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身”与教育财政发展

第一节　“文化翻身”与教育财政发展

“翻身”作为中国革命进程中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在土改研究中进入学术视域。^[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十七年,通过教育实现“文化翻身”的话语和实践关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力图通过教育提高工农子女的文化水平,与教育平等相似。然而,“翻身”比平等更激进,通常指在社会纵向的文化分层体系中,阶级或阶层地位的迅速而颠覆性变化。它是政治上虚构的神话,还是创造的现实？是新政权发动群众闹翻身,还是力图发展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教育实现“文化翻身”在政治风云中显示出自身复杂的图谱,它与文化诉苦、增加工农成分学生和农村办学模式紧密联系,其思想逻辑和实践策略时移境迁。

当代海内外学者从教育平等的视角切入,分析新中国教育的发展。1999年美国学者汉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发展在社会平均模式（socialist egalitarian model）和自由竞争模式（liberal competitive model）之间起伏。社会平均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阶级差别。“红色”的平均主义在50年代后期主导教育政策,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汉娜对城乡的学校、学生和教师数量实证分析显示在社会平均模式主导教育政策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教育差距明显减少；在自由竞争模式下,城乡的教育差距逐渐加大。^[2]与汉娜不同,1999年中国学者周全华在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指出:文化专制主义利用文化平均主义,貌似帮助工农“文化翻身”,结果,人为的“阶级斗争”酿成巨大的社会不幸,不仅降低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也降低了工农大众的文化。他提出:教育究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立即去实现一种超越实际的抽象的“公正平等”呢？^[3]可见,现实是他质疑的关键依据之一。2001年刘云龙博士提出在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后,中国福利国家模式的实践特点之一,即是有教无类,对平等受教育权利保障。然而面对实践,他认为:由企业来组织社会福利性支出,从计划经济背景上看,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农民被排除在福利性支出的享受之外,国家可以节省公共开支。^[4]显然,他认为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想与实践存在距离。丰向日博士从教育发展的角度评判,认为这一时期尚处于注重教育机会平等阶段,未进入注重教育过程的平等阶段。^[5]杨东平先生一直关注教育平等问题,他从多种视角综合、深入地分析新中国教育平等的演进。他提出“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不仅具有很强的革命意识,也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当时的教育平等强调“阶级内的平等”,同时他认为“阶级”内部的教育利益是等级化的。^[6]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学者对于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评判,越接近现实,越难以一锤定音。通过教育实现“文化翻身”是当时支配教育实践的历史话语,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动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对其具体语境和具体途径的考察,是理解教育平等这一教育现代性价值在中国发展的重要线索。

一、“文化翻身”和教育诉苦

女作家杨绛在1945年夏天创作剧本《风絮》,剧中,普通教育和识字教育对于一般民众的吸引力十分有限,乡村教育需由乡绅出面办理。知识分子方景山设法动员乡绅叶三老爷办学,然而农民并不领情,说:“别再提念书识字,认了西瓜大的一担字儿,田里的活儿就懒得动手,爱看个字儿画儿。再下去,没人种地了。”又说:“有钱认字念书,认字念书可不会有钱啊！”^[7]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近代农民逐渐失去耕读传家的信仰；农民认可文化教育是社会分层的界标,但并不视文化教育是经济“翻身”的手段。然而,这种直白的功利主义话语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新意识形态不断淘洗。

1951年后,广为流传高玉宝小说。高玉宝利用部队在长沙郊区休整的空隙时间,动笔撰写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写成后,最早于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其中的《我要读书》日后成为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选文,家喻户晓。文中写道:那时,我很眼馋富家的孩子能上学,我为要上学常常向父母亲哭闹。一家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供我上学呢？^[8]高玉宝对于旧社会的苦难回忆,使教育成为划分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分水岭,成为启发阶级意识的工具,成为翻身得解放的象征。

同期,另一种“我要读书”的教育诉苦出现在主流刊物中,1950年11月,《人民教育》刊发《小民同志的来信及答复》一文。谢泳认为1949年后的读者来信已成新意识形态发动群众的主要工具,它不是真实的“读者来信”,而是以“读者”的名义编造的。^[9]小民来信同样以群众的面目出现。

“小民”自称是“文化上的穷苦人”,要求像土改一样,在文化上获得“翻身”。他旗帜鲜明,希望到速成中学学习文化。文中指出:“在土改后经济上翻了身,虽不是没有贫富之分,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总不全向过去的社会那样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可是在文化上仍然是有文化的有机会学习,没有文化的没有机会学习,好像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有的认为人家是两头赶上,过去家庭虽剥削阶级但由人民血汗培养的自己的肉身和脑筋,虽家庭成分不好,但有科学知识,尤其有点技术的人,经常要求薪金制,有的人对这类人还是体贴入微的,像咱这样的人既不会说又不会写,过去打战在前边,现在发愁苦闷在人边。”^[10]

他明确判断教育水平高比阶级成分更重要。“有人说工农干部成分好,我对这一问题经常当作说二话,我后悔没有生到地主资本家家庭里,如果是地主阶级成分,现在最低限度是个高中生,虽成分不光荣,自己可光荣,工农分子成分好,并不等于文化程度高。”“现在我就更加苦闷了,究竟那年那月那一位上级才会可怜我们这些文化上穷苦人,什么时候才能够住上一年半载学校呢？我认为我这一要求并不高,不是为薪金问题闹情绪,也不是自己为享受贪污腐化要求组织上饶恕自己,就是为了提高文化今后更多的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只有这一个目的,别无其他。”^[11]

如果说高玉宝更多是以诉苦获得文化上的翻身感,是“感恩式”的诉苦；“小民”则更多是希望获得文化翻身而对政府提出要求,是“请愿式”的诉苦。有学者曾评论土改中的诉苦,认为诉苦不仅使农民有了阶级觉悟,也使他们认识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这虽然是以打乱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为代价的,但突显了一个全新的、正面的国家形象,在这个革命的逻辑中,国家成为农民感恩的对象。^[12]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诉苦,颇有张力,奏响“文化翻身”的双重变奏。

感恩式的诉苦在60年代日趋升腾。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教育十年》,安徽省教育厅这样批判旧社会教育:“乌云满天阴沉沉,吃人社会不平等。富人代代进学堂,穷人辈辈是文盲。不识字来真困难,伍元钞票当一元。亲人千里来了信,东奔西跑求人念。”^[13]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实际工作中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翻身与阶级斗争成为热门词汇席卷中国,通过文化忆苦营造阶级翻身之感盛行一时。1962年《解放日报》编辑部组织国庆征文活动,编辑部明确指出征文的目的是“常忆过去苦,更知今日甜”。“回忆对比,正是我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的一个有效方法,这个方法永远也不要丢掉,应该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其作用是使人们意识到:“祖国给予自己的很多,很大,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很少、很小。”全书收集35篇征文中有8篇通过新旧社会教育的对比,颂扬新中国的教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凭》。^[14]文中写道:“解放前一个初夏的早晨,大雾弥天。由一个乡村小学的大门里传出一阵呵斥声:“滚出去！学费不交,想白念书吗？回家后不要忘记,欠的学费还要讨还的。”猛然,一个孩子被撵了出来。我拿起红色的文凭又想开了:“谁给了我新的生命？谁给了我荣誉？我参加大学函授进修,并不迷恋什么文凭,而今天,它毕竟寄来了。”《文凭》通过个人经历说明新社会在文化教育实现了翻身。与50年代的文本相比,这一短文中经由新旧对比所传递旧社会的苦厄越来越悲惨,说明新社会的优越性越来越明确；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低,个人越来越渺小；感恩成为流行主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个人在“文化翻身”诉说中,教育的功能是受限制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话语试图改变“认字念书确是有钱人的事”,但并不试图改变和回答“认字念书是不是会有钱？”相反,草根民众以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衡量教育的功能,通常作为“封”、“资”、“修”的名利观遭到批判。教育诉苦是一种政治动员,也是一种思想改造,它将文化翻身直接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个人在诉苦中感知其受教育权来自国家的赐予,因而自觉地将教育收益归属于集体和社会所有,目的是“人民服务”。为国奉献的义务遮蔽了自身权利诉求,国家在提供给个人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在压缩教育的私人收益。个人权益弱化,也淡化了有效激励教育发展的动力。

二、“文化翻身”和学生工农成分

“文化翻身”不只是民间的教育诉苦,教育既然成为动员工农民众热爱新社会的工具,政府也将相应有组织和推广工农大众教育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高层官员在教育方面批判政治上的敌对方,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新旧社会教育的对比,说明新社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同时,政府在实践上力图打破旧的教育分层模式,扩大工农和社会底层群体的受教育机会,打造新的教育分层体系。

1934年毛泽东曾经指出“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1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高层领导常常在各种场合指出“工农是教育的主体”,并通过新旧社会对比的方法说明新社会的优越性。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指出: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工农为教育主体。1950年6月,周恩来指示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同年,教育部提出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工人、农民群众现在迫切地要求文化,要求文化上也要翻身”。^[16]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指出工农及其子女向来被排斥在国家教育的门外,这一现象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根本的改变。^[17]

1953年《人民教育》借用《读者来信》的形式,对政府推行的工农教育政策做了如下归纳:“三年多以来,我国国民教育范围的社会主义因素,同样也在迅速发展,并起着决定作用,最显著的表现如下:我国国民教育确定了为工农服务的方针,新中国的学制,肯定工农教育的地位,开辟了工农青年升入各级学校的大道,保证了广大工农子女受完整初等教育的可能,从教育上巩固了工农联盟。各级学校在入学条件和助学金的使用上,都首先优待工农子女,以保证工农成分的比例逐年增大；并成立工农速成中学,为工农升入高等学校予以特别方便。”^[18]

20世纪50年代初,官方各种教育报告频频出现工农成分学生入学率以彰显教育工作的成绩,诠释新政权的先进性。如《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一文指出1953年工农子女占中学生总数的57.3%。^[19]1954年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五年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文中指出高等学校工农成分学生占学生总数21.94%。^[20]然而,1954年后,国家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较少提及工农成分学生。1959年陆定一指出重点高校,“要搞高、精、尖”；“现在所讲的工农成分,也有些乱弹琴。”^[21]显然,高等学校的工农成分在卫星上天的科技尖端面前地位下降。

国内政治斗争仍在继续,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领域。1963年起,农村贫下中农子女受教育状况频繁出现在官方文件,这些数据在此时更多涉及农村小学,揭露农村教育危机,以动员民众发展教育。普及教育问题归因为“实质上是解放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学习的问题,是贫农、下中农文化大翻身的问题。”^[22]1964年,教育部长刘季平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指出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只有59%,沈阳市调查郊区三个大队,贫农、下中农子女入学率只占29.3%。为此,他自我批评:“近几年来,我们向工农开门的思想淡薄了,没有认真地贯彻阶级路线。”^[23]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工农成分学生、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率反映新社会教育上“文化翻身”的现实。增加工农成分学生和扩大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比例是新政权力图改造原有的教育分层体系,扩大工农大众的教育利益。但是这种改造是有限制的,改造的方法需契合新意识形态；1951年,教育界开展大规模的武训批评,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自近代以来为贫民教育奉献的典范受到批判；此后,提倡平民教育的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家相继受到批判。这一改造也是有限度的,它只是嵌入在整个教育制度的一个要素。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下,高等教育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持,普惠社会底层群体的基础教育末受国家财政优先支持；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下,即使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也未受到财政大力支持。通过教育实现“文化翻身”,服务于和服从于不同时期的国家需要。

三、“文化翻身”与农村办学

农民在土改中“翻身”斗地主,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然而农民要通过教育获得“文化翻身”,打破原有的教育分层格局,只有通过教育资源重新配置和自身努力学习才能得以有效的实现,因而“文化翻身”的过程必定牵涉更为广泛的内容和更长的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和经济约束下,在“群众路线”理论指导下,政府通过组织和动员农村发展基础教育,农民集资办学,为“文化翻身”提供了物质资源。农民通过教育实现“文化翻身”是有限度的,是农民自办的、简易的、非正规的教育。

农村初等教育普及是底层民众“文化翻身”的基础,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小学仍是缴费上学。如,浙江省《1951年地方财务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公立完全小学之公杂零星修缮费等开支,一律从学生缴纳学杂费中解决。^[24]山东省农村也是如此,1952年山东提出小学收费理由是:“由于翻身农民对于子女入学的热烈要求,由于翻身农民的经济力量不断发展,又由于本身地方文教经费不足,省文教厅根据中央已指示的依靠群众办学的精神,确定自五一年春季起小学实行向学生收费的办法,并于三月间指示各地执行。”山东省总结工作的初步经验:学文化是翻身人民的迫切要求,当国家财经困难的时候,群众是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协助政府办学的。这一办法的推行必须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掌握正确而适当的减免办法。这一工作必须有领导地通过群众推行。^[25]东北吉林省也是如此,如榆树县经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使小学敎育得到空前发展,全县22处完小、497处村小,共有学生76947名,比较伪满时代增加一倍以上。各地翻身农民,为使自己子女受到敎育,纷纷自己动手,集资修建校舍,添补桌櫈,全县据目前不完全统计,新添桌櫈11240余套,大部分学校已修建了校舍。^[26]

农村教育依靠群众自办,状况不容乐观。在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之下,农村缺乏足够经济能力举办基本教育。如,1963年浙江省余姚县一公社有学校13所,其中民办中学1所,公办中学3所,民办初小9所。当时浙江省民办小学占全省半数以上。“由于农村学校半数以上是民办,经费要靠收取学费来维持,所以虽然教师催得很勤,但学生还是不交,或流走不上学。”“谁上学谁出钱”,“以生养校”很流行。^[27]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在阶级路线的视野中,贫下中农子女的教育问题也不断暴露。1963年,《人民教育》刊文指出:在农村办学校,首先考虑贫农、下中农的经济情况,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的孩子能够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去读书。其次,就要考虑与农村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了要能用。^[28]

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农村通过贯彻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进行普及教育。这种形势下,文化诉苦作为政治动员手段首当其冲,这时的文化诉苦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要求暴露农村教育的现状和危机,同时将这种教育发展的不足提升为培养接班人问题和阶级路线问题,这一活动从政治层面向农村有效地传导普及教育的压力,以动员乡村各阶层共同筹资办学。农村办学动员的一般行动步骤是从文化诉苦开始,从情绪动员到物资筹措和人员配备,构成一个动态的压力系统。在1964年浙江、山东等地具体做法是讲本县本社本队贫农、下中农没有文化,子女入学少的现实状况,及其和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的关系。贫农、下中农没有文化的苦,人人有,村村有,队队有,说不完、诉不尽。通过诉苦,许多贫农、下中农认识到:“一个字就是一个宝,学校一定要办,我们自己被旧社会害得不识字,后一代一定要给他们念书,长我们的志气！”^[29]“文化诉苦”在一些地区进一步拓展为“算账”活动。1964年河北省邢台县各生产大队算了三笔账:算清贫下中农子女失学的比例有多大？现在贫下中农掌握不了队里的财务会计,吃亏有多大？下一代文化还不能翻身,后果有多大？其效果是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好多人认识到简易小学是为贫下中农办的学校,动员贫下中农子女入学是“保住印把子的大事情”,是“交好班的大问题”。从政治意识领域的高空降落到凡间尘世的地面,是落实“关于建校的许多问题,如教室、桌凳、教员、经费等等,都是靠群众、靠集体,在很短时间内得到解决。”^[30]1965年底,教育部部长何伟总结促进农村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提高群众思想认识的情况下,和群众商量办什么学校,学什么内容,以及解决办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工作就很顺利。”^[31]

农村集体办学模式在这一时期得以推广和确立。在集体办学还是“谁上学谁拿钱”问题上,浙江省农村的中农和贫下中农发生冲突和矛盾。中农和无小孩子的农民认为:个人上学,集体负担,是个人沾集体的光,是“平调”别人,不然由国家来办。而贫下中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校,要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主张集体办学。针对双方的冲突,教育部小学司调查小组倡导要走集体办学的道路,办学经费由大队统筹。^[32]国家虽然把农村组织起来,主张以集体利益取代私人利益,但是当时上级政府投入的办学资源有限,办学经费仍须由大队解决。

在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基础上构筑的“人民教育人民办”理念和非正规办学的实践,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话语体系中不免出现逻辑漏洞,在实践中露出破绽。较为典型的是,“全日制小学经济负担重,好多人家供不起。这样就使大量的贫苦农民在文化上翻不了身。”于是,官方提倡发展简易小学。但是民众反映“地富子女进全日制小学,贫下中农子女进简易小学,这算什么阶级路线？”当时的民众以名责实,以教育质量而不仅仅是教育机会考虑“阶级路线”和“文化翻身”。面对民众的问责,官方批判民众的指责,“反映了‘学而优则仕’的错误思想,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具体表现。”^[33]官方将农村普及小学的问题转化为阶级路线的问题,这种生硬的逻辑转换难免遇到另一种困境。这个困境说明在教育资源配置体系、文化资本积累没有根本改善之前,教育分层要进行颠覆性的改造并不容易。官方通过批评功利主义和片面追求升学率,可以回避缠绕教育的阶级路线,但不能避开村庄教育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教育实现“文化翻身”的话语体系和实践是一个时代政治和财政、文化和教育的标本。它时常受到“文化改造”和“文化革命”左右夹击。60年代,“革命”在向每一个角落渗透。“革命,而且只有革命,才使我国人民能够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在经济上得到翻身,在文化上也得到翻身。”^[34]实现“文化翻身”的教育在一步一步变异,1966年后,教育沦为文化革命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教育实现“文化翻身”,其话语体系和实践形式随政治形势发展复杂多变,多种元素叠加混合。它既是文化诉苦也是政治动员,既有感恩也有请愿,既标示现状改善也揭露教育危机；它既有新意识形态激发的理想成分,也有组织和促进工农接受教育的真实成分,它使教育纳入国家的轨道。由教育文化诉苦、增加工农成分学生和农村办学等多个层面话语和实践构成由教育实现“文化翻身”的内涵,并以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嵌入到整个教育体制中,毋庸置疑,经教育实现“文化翻身”是有限制的、有限度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的强音是“文化翻身”和“教育普及”,它们代表当时教育实践的历史话语。其某些方面与教育机会公平相似,展示出教育现代性的精华。随着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由教育实现“文化翻身”的阶级斗争理论基础已不复存在,其群众路线的实践路径因缺失政府对于基础教育财政责任而衰退；它正日益被基于现代国家保障公民权责的教育公平理念和实践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