者的理论分析，可以概括出城市化以来传统和现代的明显区别（见表3-1）：建立在亲情、血缘、社会习俗、道德和世袭权利基础上的首属群体关系逐渐被非个人的、理性的、专业分工的次属群体关系所取代。

表3-1　前工业社会与城市——工业社会的区别

资料来源：［美］贝利. 比较城市化［M］. 顾朝林，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2.1.2 人格的异化

城市人格的现代性虽然有积极的一面，如效率、理智、实用等，但同时也呈现出了肤浅、淡薄、短暂的社会关系以及老于世故、刻板机械、利益至上的性格特征。每个个体为实现自我目的而建立起短暂、肤浅的实用关系，一方面，个体摆脱了传统亲密关系对他的情感控制；另一方面，他失去了传统社会有机体中安全、自信和参与的意识。这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虚无和反常的状态。

当然，城市人格的现代性转向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场所的缺失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强化了人格的异化特征。本书主要从场所缺失的角度，去分析由于此原因的影响而对主体精神上和性格上产生的冲击与变化。环境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是一种双向认同的关系。舒适宜人的环境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影响人积极的行为方式；而枯燥冰冷的环境阻碍人们之间的社交与情感的交流，更放大了人内心的烦躁、无根、不安全的感觉，继而深刻地影响主体的内心变化。

现代城市空间的划分与营造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但是越是经过加工与设计，越是隔离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使社会成员失去共存感与归属感。传统的交往方式是人与人直接面对面地交流，它伴随人们的语言、表情、肢体行为等进行心理的沟通。这种交往模式对人的心理与精神寄托具有终极的性质。然而在城市化背景下，大量的人、事、信息等多种刺激的急剧增加，使人们的精神超负荷运行，而为了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刺激，城市空间逐渐形成了隔离机制。比如公共空间的衰落、门禁小区的盛行、单元高层住宅的崛起等，这些对空间环境的控制与分割减少了人们之间的交往；物的分隔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引发了主体内心的孤独感和加剧了情感的冷漠。此外，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解组，使人们逐渐丧失了集体精神，群体意识的失落也会导致主体的孤独与冷漠感。这种病态人格上的转变进一步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增强，漠不关心和提防的心态进而又加剧了主体的孤独和冷漠，现代人之间的交往因此陷入恶性的循环过程中。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表层化和短暂化。

据调查，在北京某单元住宅中，不知邻里姓名的占 72%，不知工作单位的占68%，从不串门的占95%，没有任何交往的占93%。^[2]这种行为的产生与公共空间的衰落、环境隔离机制有很大的关系。保持表层的交往甚至是完全不交往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心理能量，是出于恐惧的心理。再如经常被社会学家引用的典型事例：1964年吉诺维斯在纽约市自己公寓的楼前被杀，当时有8个邻居听到了她的叫声，但是都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甚至没有一个人报警。这个案例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我国，类似的由于情感冷漠而引发的自杀、心理疾病等事例也屡见不鲜。沃思认为城市生活就是一幅匿名大众的图景，邻里间老死不相往来，与他人的交往只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之上；社会学家、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人与人间交往的动机是出于对自己是否有用，现代的社会创造出了用完就扔的模式的人。可以说我们与别人的接触只是接通他人人格里部分模件而非整个人，这种有限的、片面的接触必然会导致情感的疏远。

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具有结群性或社会性，有相聚的需求。然而现代空间的单纯和机械的隔离剥夺了人性聚集的需要，造成了孤独、冷漠、信任感丧失、群体意识失落等人格上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