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人类向往的归属地，彻底地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思维和生活、居住的方式。城市理论学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对此评论：“终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地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长时期间隔后，从城市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禁限。但是，人类起初形成城市时是不曾料想到会有这种后果的。”[3]城市确实开发了人的潜能，并给予人类充分的个人自由。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工具理性的扩张、个人主义的盛行，城市虽然创造了巨大成就以及为市民提供了宽裕的心理和社会空间，但在造就了城市人格现代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病态的人格：人情冷漠、孤独无助、陌生感、不安全感、不信任感、交流的减少、社会凝聚力的消解等。美国现代化理论学者布莱克曾经指出，在迅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人认同特征逐渐丧失。他认为，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说，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变得比较自由，不太受环境的控制，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在复杂多元且动荡的社会中，人们很难确定自己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现代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以及空间的分裂，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个人价值的体现也受到制约。很多人开始把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看作现代社会的标志。
3.2.2.1 传统社区的变异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了社区结构的变异。“用现代术语来说，作为现代城市社会流动性和分裂性的结果，我们失去了社区。”[4]社区所应带给人的持久性与稳定性对于人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现代社会里，人生活在脱离了支撑自身文化本土语境的区域内，失去了与自然、生存场所的内在有机联系。社区也由于居民快速流动的特质（工作的频繁更换，不同阶层、文化、宗教、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人的会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表面化和短暂化，城市社会削弱了家庭、亲族以及邻里之间的纽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对自己所在社区的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人与人间的交流不再仅仅局限在特定的地域内，因而呈现出因共同联系而结合的非地域社区的特点。这些说明了现代社区对人的生存体验的弱化。然而，在城市的一些人口流动较少、职业范围相对狭小、社区建设年代较长或者自发形成的非明显界限的区域仍然依赖具有凝聚力和忠于社区的精神。
丹尼尔·贝尔在《社群主义及其批评》中，将社区分为三类：地域性社区、记忆性社区和心理性社区。地域性社区也是原始意义上的社区；记忆性社区是指拥有共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的群体；心理性社区是指由于从事共同的活动从而形成共同心理和共同目标的人群的集合。在上述逐渐衰退的传统地域性的社区内，普遍来讲，很难形成记忆性社区和心理性社区，反倒是没有生活在同一地域社区的人通过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来分享共同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价值观，从而摆脱地域和空间的束缚，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进而形成一个互动、认同的心理社区。
3.2.2.2 危险的城市空间
随着传统社区的逐渐衰落、交流的减少、社会凝聚力的消解，生活在不同区域内的居民没有场所认同和归属感，反而有种无根、漂泊的感觉，传统意义上的家”变成了临时的住所，这也就使其缺少了对社区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继而导致危险空间的增多。
邻里关系的陌生感、对社会的不信任以及对安全的考虑，使整个城市的各个空间都出现了防御性的格局：围墙、栏杆、警报、防卫装置等安全设施的泛滥使城市与生活场所间变得四分五裂。这种“门禁社区”的模式意味着城市各个空间将出现一种易于监视和检查的碎片化趋势。在可控制的空间内部这种安全的方式增加了该区域内的防御自主权，但这也使那些没有能力进行防御的空间被彻底放弃，从而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不论从属于哪一个群体的人都视城市为危险的、不可靠的，不同阶层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囚禁在各自所属的领地内，在自己封闭的网络里活动，并视此空间以外的社会网络为不安全的。而城市空间的隔离又增加了安全区以外的人对安全隐患的恐惧。然而正是这种恶性的循环助长了空间分隔的势头，不管穷人富人都参与到空间阻隔之中，试图通过各种与外部的隔离而强化自己领域的边界，这种格局的出现滋生了一个个割裂的孤岛，使社会的安全隐患更多。
在城市割裂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安全成为一种奢侈的东西：由金钱、地位的高低来支配和拥有安全的级别。然而，正如奇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奇怪的是，那些原本为了给居民提供安全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如今带给人们的却不是安全而是危险。”[5]人们越对安全问题上心，其不安全感越强。麦克·戴维斯对此状况指出：“社会对威胁的感知并不是源于犯罪，而是源于安全被动员的程度。”[6]曾经人与人之间维持的淡漠的、肤浅的、形式化的交往已被全面的不信任代替，从而进一步催生了碎片化的空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