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想主义的特征

一、教育理想主义的特征

19世纪初，在法国资产阶级掠夺战争和普鲁士资产阶级经济改革运动期间，启蒙教育学被德国资产阶级的另一个教育流派教育理想主义所排挤。教育理想主义对启蒙教育学的进攻，适应了经济自由主义取代国家控制的商业体系的要求。启蒙教育学作为重商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在个人主义的利润追求的氛围中失去了其影响力和公众对它的重视；19世纪30年代后，启蒙教育家们创建的工业学校已所剩不多。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在占有财富和享有教育特权的资产阶级中和封建资产阶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最高的教育原则已不再是直接为实践活动作准备，而是远离生产实践的所谓“人的教育”，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子弟享受的、作为“人的教育”之高级阶段的文科中学和大学教育。工业教育学家们曾经感兴趣的下层社会青年，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教育学的视角里已经消失。本来作为初等学校教育之组成部分的、把思想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和联系生产实践的教育重新被降低到传授读、写、算等初步知识的地位，而把下层社会青少年离开国民学校后的训练从普通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留给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企业和部分时间制学校。

在拿破仑战争和德国向经济自由主义过渡的时期，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的权力有一定加强，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状态。政治领导权仍操在封建贵族手里。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起来举行一次革命的起义。资产阶级在这种不得意的情况下，想找到一条出路，以提高自己的声誉和自信心。他们向往理想化的古代社会，幻想着建立一个排除历史性祸害的生存环境，为此，他们主张通过“人的教育”来培养完美的个性。这就是教育理想主义最基本的特征。

教育理想主义者们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反对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启蒙教育（他们称这种教育为“职业教育”）。他们指出，启蒙教育学不能引导人们获得幸福和完美，因为它并不想打破由专制主义制度预先在经济上和职业上限定的狭隘的框框。启蒙教育家们把劳动的个人保持在其原来所属的社会地位上。他们虽然通过劳动和纪律的训练来促进人的勤奋工作的美德，但这是在不自由的氛围里的勤奋和纪律，因为这些人都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工人依附于企业主，农民依附于地主，市民依附于封建主。

教育理想主义者针对启蒙教育学的普通劳动教育，特别是针对巴泽多创立的泛爱学校里和工业学校里推行的实科教学，提出远离生产实践的“人性的陶冶”，以独立的人性去代替那种依附性。因此，他们强调让受教育者集中精力于“内部世界”的改造，反对鼓励他们对“外部世界”发生兴趣，尤其反对把教育同物质生产联系起来，认为受教育的目的不应当是为了赢利，为了获得面包，并贬称带有这种目的的教育为“面包科学”。教育理想主义者在攻击“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攻击压制资产阶级首创精神的专制主义国家，就此而言，不管他们的批评正确与否，也包含了争取自由的倾向。然而，他们对专制主义的这种间接攻击，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因为在普鲁士改革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力量用建立在反封建和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外部世界”去反对他们所批评的那个“外部世界”。教育理想主义虽然能够排挤掉启蒙的普通劳动教育，然而它不可能贯彻比启蒙教育学所主张的更自由的教育。相反地，教育理想主义所攻击的恰恰是启蒙教育学的解放的一面，即主张通过国家资助来关心下层社会居民教育的泛爱主义观点，而压制的一面，即他们所批评的经济功利主义的一面仍然保留着，而且构成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国民学校和部分时间制学校里下层社会青少年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面。大约自1830年工业革命开始起，不断发展的为劳动青年开设的部分时间制学校，即后来的部分时间制职业学校与企业训练，始终处于被贬低、被歧视的地位。⁽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