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一)
王知津 严贝妮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300071
【摘要】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是信息资源管理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在其发源地美国已有27年研究历史，在我国也有近10年的研究历史。本文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不足之处，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府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电子政务
Development on the Research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Wang ZhijinYan Bein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
【Abstract】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applied field i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It has a history of 27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It also has a history of almost 10 years in China.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weakness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Finally，it brings out future direction.
【Keywords】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E-government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一度面对着内部堆积如山的记录手足无措，政府各种记录的无序膨胀导致了信息利用效率低下，决策效率低下，进而引发了行政效能低下等一系列严重问题。80年代初，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这一概念，并授权每个政府部门委派一名部长助理官员担任信息总监，从较高层次上全面负责本部门的信息资源管理工作［1］，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解决了记录的爆炸式增长，切实提高了政府决策的效率。可以说，美国政府是“信息资源管理”的最早提出者，它一开始就担当了信息资源管理的组织者。相应地，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也成为信息资源管理最早提出与实践的领域。
进入全球都在倡导信息化的21世纪，信息资源管理成了理论与实践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领域，成为当今社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武器。在其发展进程中，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这一重要的分支领域的研究进展又如何呢?本文针对国内外学者从1980年至今发表的关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论文，在定量研究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以期把握目前国内外此领域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而探讨将来的研究趋势。
2.文献调研
精确而广泛的样本是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的基础。对于国外文献调研，笔者选取了包含社会科学主题期刊的大型数据库，EBSCO、Blackwell、CSA、Emerald、ScienceDirect(Elsevier)、ERIC。国内文献调研采用我国两个大型的期刊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工具。
经过文献调研，把1980～2007年期间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直接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为论题的文章进行剔重、整理，最后得到文献82篇。以同样的方法，检索出1999～2007年(截至2007年8月)发表在我国中文期刊上的、直接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为论题的文章64篇。这些论文构成了国内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核心研究论文，对以下所进行的各项分析有很强的佐证作用。
2.1时间与数量分布
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论文发表时间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它的研究起步状况与发展速度。1980～2007年期间中英文有关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论文，按时间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中英文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
2.1.1英文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
(1)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起步
国外最早关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专门研究始见于1981年，这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起源。1980年，美国国会制定并通过了《文书削减法》，作为对联邦文书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做出的反应。《文书削减法》旨在使联邦政府收集、维护、使用和传播信息的费用减至最低，使收集到的信息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并首次在成文法中提出“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根据《文书削减法》的要求，在联邦管理和预算局中成立了信息与规章事务办公室，并将信息政策职能赋予该办公室，以加强对整个信息生命周期中的信息管理、信息需求、信息利用和信息传播中问题的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法［2］。颁布该法案的目的是利用信息资源管理的手段，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1年之后，出现了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专门研究。可见，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深深植根于信息资源管理这个广阔的土壤之中，并基本上与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同时起步。
(2)27年来相关论文发表的时间分布较为平均但总体数量不多
自第一篇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为题的研究论文发表以来，已经有了27年的历史。在这27年中，相关研究的发文量较为平均，都在10篇以下。除2001年以外，每年都有发文。可见，国外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一直都有研究，但始终没有成为热点，发文的数量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27年总的发文量为82篇，平均年发文量为3篇，国外在这个领域的总体发文量不多。研究年发文量的变化也未发现显见的趋势。
2.1.2我国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
(1)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起步
考察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起步，离不开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这个大的环境。80年代后半期，我国从国外文献(特别是ARIST)注意到IRM这一概念，199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设立“信息资源管理的比较研究”项目，与此同时，在期刊上出现了关于IRM的论文［3］。时隔漫长的9年以后，才在期刊上出现了专门针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文章，这主要是因为在早期对于IRM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引进、介绍、比较、评价，当发现了这一新的领域后，兴趣自然大多在梳理其概念，对其具体应用未作深入探究。然而，对于IRM研究了9年后，才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稍有所关注，未尝不是一个遗憾。1999年，国内发表了IRM方面的论文24篇，关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仅2篇，占IRM领域论文的8％［4］，这表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在整个IRM的研究体系中起步较晚，所占比例偏小。
(2)2003年后的发文量大幅增加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从表1的统计得知，2003年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论文大幅度增加，至今一直保持一定数量。笔者统计2007年的发文量，截至8月就已经有9篇相关文献。照此趋势，2007年全年发文量会超过2006年的12篇，保持发文量持续增长的势头。
回顾2002年末开始的那场使我国成为21世纪第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主角的“非典”风波，暴露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严重滞后的不足，也使公众对政务信息公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此以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自2003年开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论文数量大增。由此可见，国内学者意识到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对其研究的关注度提高。
(3)9年来的相关研究依据发文量划分为两个阶段
从图1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图1 中英文研究论文年度分布图
1999～2002年，起步阶段，年发文量在4篇以下；2003～2007年，探索阶段，年发文量7～13篇，占总发文量的83％。这两个层次的年发文量对应研究的两个阶段，见证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在我国的逐步发展。2.1.3比较与分析
(1)国内外研究的历时不同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自1981年至今已有27年历史。我国从1999年开始至今只有9年历史。从研究历时上来看，国外研究早于我国19年。所以，我国现有研究中会有国外经验的评介是必然的。将国外已有的成熟研究成果引入我国，作为研究的基石也是必然的。
(2)国外研究的发文量未有明显规律而我国呈现渐多趋势
从图1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研究基本上呈逐年增多的趋势。国外研究的时间分布并未发现明显规律，没有出现发文量大幅增长的现象，也没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2.2来源期刊分布
通过对研究论文所登载期刊的分布分析，可以为文献的收集、管理提供依据，也可以为后续研究的学者提供阅读指导。此外，对期刊类型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国内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分布的学科领域。来源期刊分布如表2～5所示。
表2 国外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续表
表3 国外研究论文所载期刊类型分布
2.2.1英文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1)相关论文分布于23种期刊并已形成研究的核心期刊
从表2可以看出，国外相关论文82篇分布在23种刊物上，其中载文量最多的是《政府信息季刊》(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该刊收录美国联邦、州、市政府的文献。文章主要讨论和报道政府的信息政策和资源。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很有特色。该刊是了解和收集政府类信息的重要信息源。载文量排名第2的是《政府信息杂志》(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排名第3的刊物是《信息管理评论》(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view)，这3种刊物的合计载文量占总发文量的62％，这表明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群已形成。
(2)国外研究的主阵地在图书情报界
从表3可以看出，图情档类期刊是政府信息资源研究的主要阵地，其期刊数量占总期刊类型的44％。此外，行政管理类、信息科技类期刊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有所涉及，但发文量较少。
表4 我国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表5 我国研究论文所载期刊类型分布
2.2.2我国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1)相关论文分布于43种期刊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论文64篇分布在43种刊物上，载文量最多的刊物是《电子政务》。该刊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它以“服务中国电子政务实践”为宗旨，整合国内外电子政务优势资源，视野前瞻，内容较为详实，是中国电子政务方面的专业媒体。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在该刊物上发文最多，也说明电子政务是现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方向。
(2)图书情报档案学术界是研究的主力军
从表5可以看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论文分布在多种类型期刊上。其中，图情档类最多，占总量的40％。由此可见，我国有关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界。大学学报类刊物占16％，说明高校系统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信息科技类和行政管理类刊物是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的领域，反映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跟技术、行政管理有密切关系；此外，研究还渗透到其他领域和行业，如社会科学、经济、人力资源开发等。
(3)技术与应用研究已开始起步
图情档类和大学学报类刊物所登载文章以理论为主，说明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在先且较多；信息科技、行政管理等类刊物所刊用研究论文虽然不多，但已充分表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在技术与应用研究方面已开始起步。如何把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政府行政管理实践中去，促进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力，是未来极有探讨价值的课题。
2.2.3比较与分析
(1)国内外均以图情档界为研究的主要阵地
纵观国内外载文的期刊分布，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仍是以图情档界为主要的研究阵地，此外，也涉及行政管理、信息科技等共有领域。图情档界最早开展IRM研究，所积累的成果可以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国外研究集中于图书情报核心期刊而我国较为分散
国内外的研究主力军都是图书、情报、档案类刊物，占到所有发文量的40％以上。不同的是，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已经相对汇聚到图书情报专业的核心刊物中，发文量排前两位的《政府信息季刊》和《政府信息杂志》本身就是图情类的核心期刊。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大部分文章发在核心刊物上，表明研究的水平较高。另一方面，这些刊物汇聚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高质量的文章，便于对这些文献的查找与管理，有利于文献得以进一步的利用。
我国这点相对薄弱，发文量排名第一的《电子政务》并非核心期刊，而图情类的核心期刊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载文相对较少。
(3)国外研究发文未有大学学报类而我国的比例较大
通过对表3和表5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外研究没有发表在学报类刊物上，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论文发文涉及学报类的刊物多达7种。这说明，我国高校系统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的后盾，以实际科研成果去支持其发展。
2.3研究论文的主题分布
对于文献主题内容的分析可以揭示其学术研究发展的基本特点、动向和发展规律。本文将国内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核心研究论文加以汇总，根据研究主题内容的不同，对其发文情况进行统计(为便于统计，对于涉及多主题的论文，仅依照其研究重点和一个主题归类)，如表6和图2所示。
表6 国内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论文主题分布
(1)研究主题按发文量可分为热门、一般和冷门三档
热门研究主题：总发文量比例在10％以上，包括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政策法规研究两个主题。
一般研究主题：总发文量比例5％～10％，包括电子政务、技
图2 国内外研究论文主题分布
术与开发应用3个主题。
冷门研究主题：总发文量比例少于5％，包括实证研究与教育培训两个主题。
(2)国内外均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
通过主题分析发现，国内外的研究论文发文最多的主题是基础理论，但比例有所差别。国外的基础理论研究占总数的41％，而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多达62.5％。基础理论对于该领域的实践来说能起到指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过多，会陷入纸上谈兵的尴尬境地，难免会犯从文献来到文献去的研究弊病。
(3)我国对技术的研究偏弱
从文献数量可以看出，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较为重视技术，利用技术手段保障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高效率进行，从而取得高效益，而我国在这个方面相对薄弱。
3.研究进展
在上一部分“文献调研”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下面我们主要从定性的角度讨论研究内容方面的进展情况。
3.1基础理论研究
3.1.1研究的起源
国外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Louise Giovane Becker于1980年发表在美国信息科学学会杂志(JASIS)的“信息资源管理：发展中的变革”。该文探讨了IRM的起源，认为IRM是一种管理信息的行为，尤其是与政府管理密不可分，还探讨了1980年的《文书削减法》对于IRM的影响［5］。1年以后，Robert V.Head在信息系统(Infosystems)上发表了题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从文书的丛林中找到发展之路”的文章，这是至今为止可见的最早的专门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为论题的文章。文中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信息系统管理的混乱场面：①延迟与错误百出，机构抱怨加深；②政府机构无法保护个人权力；③设备、系统、人员的老化。为避免政府信息系统的瘫痪，改革势在必行。1980年的《文书削减法》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首要措施［6］。这两篇文章的出现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起源，可见在IRM这一概念提出之初，国外学者就注意到了它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联系。
在国内，学者们对于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产生背景还未达成统一的看法，有两种代表性说法。
第一种，自产说。刘焕成认为，在我国，自国家政权建立的那天起，国家机关在进行各种行政管理活动中，需要发布政令和采集各种信息，因而，就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政令信息的发布、传达、管理、沟通、协调系统，国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也随之产生。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档案显示，至迟在公元前13世纪殷商武丁时期，王朝的档案就已经集中保管了，并有了类似“归档”的制度和初步的整理。自秦朝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政府管理机构和体系设立逐渐完善，全国已经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朝廷和各地方的文书、书信来往十分便利。因此，政府信息的发布、传递、处理、管理和反馈信息的上传等方面，无论在组织还是在制度上，都逐步建立起能够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一套较为成熟的体系［7］。
第二种，引入说。查先进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最早系统地生产、保存和管理记录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美国是最早从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国家，其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遍及世界各国。他认为，美国1980年通过的《文书削减法》和1985年底美国财政与预算管理局(OMB)发布的A-130号通报标志着现代信息资源管理思想已经形成［8］。黄霄羽也持这种观点，她认为，政府文件的爆炸式增长与文件利用低效率和政府决策低效率之间的矛盾促使政府部门开始关注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问题，从而推动了相关概念及理论的产生。她从管理对象条件、组织机构条件与法规制度条件等方面阐述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在美国产生的必然性［9］。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同第二种观点。笔者也认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产生不能离开信息资源管理这个上位学科的产生背景。客观地说，美国是最早确立并从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国家。一方面，美国是现代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起步最早、成果最多的国家，涌现出大批著名的管理学家和信息学家，出版了大量管理学和信息科学的论著。美国是全球现代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研究的“旗帜”。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美国政府乃至民众接受并树立强烈的信息和信息资源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优势是其他国家不易具备的。另一方面，美国又是现代信息技术起步最早、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国家，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化管理设备和技术较早地在政府部门得到应用和普及，这也使得美国政府机构在管理现代化和信息化程度上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政府部门实现聚合，致使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首开先河者非美国莫属［10］。
3.1.2基本概念
能否对所研究的相关概念给予准确界定关系到未来的研究发展，目前有关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权威定义是美国政府给出的。他们认为，所谓政府信息是指为联邦政府而生产、收集、处理、传播或处置的信息。可见，政府信息只是与联邦政府的运行和管理活动有关的信息，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联邦政府自身在履行政府职能时所生产、收集、处理、传播或处置的信息；其二是联邦政府在履行政府职能时需要政府系统之外的其他个人、组织、社团、社区等来生产、收集、处理传播或处置的信息。1985年底，美国联邦政府管理与预算局发布的A-130号通报，即《联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给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做出了概念上的界定，现有的定义分别从4个角度给出：
(1)基于管理五大职能的定义
管理的五大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所以国内一些学者基于管理的职能做出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定义。
谢阳群详细整合了美国政府对于政府信息、信息资源管理、政府等的官方解释后，揭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内涵，是与政府信息相关的计划、预算、组织、指挥、培训和控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既包含信息本身，又包含诸如人员、设备、资金和技术之类的相关资源［11］。这个基本概念也为后来很多学者直接引用，可以说，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定义是参照信息资源管理定义给出的。杨寅、黄萍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是指管理政府信息资源以完成政府机关任务和提高绩效的过程，也即在信息生命周期中，与政府信息相关的计划、预算、组织、指挥、培训和控制。在理解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时要注意：首先，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点在于“管理”而不是“信息”，“它是将一般管理中的计划、预算、控制等方法运用到信息这一客体之上”。在信息周期的每个阶段进行计划、预算、控制，确保政府信息活动能达成行政管理或服务的目标。其次，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不同于政府信息管理。政府信息管理是从微观的层面上管理信息和信息活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是从宏观的层面上，对信息及相关资源的集中控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侧重于从法律、法规、政策、方针角度来规制信息活动及其资源的管理［12］。
(2)基于生命周期法的定义
朱晓峰、苏新宁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就是政府信息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就本质而言，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管理政府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实现“在最恰当的时候、利用最恰当的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恰当的资源”。对政府信息资源生命周期中每个阶段的管理，不仅是对政府信息资源本身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还需要对相关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13］。
(3)基于目标的定义
于清文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是为完成政府机构职责而进行的信息资源管理过程，其目标是政府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保证各政府机构有效履行各自的职责［14］。
(4)基于发展阶段的定义
查先进、李绪蓉等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记录管理；第二阶段是电子政府，电子政府是信息资源管理的新动向与未来发展方向，社会信息化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不竭的动力［15］［16］。夏义堃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公共领域信息资源管理状态，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下一个发展阶段［17］。
3.1.3研究现状
John Carlo Bertot与Charles R.McClure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所处的7大社会背景：①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②政府机构从事电子化服务的需求日益高涨；③大批机构信息技术采集和管理项目的失败；④机构/政府为了业务流程再造付出了大量努力；⑤机构的IT投资和项目的产出联系起来；⑥机构的资金预算活动和机构的绩效联系起来；⑦扩充机构的信息技术管理的作用和职责［18］。
Joe Ryan等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在90年代处于根本性转变之中，从以注重效率的内部管理文件为基础的信息化系统，到有效管理的一个对外针对性的网络，强调互动、信息交流和服务市民。这方面的变化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来说是新的挑战和机遇［19］。
(1)取得的成绩
国内多数学者经过研究肯定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在实践中取得的进展。黄霄羽认为，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第一，重点行业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为金字系列工程。1993年，我国开始实施金关、金卡和金税工程，大量事实和数据充分证明了“三金工程”的丰硕成果。目前，后续的金字系列工程——金财、金审、金盾、金农、金水、金质也在良好运行或逐步建设之中。第二，政府网站体系初步建立。1999年发起的政府上网工程已粗具规模。据统计，在gov.cn注册的政府域名从1998年的145个剧增到2002年初的5 864个。目前，绝大多数政府部门都建立了网站，90％以上的部委设有信息公告或数据库查询，70％以上的地、市级政府在网上设立了办事窗口。政府网站的普遍设立，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促进政务公开和信息共享具有良好推动作用。第三，政府网络化服务取得了可喜进展。当前，我国专业化的政府服务网站日益增多，服务内容日益丰富，功能不断增强，互动性也逐步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工商、海关、国税和地税等部门纷纷推出网上服务［20］。
徐步陆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政府信息管理工作朝着信息资源数字化、传输网络化、应用集约化方向迅速发展，管理手段逐步提高，开发应用不断深化，成效日益显现。宏观经济、国土资源、环境、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城乡建设、交通等政府部门建成了一批综合性、基础性数据库，为政府决策和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一些领域(如气象预报)的政府信息对社会服务粗具规模，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21］。
(2)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能否认存在的不足。黄霄羽认为，尽管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客观地说，我国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各地区、部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22］。
杨寅、黄萍把存在的问题归纳成4个方面：①缺乏统一的、常设的管理协调机构。我国政府组织结构是纵向层级制和横向职能制交叉组成的二维模式，政府对信息资源并未作统一的管理，也没有设立相应的统一的管理机关。当需要对跨部门的信息资源进行管理时，只能设立临时性的协调、管理机构。因缺少统一、常设性的管理机构，我国政府的信息资源管理表现为缺少监督，缺乏协调，壁垒林立，没有统一标准，没有统一目标，也没有统一的政策及指导思想，管理相对混乱。②政府机关之间对信息资源缺乏流通与共享。在我国不仅是信息的产生，而且其加工、存储、利用、传播都由不同机关实施；同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缺乏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政府机关间的信息共享缺少正式渠道。此外，更有机关将自己获取的信息视为“秘密”，认为占有的信息越多越能凸显部门的重要性，独占信息不愿与其他机关共享。信息及资源共享程度不高，必然造成信息管理成本增加，信息利用效能低下。③信息收集、加工、存储、利用的规范性差。目前与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的仅有《档案法》、《保密法》、《统计法》等少数法律。总体看，这些法律对相关信息管理的程序、期限、方式等方面的规定都比较简单；尤其是在实际工作中，信息管理人员多倾向于保密，因不公开就无须承担责任，若公开的话则有可能要冒因公开不当而导致泄密的风险。由于法律、法规缺位，行政机关对信息资源管理认识的缺乏以及行政机关工作经验的不足，导致现阶段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处于相对随意的状况。④信息资源管理的公众参与性不高。长期以来，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行政机关将信息资源管理视为其天然的权力，总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是政府的垄断事务。在行政机关看来，公众只需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作被动的回应，而不需要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进行主动参与；有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认为，一旦让公众参与到信息资源管理中来，政府便丧失了在这方面的权威。再加上有关法规、政策也无明文规定要求公众参与信息资源管理，公众的参与便无强制推动力［23］。
姜瑞其认为，目前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问题有：①领导者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这主要表现在网站利用少和缺乏对外交流；②信息资源管理人员的素质不高；③管理体制存在缺陷；④信息处理的手段落后；⑤利用信息技术的范围狭窄等［24］。
徐步陆认为，我国目前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问题有：①缺乏统一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本部门、本地区信息化发展规划中，大都强调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摆在首要位置，但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信息资源战略规划，各部门、各地区“独立思考”，自成系统，缺乏统筹，造成网络互连而信息不互通，部门分割、地区封锁严重，造成人为的信息短缺。②缺乏对政府信息资源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由采集、处理、利用和交流4个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其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周密考虑。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流程的无缝链接，尤其在信息采集和交流两个环节问题突出。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及时性都没有足够保障。③配套措施不到位，基础工作严重滞后。政府信息资源分类指标体系尚未建立，信息名称不一，内容诠注各异，“方言”林立；信息资源管理机构不明确，建设、维护资金投入不足；相关法规不完善，政府信息公开透明、资源交流共享等工作无法可依；信息资源数字化工作严重滞后，专业数据库相当欠缺，且数据标准不一致。上述情况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到公民的知情权和社会民主化程度，增加了社会和企业的负担，滋生了腐败的源头，损害了政府形象［25］。
总之，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信息的采集、处理、利用、交换等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特别是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很不充分。
(3)解决的对策与措施
面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有关对策的讨论。张节提出：①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信息协调管理机构；②加大国家投资力度；③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信息资源的供应工作；④加强电子信息资源立法工作；⑤加强公务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培养［26］。
杨寅、黄萍认为，当务之急应建立及完善信息资源管理相应制度：①明确政府在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职能；②定期制定信息战略计划；③改革现有的信息资源管理组织及体制；④完善公众信息收集制度；⑤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化［27］。
徐勇认为，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进行合理规划是前提，制定统一标准是基础，重视信息安全是保障，加强人员培训是依托［28］。
3.1.4相关领域
(1)知识管理——提供新的理念指导和技术架构
知识管理代表着一系列新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思想。知识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严格来说，只要存在知识的地方，就存在着对知识的管理。所谓知识管理，是指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通过知识共享与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29］。颜佳华、盛明科认为，知识管理为政府信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导与技术架构，他们构建了基于知识管理的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平台(如图3所示)，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向知识管理飞跃，搭建知识服务中心，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政府信息资源，他们把知识管理理念融入到政府信息资源开发中去［30］。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发展的新阶段
夏义堃认为，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公共领域信息资源管理状态，可以用记录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和公共信息资源管理3个不同阶段来概括。在国家与社会相重合，政府统治体系内部信息管理职能简单，缺乏合理分工的时代，构筑在国家强制力基础上的文献记录管理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具有政治上的控制性和管理上的从属性。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无不借助于国家政权体系对流传于社会的各种信息予以禁锢。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政府文献的爆炸式增长，以及信息管理效率的低下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资源在政府行政中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需要将其作为管理的重要要素而独立出来，并将信息内容与信息技术、人员、资金、设备等各种要素综合在一起予以强调，以提高政府的信息功能，降低信息资源管理成本。
图3 基于知识管理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平台
资料来源：颜佳华，盛明科.基于知识管理的政府信息资源开发研究.档案学通讯，2005(1)：28-31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则是在后现代社会，公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自我发育的不断成熟，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共信息资源日趋繁杂，政府统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有限性，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等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需要借助来自社会不同主体的积极参与和不同治理模式的相互合作来完成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建设和管理，以适应公共信息资源自身的复杂性和信息需求的个性化，充分实现信息资源的效用价值［31］。
总之，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新发展。
(3)生命周期法——借鉴其内涵的精髓
1994年，Peter Hernon探讨了生命周期法在美国联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地位，他认为，生命周期法可以提高信息资源管理效率，有益于政府信息政策的研究［32］。
朱晓峰和苏新宁详细探讨了生命周期法的内涵。所谓生物生命周期，是指生物在形态或功能上所经历的一连串阶段或改变，其本质上是指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的过程。生命周期方法利用了生物生命周期的思想，将研究对象从其形成到最后消亡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即运动整体性)；而对象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因其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运动阶段(即运动阶段性)；在不同的运动阶段中，应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采用各自适宜的管理方式和应对措施(即运动阶段内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的特点)。这正是生命周期方法的内涵，也是生命周期方法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管理的思想，并构建了链状、环状和矩阵型3种政府信息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型［33］，如图4、图5、图6所示。
图4 政府信息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链状模型
资料来源：朱晓峰，苏新宁.构建基于生命周期方法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模型.情报学报，2005(2)：137-141
3.2政策与法规研究
3.2.1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起步较晚，相关的立法更表现出滞后的不足。很多国内学者呼吁立法、执法的完善。
图5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环状模型
资料来源：朱晓峰，苏新宁.构建基于生命周期方法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模型.情报学报，2005(2)：137-141
于清文研究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立法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可能涉及的定义、内容、原则和条款，包括：政府信息资源；政府信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生命周期；政府信息网络；政府部门应用系统；政府信息的收集、获取、保存；政府部门收集信息可以委托社会信息服务机构进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体制；经费；采购与外包政策；信息网络安全保障和信息的保密管理由相关的专门法律、法规规定［34］。宋香云探讨了在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只有通过立法才能确定政府信息资源的地位、政府部门之间资源共享的范围和原则以及保障措施等［35］。相丽玲对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权利主体行为和权利客体行为的现行法律规范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者的职责与存在的问题，并构建了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的立法体系［36］，如图7所示。
图6 政府信息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矩阵模型
资料来源：朱晓峰，苏新宁.构建基于生命周期方法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模型.情报学报，2005(2)：137-141
图7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立法体系
资料来源：相丽玲.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法律规范.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6)：583-585
3.2.2具体政策与法规研究
(1)国外学者对具体政策与法规的探讨
·A-130号通报
1985年，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发布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的通告A-130，此后，学者围绕该通告展开了研究。1986年Peter Hernon对该通告中有关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4个方面进行了评价：①信息资源管理；②管理的效率与效益；③选择定义的充分性；④储藏图书馆项目的意义，最后强调了通告的严重缺陷，需要公众和国会的监督并不断修改［37］。1987年，J.Timothy Sprehe讨论了该通告的起源、立法基础、内容、影响，并指出该通告制定的基本框架对于统一、调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重要意义［38］。1993年美国财政与预算管理办公室发布了A-130的修订版，J.Timothy Sprehe研究了1993年较之1985年的不同之处，1993年的版本主要修订的是信息管理政策这部分，它增加了新的条款确立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记录管理中的作用［39］。
·1995年文书削减法
1995年，David Source Plocher在“文书削减法：信息资源管理的第二次机遇”一文中，回顾了1980年文书削减法中IRM的起源、法案执行的情况和拨款的重新授权，探讨了IRM面临的现实挑战［40］。Harold C.Relyea研究了《文书削减法》中授权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问题［41］。
·1996年信息技术改革法案
McClure D.L讨论了1996年信息技术改革法与提高信息时代的政府绩效之间的关系［42］。1997年，他从政府的角度评价了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案，包括1996年的法案以及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法案等。他认为，这些法案的颁布使得信息技术资源更容易获取，对于信息技术管理者来说，也提高了工作的绩效，但缺陷也是存在的，例如，个别相关法案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并没有提出新的机制，至少在联邦政府层面没有，未能帮助信息技术管理者开展管理活动。此外，部分法案在执行机构中设立CIO，未从总体的角度考虑联邦机构的发展方向［43］。
·电子信息采集与传播
1988年，J.Timothy Sprehe发表了“政府层面的电子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问题”一文，其中探讨了A-130号通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文书削减法的关系。他认为，信息采集和信息传播在文书削减法中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他指出，OMB提出的政策指导电子采集，列举了适合电子采集的条件、标准以设计和开发电子采集系统［44］。
·政策工具的整合研究
John Carlo Bertot与Charles R.McClure两人从政策角度，讨论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关键问题。他们首先提出了未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发展中仍存在的关键性问题：①IRM能否以比现有更少的资源为政府提供更多的信息；②机构能否将IRM看成是一种战略，而不是行政开支、行政功能，以协助机构做出重点投资和管理决策；③新委派的首席信息主管能否更好地参与到整个机构范围的战略制定、预算与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中去，能否比先前的信息主管做得更好；④现有的信息资源管理立法与政策的改变能否在机构中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资源管理框架；⑤IRM会不会陷入更宽泛、定义更不完善的职能与活动中去，会不会比过去的定义更不利于其发展。他们对1980年以来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工具给予一一介绍，包括1980年的《文书削减法》、OMB的130号通报、政府绩效法案、1996年的信息技术改革法案、13011号行政令［45］等。
(2)国内学者对具体政策与法规的探讨
朱庆华、杜佳探讨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的相关概念。信息公开制度是指政府机构为履行职责将信息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向公民开放的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有利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化，增强政府管理及政府间的透明度；有利于建设一个公开、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有利于广大公民参政议政，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升政治文明。他们认为，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发利用政府信息资源，有助于规范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行为，有助于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也将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适应WTO的要求提供制度保障［46］。
张玉影对中美政府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进行了比较，认为两国的立法原则不同，在政策思想上，美国一直坚持两个基本原则：①档案信息的自由流动：②信息市场的自由竞争。其出发点是适应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的发展，谋求新的经济政治利益，其政策目标是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做出权衡的选择。美国国会从立法的角度，将建立方便的公共信息渠道作为重要的政策和立法目标之一；重视信息安全、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信息传播与利用政策，在信息市场上，以竞争政策为主，规制政策为辅。我国所制定的档案信息政策法律主要集中在科技信息政策、信息技术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3个方面。目前我国信息政策的制定原则还不成熟，信息政策内容体系还不健全。在政府档案信息资源的公开方面，美国法律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我国的国家信息政策法律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在信息的开放和使用上都缺乏法律上明确的界定，尤其是政务公开信息和国家秘密如何界定，对个人的公开信息和隐私如何界定等都缺乏法律依据。关于政府档案信息资源的安全，在美国对于与国家有关的信息资源，要求按照国家安全与紧急状态法和总统指令处理和实施。我国的政府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的内容尚有待完善，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政府信息系统建设和工作规程中，至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缺少有关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等问题的规定和政策性指导［47］。
3.2.3美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法律工具评介
这部分内容是国内众多学者在政策研究中所涉及的美国的政策工具，包括：①《文书削减法》和1995年修正案；②《联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OMB A-130号通告》；③《信息自由法》和1996年修正案；④《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条例》；⑤《政府印刷改革法案》；⑥《政府文书工作消失法》。
纵观现有研究，国内研究涉及了上述每种政策工具的产生背景、制定过程、内容、适用范围、修订情况并给予详细的介绍。这种评介对于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立法来说，无疑可以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此外，我国在对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体现出清一色的特点，绝大多数都围绕着美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法规、特点、体制展开，少数研究在介绍美国做法的同时，提到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严明与吴鹏两人独树一帜，介绍了加拿大政府信息资源的管理政策、主要职能、框架和元数据标准［48］。目前对于美国、加拿大以外的国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的专门研究尚显不足。
3.3电子政务
3.3.1发展阶段
阮经艳，毛卢丹提出了电子政务发展的3个阶段：第一层次是网上政务公开阶段，即以网站为媒介，实现了动态的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是加强执政能力的基础。在这个阶段政府部门开始设立自己的公开网站，政府系统所有的委办局、街道、乡镇实行了政务公开。第二层次是单部门简单性业务处理阶段，即以网上为民办事为核心，以网上全程代理为突破口，实现办理事项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和透明。这时政府部门开始借助于网络实施网上办公，网站实现了双向交互式办公。第三层次是交互式办公政府管理服务环境，即以建设新型政府为目标，通过政务流程的再造，实现政务公开质的飞跃［49］。
3.3.2现状与问题
(1)有关政府网站的研究
Kristin R.Eschenfelder等对影响联邦政府网站的信息政策问题作了总体的评述，介绍了网站设计者与管理者可以使用的评价指标或因子，这些指标用来评估基于网站信息资源的设计和管理。经研究总结，评价政府网站的指标有：信息内容标准，包括网站的来由、内容、流畅性、书目控制、提供的服务、准确性、保密性；易用性标准，包括链接的质量、反馈机制、可获得性、设计、导航。在这些指标的下面还有具体的要求，可供政府网站的实际管理者参考［50］。
Peter Hernon对美国和新西兰两国政府网站进行了比较分析。两国都以万维网作为对公众提供信息及其他资源的手段，都有自己通过万维网进行信息管理和传播信息的观点。美国把机构行为与战略规划过程联系起来，涉及使用的性能指标。而新西兰对于信息传播关注较少。反映客户观点的性能指标适用于美国政府的WWW网站，包括提高公众的知情权，开明的政府与公共获取［51］。
Ron Sepic与Kate Kase讨论了具体的国家生物信息建设作为电子政府的工具［52］。Christopher G.Reddick以德克萨斯州州政府机构为例，研究了信息资源管理者与电子政府的有效性［53］。John Carlo Bertot和Charles R.McClure评价了美国政府电子公告板，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政策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建议［54］。
(2)我国电子政务现状
胡冉、武继山总结了我国现在电子政务方面取得的成绩。自1999年启动政府上网工程以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新进展。据2003年第1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字，我国已有9328个政府部门建立了网站，占域名总数的3.7％，而在2002年底，政府网站为6148个，占全国网站数量的1.7％。目前，网上办公、网上审批、网上便民服务、网上招商引资及网上招标已逐步开展，电子政务开始向更高层次发展，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十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纷纷提出建设数字化城市或数码港计划，其中电子政务的建设成为数字化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55］。
蔡运娟、高天鹏认为，在取得了成绩的同时，电子政务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加强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规范和立法工作，但法制工作仍较为缓慢。第二，政府信息网络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完整的国家政府信息网络系统尚未形成。第三，加强了电子政务的基础性数据库建设，各类数据库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缺乏统一协调管理，出现“重复建设”、“信息孤岛”、“死库”等现象。第四，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没有规划，仍然不充分。第五，部门分割、地区封锁依然严重，信息交流受阻，造成人为的信息短缺。这些情况的出现同政府信息资源开发缺乏规划有着直接的关系，导致发展不平衡，信息能力严重不足，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成体系，不能很好共享［56］。
胡冉，武继山还认为，现在电子政务的问题，一是重新建轻整合；二是重硬件轻软件；三是重管理轻服务；四是重电子轻政务，简洁地概括了我国电子政务的症结所在。也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准电子政务”。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初期阶段曾经是一种“网上订货、货到付款”的没有实现交易过程完全电子化的方式，这虽然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但由于适应了我国网上支付环境不很成熟的现状而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类似的“准电子政务”也就是在完成完善的电子政务建设之前的一种形态，它不能实现完整的电子政务流程，只是尽量发挥现有政府网站的作用，通过互联网完成一些流程简单的工作，而一些难以实现的复杂功能仍通过传统方式来进行［57］。
(3)建议与措施
为了改变现在的电子政务现状，蔡运娟，高天鹏提出以下措施：第一，加强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第二，加快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立法建设步伐。第三，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第四，强化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第五，建立完善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58］。
3.3.3电子政务模式
胡冉与武继山提出了我国电子政务的3种模式：
·“一站式”服务模式
从国外政府网站的“一站式”服务模式来看，网站所有服务内容和功能是以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和分类并且为用户提供服务的。
·纵向管理模式
与“一站式”服务不同的是，纵向管理模式是相关的各级业务部门联合起来组成专业化的政府服务网站。目前这种政府信息的纵向管理模式日益增多，服务内容更加丰富，功能不断增强，互动性得到很大提高。
·政府网站导航模式
建立政务信息导航系统是为公众提供便捷的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之一。1999年5月，我国政府开通了政府网站的导航中心和服务中心(www.gov.cn)。该站点提供了所有在gov.cn下注册的1万多个政府站点的“导航中心”(用户可通过行政区划或关键词查询)以及“政府新闻”、“政网专题…资讯中心”、“政网导航”等栏目。它既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上网提供全面的宣传和服务，也为国内外企业和个人通过网络了解和接触中国政府各级部门提供了重要途径［59］。
3.4开发管理
(1)开发管理的目标
甘利人、朱宪成提出了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开发管理的目标：①增强信息意识；②提高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③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信息活动的费用；④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他们认为，我国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离实现电子政务的信息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在国家层面，仍然有必要确定相应的统一的权威机构，来制定全局性的国家信息资源开发规划，并审批、监控重要的信息化项目，从组织上保证政府信息资源的高效率进行［60］。陈秀珍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以需求的紧迫性、重要性和效益作为确定重点任务和优先发展次序的依据，以资源共享、服务政府与公众、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61］。
(2)开发管理的策略
王新才、陈凌寒探讨了基于知识管理的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实施策略，首先要树立政府信息资源开发的知识管理理念。其次，构建政府知识库。最后应建立知识管理组织体系：①建立政府知识管理机构；②设立知识主管(CKO)；③建设一支综合素质良好的政府知识管理人才队伍；④制定知识管理的法律和制度［62］。
(3)开发管理的标准——GILS
国外研究大多集中在GILS上，为了整合政府的公共信息资源，为公众提供单一窗口的政府信息导航、检索与定位服务，199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将政府信息定位服务GILS计划作为联邦政府信息处理标准(FIPS 192)颁发，公布正式建立GILS。此公告要求所有政府单位机构必须在1995年12月31日前实行GILS检索系统的使用。美国NIST(国家标准与技术局)规定所有联邦机构必须采用GILS来定位文件出处。1995年起，美国将GILS作为政府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进行建设。
GILS(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ervice，政府信息定位服务)是一种支持公众检索、获取和使用政府公开信息资源的分布式目录管理及利用体系。各政府机构利用GILS标准描述自己拥有的信息资源(包括数字化和非数字化资源)，建立相应的信息资源目录和检索系统。如果信息资源本身是数字化资源，则在资源目录和实际资源之间建立链接；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检索这些目录数据，并通过链接直接获得有关数字化资源［63］。
Eliot J.Christian研究了GILS的产生与作用。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政府信息定位服务(GILS)。GILS将确认和描述公共信息资源，并在整个联邦政府提供援助，以获取有关资料。公众可以直接使用GILS或通过中介机构，包括政府印刷局和国家技术信息局，以及联邦保存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私营部门的信息服务。直接使用GILS的用户可以免费通过互联网进入GILS中心。对通过媒介使用的用户提供服务站、800个号码、电子邮件、公告板、传真和离线媒体(如软盘，光盘和印刷作品)。GILS利用网络技术与美国国家标准学会Z39.50协议，提供信息检索和查阅，从而使信息具有更多的检索方式。直接用户还可以获取联邦和非联邦的主要信息资源、数据系统的链接、信息产品的电子传递。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994年的公告提供实施指导。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协会还将制定联邦信息处理标准，明确GILS概况及其在机构中建立信息定位的应用［64］。
Margaret O等讨论了GILS的起源，尤其强调了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以及对GILS的实施进行了预测。对于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在以下方面予以肯定：制定GILS数据元素的标准，以何种方式获取机构的GILS定位，并许诺提高公众获取有关于政府信息资源的信息，同时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与联邦记录来促进机构的管理［65］。
3.5实证研究
黄澜针对济南市政府信息资源建设的问题，用新的发展观点，阐述了建立信息资源管理的思想和管理模式，探讨了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问题，结合济南市的实际需要，整合了信息资源管理的5大要素：信息资源管理的架构、组织、环境、服务和技术。整合的方法要与实际需求相结合，与政府的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切不可急于求成。要的是有效率、有效益的整合，这是信息资源管理阶段的最终目标［66］。
朱晓峰、苏新宁就2002年末我国遭受“非典”这一危机事件，探讨了政府生命周期管理在“非典”事件中的应用(如图8所示)，通过这个实际的案例揭示了政府信息资源如何由不可用变成可用，由低可用状态变成高可用状态，从而提高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水平，最终提高整个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67］。
3.6相关技术研究
同一般信息资源管理一样，在现行信息技术领域里，绝大部分新成果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应用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国内在实际研究中，针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技术的研究屈指可数。
“让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中标普华通用信息资源管理解决方案”一文提出了中标普华通用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GRP(General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latform)，这是以个性化的方式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发布、提供信息服务的软件平台。GRP能够有效地对各个行业领域信息资源(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文档等)进行统一管理，提供资源共享和交互服务。通用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可以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教育、服务性行业等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一体化管理的部门，从而实现企业或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信息交流，并为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应用提供基础(如基于信息资源的决策分析等)。本方案的应用领域包括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信息港建设、媒体网站建设、教育科研机构和数字图书馆等。在需求方面，可以满足政府信息化的需求，分析政府信息资源的激增和信息内容的多样化。对文档、音频、视频、图形/图像等多种信息资源统一管理，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快速搭建政府门户平台，面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实现信息资源的动态采集、编辑、发布，开发、组织和利用，及时、准确、快速地发布最新信息。［68］
图8 政府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管理在非典事件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朱晓峰，苏新宁.政府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管理总体模型与实证分析.情报学报，2007(1)：119-124
国外学者较为重视技术的研究。1977年，美国政府文书委员会发现联邦政府不知道如何采集信息，以何频率采集信息，从哪里获取信息，信息有何用途。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委员会建议创建联邦信息定位系统。但此后，它却逐渐衰败，慢慢地名存实亡。Gary D.Bass与David Plocher探讨了联邦信息定位系统(FILS)的衰败历程，并从技术角度提出可用系列相互关联的计算机系统维持联邦机构，以提高管理的信息资源和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69］。
Terry Anthony Byrd等认为，在州政府与其他公共机构的组织活动中，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信息技术的规划也要相应增加。学者们从佛罗里达州这个信息技术管理处在领先水平的地区选取了8个机构的信息技术规划。研究发现，机构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范围、环境复杂性、环境变化及其他相关属性上存在不同。该州的每个机构都制定了通常为期2年的信息技术规划周期，这个周期是由信息资源委员会(IRC)这个集中的信息技术管理机构制定的。每个机构实际履行机构职能时都必须要遵守IRC规定的计划［70］。
4.总结与展望
4.1总结
通过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主题的分析，现有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主要研究框架如图9所示：
纵观现有研究，已经取得如下进展：①探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发展的趋势，在系统总结国内目前政府信息资源总体状况的基础上，发现了现存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对策，并探讨了未来发展的动向，重点考察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起源、发展阶段。②报导了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加拿大等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评介其某些做法和经验。尤其是对美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作了详细的研究，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致力于构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立法体系。③开始关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尤其是知识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生命周期法等领域。利用其他学科、专业的精髓，建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模型，指导实践的发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正如其上位学科信息资源管理一样，是个新兴的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大多借用成熟学科的发展思路、方法来研究它，使其在发展之初就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④从实证角度提出可行性模型，在实践中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寻求理论依据并对其指导。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最终的落脚点是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只有不断开拓思路，在实践中努力去寻找可操作性的模式，才能实现有效管理，提高政府机构的效率与效益。
图9 现有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框架
现有研究的不足也是显见的：①理论研究占总体研究比例多，但零散、不系统，没有形成研究体系。研究涉及的方面较多，但浅尝辄止，深度不够，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介绍、评价、引进阶段，仅从宏观上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去把握，未深入到微观层面。②现有研究未涉及人才教育方面，忽视人才教育、人才培训。知识应该是政府管理者最重要的资产，也是从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应具备的素质。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不够。③国内对于国外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仅关注美国一家之长，这是远远不够的，应扩大范围，在研究发达国家的同时，要研究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特性。亚洲国家的政府信息资源所处的环境具有更多的共性，考察别国如何走上发展之路，可以为我国提供发展思路。④对于技术的研究偏弱，从发文的数量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开发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的信息系统，着力发展电子政务的相关技术，在技术的支持与保障之下，进行信息资源的共享与服务。
4.2展望
我国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从1999年起步至今，走过了从最初的介绍性文章到具有一定研究水准的文章，从引进国外的理论到植根于本土研究的历程。随着电子政府建设的深入，未来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文章数量将会更多，方向会从理论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实践。也就是说，未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重点是重技术、重实践的研究，将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主题的扩展
传统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主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并不断发掘出新的研究主题，例如，结合新的社会形势，探索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容、原理和方法；探索地方部门、国家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新技术在政府部门中的应用；把经济、管理、人文等理论引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产生新的思想，完善国家整体的信息资源管理政策。
(2)信息政策、法规的研究将逐步深入
国内关于政府信息资源政策、法规的研究集中于政府信息公开和立法的相关政策研究等方面，多属于一般性研究。随着我国立法进程的加快，未来不久会出台更多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法规，学者也会围绕着法规的内容、效力、作用等展开讨论。
(3)政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深度研究
在各级政府中，需要有信息资源管理的主管部门，建立相应的信息资源开发管理体制，制定详细、周密、切实可行的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规划，使政府信息化建设全面深入地纳入各部门的职责范围，使信息资源开发成为政府各部门法定任务和日常工作的基本内容。如何制定这种规划，采取何种方式实现，这些都是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4)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现有在职的公务员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因此，他们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的强弱，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信息意识指的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现象、行为、理论观点等，从信息角度的感受、理解和评价。信息能力指的是人们获取信息、组织加工、处理和吸收利用信息并创造新信息的能力。培养一支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和良好的信息能力的高素质信息人才队伍，对于我们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管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72］。下一步的研究将会就如何提高现有管理人员的素质而展开。培育大批新型的知识人才，保证政府知识管理有足够的人才支撑，这是当前政府推行知识管理、加速政府信息化进程的基础性工程。
(5)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广
实证研究使得研究不再局限于纸上谈兵，这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现有的实证研究零散且数量较少，未来研究的数量将会扩大，对于实证研究中发现的可操作模式、方法、成果应考虑加以推广。
总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从引入至今，理论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同时也应认识到，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论文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与国外同类论文存在较大差距。但随着我国学者的共同努力，这种差距也必将日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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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知津，男，1947年9月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情报科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①竞争情报与竞争战略；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97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专攻“科技情报处理与检索”。
1982～1996年任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副主任、教授、主任；1997～2003年任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副主任、主任。目前兼任的主要学术职务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全国核心期刊《情报科学》、《情报资料工作》编委等。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项目和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等一系列科研课题。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13部，曾获省部级科研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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