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后的对外传播新格局

奥运会后的对外传播新格局_政府应对境外媒体策略研究

第二节　奥运会后的对外传播新格局

2008年，既是一个30年的终结，又是另一个30年的开篇。北京奥运成为中国政府与境外媒体关系的又一重大转折点。据统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注册记者多达两万人以上，此外还有多达近三万的非注册记者。奥运期间，仅仅来北京采访奥运的外国记者，就超过20世纪来华记者的总和。

活跃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外国记者们，以各自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变化，关注着北京奥运会，并把这种变化传递给全世界。北京成为世界人民瞩目的焦点，中国前所未有地、全方位地接受了一次来自世界的检验。经过这场盛会，世界得以重新认识中国；而经历了这次检验的中国，也变得更加成熟、理性、自信，中国对外传播进入新格局。

一、对外开放交流心态逐步形成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爆发骚乱事件，新华社第一时间公布了死亡人数及受伤人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在事后立即成立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到访国内外记者说明事件情况。骚乱发生数小对后，政府邀请外国记者正式访问骚乱发生地乌鲁木齐，并且在乌鲁木齐市中心一家酒店设立了新闻中心，方便到访国内外记者了解事件的最新进展。

“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我国政府对待境外媒体的开放态度和官方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速度可以说是空前的。这说明，在奥运之后的中国，一种开放的交流心态已经逐步形成。

面对突发事件时，在传统的对外宣传模式下，政府通常采取“封闭消息，内部调查，待事件清楚之后对外公布”的封闭式处理策略。在新的对外宣传模式下，政府则采取“第一时间公布信息，对媒体保持开放”的开放式策略。这种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既是我国政府在经历了抗击“非典”、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不断总结与反思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在奥运之后所确立的对境外媒体实施开放政策的体现。

为实现先前对国际奥组委的媒体报道承诺，2006年12月1日，国务院公布的第477号令《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规定外国记者可以不再经审批而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自由采访，中国公民也可以自由接受采访。该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2008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

奥运期间，中国对外媒开放的政策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认可，但是人们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的政策在奥运结束后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否会重新回到奥运之前？”2008年10月17日晚11时45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537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最后废止的时间还有15分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于2008年10月17日起施行，与此同时，1990年1月10日国务院公布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废止。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将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对外媒的开放政策从临时转为常态。这也意味着1990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时代的结束，中国政府对境外媒体实施开放的时代来临。

1990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应当遵守新闻职业道德，不得歪曲事实，制造谣言，或者以不正当手段采访报道”，“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不得进行与其身份和性质不符，或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统一、社会公众利益的活动”。这里所使用的语言比较强硬，在这些强硬语言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外国媒体的警惕与戒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警惕与戒备，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原因，也有长期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与“冷战”思维的惯性。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同样的条款在语言的使用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进行采访报道”，“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不得进行与其机构性质或者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这种转变展现的是一种更加自信、开放、坦诚的气度。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面对世界的目光，中国不再是戒备与回避，而是以一种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姿态去接受来自世界的关注。

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全面、准确、及时地向外界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不回避我国存在的问题。”^[9]

2008年10月17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颁布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只有你对媒体更公开，更透明，提供更多的信息，媒体才能帮助你。当然，不要指望媒体只报道中国好的、进步的和发展的一面，也要承受他们可能报道一些你不愿意被报道的问题。”^[10]

二、“对外大传播”格局渐成体系

我国社会对外传播体系正由传统的政府一元管理向由政府主导，包括政府、第三部门和公众等多元体系转型，一种“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大传播格局”正在形成。

传统一元体系下，由于政府对外宣传机构拥有对信息的垄断性和权威地位，在出现危机事件时，因为担心太早对外公开信息会导致人们的恐慌及其对信息的误解，政府通常采取“封闭消息，内部调查，待事件清楚之后再对外公布”，即“内紧外松”的封闭式处理策略。即使面对负面消息传出的情况，政府也很少主动与媒体沟通，往往只是采取“封杀政策”。

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在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政府可以在大多数公众还不知道情况的时候把事件处理完毕，从而避免了更大范围的社会震荡。然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及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的信息技术传播革命，使得政府外宣机构失去了对于信息的垄断性和权威地位，此时若依然延续传统一元管理模式下的对外传播模式，显然难以适应新的全球传播环境的要求。

以2002年我国“非典”事件为例，2002年11月“非典”在中国广东地区首先爆发。受传统对外传播思维的影响，由于担心对疫情的报道，可能会引起民众恐慌，所以在疫情最早爆发时，政府对相关信息采取了封闭的政策。然而，政府的封闭政策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在政府保持缄默的时候，关于广州发生病毒入侵的信息却通过电话、短信、互联网逐步放大、扭曲发散，直至最后发展为波及世界的一个大范围事件，引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府与媒体的关注。

在这次事件中，互联网、电话、短信等新型传播媒介，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及传播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大量通过网络、短信、电话传播的信息，说明政府对信息控制及垄断地位的终结，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传统传播政策已无法适应要求。

也正是由此次事件开始，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外传播策略开始出现明显转变。传媒在国际传播体系及国民经济中的“软实力”战略价值逐步被认同，民间组织及公众所蕴藏的巨大传播潜能也逐步受到关注与认可，一个包含政府、第三部门和公众等多元力量在内的对外大传播体系开始形成。

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此时距离2003年“非典”事件已有5年。在这一年里，我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突发事件，如雪灾、三聚氢氨事件、拉萨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汶川地震等等，无不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处理中，我们看到经过5年不断的总结、反思、磨炼后，政府在面对及处理类似事件时日益成熟与理性的表现。

以“5.12”汶川地震为例。在这次事件中，政府在第一时间主动通过媒体发布了地震消息，并开通电视直播窗口，进行24小时直播，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不断更新有关统计数据。不仅如此，政府还主动开放媒体互动平台，直接与公众面对面交流。及时透明的信息传播不仅避免了不实流言的传播，引导了公众舆论，更鼓舞全国人民共同抗震救灾。社会公众通过网络、短信等形式自发组织起来，募捐赈灾，并通过网络揭发抨击国外某些报道的不实之处。

在这次的事件中，政府不再是信息的控制者，而是信息的提供者；不再是危机处理的唯一主体，而是组织带领公众、媒体等多元力量应对危机的主导者。由于广泛动员并组织了媒体、民间组织、公众等多方面的传播力量，国外媒体和公众也得以正面认识和了解中国。

为了适应境外媒体的采访，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已经从最初只局限于中央一级，发展到涵盖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制度。在应对境外媒体上，我国也已由过去以外事部门为主、纵向“一条龙”模式，逐步转向以各级联席会议为中枢、各部门横向沟通配合的“网络状”模式。

与传统“封闭型”对外宣传的“单一传播”不同，“对外大传播”不仅强调动员和利用社会多元力量的广泛参与，强调信息的“双向沟通与流通”，同时还强调概念体系、政策管理、传播实践和文化交流等多层次的整合传播。“在美国一个拥有以上三个层面的对外传播体制被称为‘公共外交’体系，在中国可被叫做‘对外大传播’体系。”^[11]

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经历了“非典”、汶川地震等事件之后的中国政府，虽然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上，都有了明显转变。但关于“对外大传播”的战略与策略层面的研究与制定工作，却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探索阶段。“奥运会的召开，在真正意义上促动了我国‘对外大传播’体系的形成。”^[12]

在筹备及组织奥运会期间，我国“对外大传播”体系的形成不仅体现在报纸、电视、互联网及其文化宣传品等多种传播形式的综合运用，体现在众多志愿者及民间组织等公众力量的多种参与；体现在卫生部、文化部等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配合，孔子学院的全球挂牌，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同时也体现在这一期间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等相关政策条例的制定与实施。

各种举措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由一元管理到社会多元力量整合，由单一层面传播到多个层面传播的转变，这种政策与实践的转变所体现的正是我国“对外大传播”格局体系的建构与形成。

三、外媒与中国接触更趋全方位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必然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热”不断升温。

“2004年10月23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整个头版分五行刊出20个中文字：‘雄心勃勃、实力雄厚、烦躁不安、准备迎接、中国世纪’。标题下面有如下英文‘If you can‘t read these words，better start brushing up.A profound global shift has begun，the kind that occurs once every few lifetimes.Don’t be left behind.’（假如你不懂这些文字，那么最好开始学习。一个影响深远的全球性变化已经开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13]

2005年7月，美国一位投资咨询专家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对在座的200位投资人、经理、学者说：“我能提供的最佳投资建议是：劝告大家让自己的儿孙学习中文，因为那将是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语言。”^[14]

2008年的北京奥运，更是吸引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关注。全球约40亿观众守在电视前观看了精彩绝伦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一幅中国水墨卷轴缓缓展开，四大发明、郑和船队、敦煌飞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画卷般呈现在观众面前时，全世界的观众为之震撼。50分钟的演出无法展现5000年文明的全部精华，但现代唯美的表现手法、美轮美奂的场景却为全世界展现了一幅幅惊艳画卷，令人无限神往，激起了更多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不少人开始试图深入解读既古老又现代的中国文明。

根据全球著名调查机构尼尔森公司2008年9月1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已成为全球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尼尔森公司在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后，对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展开在线调查，在受访的全球消费者中，有八成在奥运会前从未到过中国。而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奥运会闭幕之后，逾五成受访者希望前往中国旅游。另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奥运会之后，美国兴起中国旅游热，仅2008年9月份，洛杉矶总领馆就发放签证19000余份，达到历年最高峰。

奥运会的成功不仅带来了国外游客对中国旅游的向往，“jiayou”（加油）、“zhongguo”（中国）、“nihao”（你好）、“zaijian”（再见）、“kungfu”（功夫）、“Tai Chi”（太极拳）、“jiaozi”（饺子）等“中式英语”也日益流行并被西方社会所接受，中式英语、汉语、中国饮食与文化等，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为之着迷。越来越多的西方家庭里摆放上了中国的瓷器。美国最大的梅西百货橱窗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讲“China Story”（中国故事）成为西方媒体吸引眼球的重要素材。“后奥运”时代，“中国热”仍将持续升温。

奥运结束之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这样评价北京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更多地了解了世界。”通过主办奥运会，中国对全世界更加开放，全世界则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正如法国《费加罗报》所说，奥运使“中国与西方坦诚相对”，其结果是让人们“看透表象，穿越长城”，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全都改变了”。

随着中国热的升温，可以预见“后奥运”时代，中国题材和中国报道还将受到国外媒体的关注。那么在奥运会之后，境外媒体将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哪些方面呢？

自从国际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出现以来，“西方攻击我国的主要方向，一是‘经济畸形’，二是所谓的‘政治专制，’三是‘军力提升’，这三个主题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基本材料”^[15]。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政治”、“经济”和“军事”是一直是境外媒体关注的内容。

而根据对近两年来外国记者所关注的我国“两会”热点分析，我们发现，除了以往境外媒体所一贯关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外，食品、民生、环境等问题，也逐渐开始成为境外媒体关注的热点。

如2008年“两会”期间外国记者普遍关注的十大热点分别是：机构改革与人事布局、经济政策、政治改革、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民生、反腐倡廉、北京奥运、台海局势、涉外政策。2009年“两会”，据新华社记者对一些海外媒体的采访，中国经济的现状及走势，中国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稳定就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一系列经济和民生问题，是这些媒体关注的重点。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用全面而非片面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芝加哥论坛报》批评那种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观察的做法：“要全面评价中国，就需要看到中国生存状态和历史的全景，如果一心想着奥运主办国的不足之处，也许很难完整地看待中国。”^[16]

我们无法准确预知未来境外媒体将关注中国的哪些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奥运会之后，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境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内容与热点，还将不断深入和拓展。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机会，但同时也意味着在“后奥运”时代，我们与境外媒体接触与交往的增多，意味着政府涉外工作人员需要以更充分的准备，去面对越来越多境外媒体的来访及其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四、境外驻华媒体类型多元化

1990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时代，由于过严的新闻管理使采访成本提高，只有部分境外媒体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外交部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2月份，共有来自49个国家的319家新闻机构的606名外国记者在华常驻，基本上都是一些财大气粗的媒体。”^[17]信息被这些少数的媒体集团垄断，因而在国际上我们所能听到的也只有这些传媒寡头带有偏见的声音。

2006年《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颁布和实施，为国外媒体与记者提供了空前宽松的采访报道空间。减少了对国外媒体及记者在中国采访的管制后，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的成本也将随之降低，更多的外媒尤其是中小媒体开始逐步进入中国。

2008年1月25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透露，由于中国全面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2007年中国新增41家外国媒体的111位记者来华常驻。外国驻华媒体来自国家数增至54个，机构增至374家，驻华记者达到700人。^[18]而在2009年“两会”期间，则首次出现了南非国家记者的身影。

新增的境外媒体，尤其是中小媒体“未必不具有西方的价值中心论，而在于不同媒体的角度是不同的，这种多元就会在整体上、结构上改变那种少数寡头对于传播垄断的格局，人们看到的中国面相层次会更丰富、更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19]

不仅如此，1990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记者赴中国开放地区采访，应当事先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同意；赴中国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当向（外交部）新闻司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并到公安机关办理旅行证件”。而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陪同，相应的内容更改为“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其含义却是深刻的。

根据1990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记者的采访受到具体目标、人员的限制，并且要经过外事部门的批准。然而申请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申请发过去以后，“就是等待”。“在一些相对保守的地区，还要等上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或者干脆几个月没有答复，但他们一般不会正面拒绝，只是不予回答”，“有时候等着等着新闻就过去了”^[20]，这样新闻的时效性就要大打折扣。尤其是当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时，如果按照1990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办完审批程序之后再到现场，所采访到的新闻实际上失去了新闻时效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许多违规操作行为的产生。

同时，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驻华新闻机构的信息获得效率。由于境外新闻机构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通过官方途径获得消息往往不能满足它们的需要，因此一些外国记者更依赖其他消息源，从而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通过官方途径往往不能及时获得所需的信息，或者不能采访到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因此在一些驻华外国记者依赖其他消息源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报道的公正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有关中国的报道共有243篇，其中只有26％报道客观，另有40％属于平衡报道，与事实出现偏差的报道高达34％。”如此高比例地出现与事实有出入的报道，“虽然不能排除媒体自身的主观因素，但跟此前过严的新闻管理不无关系”，“正当的渠道得不到，歪门邪道得到的消息就比较流行”。^[21]

而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取消了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政府向世界各国记者提供了自由采访、雇佣人员之便，甚至在某些敏感领域，也都十分配合国内外记者的采访。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的自由度大大增加，采访效率大大提高，更意味着在外媒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正在变化中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五、国内外媒体话语权之争突出

虽然整体而言，奥运会后我国对外传播格局在向着乐观的方向发展，但同时我们仍需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跨国传媒集团的扩张发展，以及网络的迅速普及，国际信息垄断传播的趋势更趋明显。以美国为首的一批世界级传媒巨头，主导着国际舆论。

甚至中国国内的媒体，包括多数主流媒体也开始大量复制美国传媒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调查显示，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占80％，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国内主流媒体在内的国际新闻节目，多数都是从美国购买的。”^[22]著名学者李希光甚至认为：“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由于全球媒体强大的新闻垄断，特别是国内网络的自由畅通和发展，国际上重大的新闻议题的框架设置权正悄悄地从中宣部和外交部手里转移到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手中。”^[23]

面对当前这样一种垄断格局下的国际舆论环境，如何提高我国对外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扩大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声音，如何将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出去，是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级政府及媒体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经历了一系列诸如“3.14”拉萨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火炬传递被扰事件和毒奶粉事件等国际公共危机之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国际传播格局中，谁的话语权强势，谁就能在特定议题上占据上风。

正因为如此，政府已开始加大力度，增强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格局中的竞争力与话语权。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据央视网站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7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已拥有中文国际频道亚洲版、美洲版、欧洲版，英语国际频道、法语国际频道、西班牙语国际频道6个国际频道，覆盖世界4大语种，在139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播出。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及新华网、《人民日报》网络版等网络媒体也纷纷尝试进行海外传播，并逐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

在奥运会前后中国对境外媒体开放的格局下，境内外媒体之间的这种竞争格局更趋明显。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关机构批准了多家外国媒体携带自己的卫星设备进入中国，其中大部分被允许可直接将采集的任何信息随时发回国内，也可随时进行直播。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爆发骚乱，当地政府设立的新闻中心不仅24小时开放，并且提供了50余条网线为境内外记者提供上网发稿便利，同时新闻中心还配备了技术人员，负责解决所有网络技术问题。上述举措无不表明我国政府应对境外媒体所持有的信息开放的态度，也说明我国的对外传播机构需要采取同样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与境外媒体展开新闻竞争。

而为能在与境外媒体的竞争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在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新闻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与国际频道等主流媒体，也都实现了同时直播（虽然并不是全部）。同时，新华网、央视国际等中央对外传播建设的几个重要网站也基本实现了同步向世界实时转播重大事件和其他新闻。可以说，我国媒体的传播手段、传播理念、传播范围都有了明显发展，这无疑是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一个巨大成就。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全球主要话语权被少数西方跨国传媒集团主宰的国际传播环境下，当前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仍然较弱。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我国对外媒体受众中，“中国籍受众和华人受众占较大比例，而真正西方国家的受众则较少”。不仅如此，该研究还指出从上海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即便是接触到我国对外媒体的外国受众，其中“来华外国受众中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度，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24]。这说明虽然我国正逐步建立对外传播模式，但我国对外媒体在国际上的传播效果及影响力却十分有限。

虽然这一调查是在几年前进行的，但是其结论在当前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当前的国际传播环境中，这样一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形势仍然比较明显。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扩大自己的声音、传播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构建国家和政府形象，无疑都将考验中国政府的对外传播和应对能力。

六、新媒体成为对外传播重要渠道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和人民网时强调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25]

新媒体的发展对传播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美国《时代》周刊将新媒体的使用者——“全体网民”评为2006年的年度人物。新媒体时代是以数字技术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为特征的时代，新媒体的出现对于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对其政治、经济和传播方式等多方面的挑战。

以2009年中国发生的突发事件为例，无论是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或是湖北石首市骚乱事件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事件当中网络所发挥的重要的传播力量。网络BBS、视频网站和博客空间等成为重要的传播载体，并且传播迅速、广泛。正是由于这些新媒体，使得上述事件很快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受到了网民的普遍关注；而网民的普遍关注，又反过来影响和推进了整个事件的发展。“网络民意”的力量在上述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可以说网络不仅监督了事件过程，也起到了直接推动甚至改变方向的作用。

由于手机的普遍使用及手机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手机与互联网络及传统媒体互动传播，对现代社会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性的作用。

以2005年伦敦爆炸案为例，伦敦市民威廉·达顿拍摄了手机照片，在朋友的博客上以近乎图片直播的方式“报道”了灾难现场。这些照片很快进入各大电视网的新闻头条。手机成为报道该事件的第一传播工具，“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显示出了巨大的传播力量。在新媒体时代，每一起突发事件的第一篇现场报道、第一张现场图片很可能不是来自媒体记者，而是来自目击者发出的手机短信和拍下的手机照片；最大的信息发布平台可能不再是传统媒体，而是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

根据200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人，半年来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100个网民，半年的增长接近去年全年的增长量，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了12.3％；宽带网民数达1.22亿，手机网民数较去年翻了2.6倍，已有4430万人。^[26]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加上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即时交流互动功能，新媒体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速度和内容，甚至还在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新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体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媒体为广大受众以个体身份参与传播提供了可能性。网民既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超链接等方式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BBS、博客、播客等手段自由发表言论。而手机所具有的便携及无线互联的特点，使人们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传播和接收信息。

传统媒体时代，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由于传统媒体是“点”对“面”的传播，信息流动具有单向性的特点。“点”上的媒体是有限的，政府只需借助媒体发言或约束媒体的行为就可以形成对信息流乃至舆论的控制。然而网络是个人化的平台，每个人都有机会制作、分享新内容，具有自己的原创性和独创性，“公民记者”得以诞生。其“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形式，使传统信息传播垄断权被颠覆。

不仅如此，从对外传播角度来看，由于网络、手机媒体的发达，信息传播格局已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地域，因此信息传播必须站在广泛性的角度上，充分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就目前来看，在全球互联网的信息中，来自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英文信息占90％以上，中文网站只占1％。同时我国的网络对外传播在题材及内容设置上还不够合理全面，节目“本土化”落地模式还需进一步拓展。总之，新世纪我国的网络对外传播虽然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严峻的竞争挑战，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