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第二节　教育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

1953年至195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是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正式决议全国各地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3年起,国家逐渐加强计划管理的力度。这年4月,国家严格限制城乡之间人口的自发流动。这年10月,国家粮食、油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起对棉花和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供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教育发展也纳入国家计划发展之中,教育计划总体上呈现温和发展的特点。

一、高等教育优先发展计划

1953年初,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习仲勋副主任提出“按计划办事”的要求,他批评制订计划中的“偏高”、“偏大”,他认为在制订计划中没有对过去三年工作分析,对于过去工作的盲目性缺乏认识。他提出:在各种工作中,我们都要学会掌握财务。计划规定经费指标,在这个指标下,必须懂得怎样用得合理、经济、有效果,以少量的钱办大量的事。他告诫实行计划建设,要靠战斗的工作作风,否则计划便只能是漂亮的一纸空文。他敏锐指出教育工作的重点是高等教育。^[14]

然而,这时的教育界仍在乐观地宣称:我国的国民教育,随着国民经济走上计划建设的道路,也逐步走上计划发展的道路。国民教育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做到。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国家开始逐年接办一切接受外资津贴的学校和私立学校,这就意味着逐步实现学校国有化。^[15]文中的“一切”在后来没有实现,对于农村私立小学,政府并没有接管,而是借民办小学的形式出现。

形势果然如习仲勋预计。中财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过程中,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1953年4月,苏联提出对于中国“一五”计划的建议,其中有: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16]195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教育任务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高等教育为发展重心的策略显山露水。郭沫若在《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中检讨,“我们的主观条件（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国家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培养干部的要求）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不相适应”。他提出“使全国文教工作,在我国实行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一年,更能密切地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并能很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17]显然,郭沫若视“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和“人民”的“文化要求”为并列二项任务,话外之音,检讨前期教育工作只是注重了人民文化的要求。

教育部检讨更为明确直接。1953年9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教育部党组等检讨自身的官僚主义的文件。教育部检讨:由于准备不足,结合实际不够,贪多贪快,盲目冒进,因而所制订的许多决定、指示、规程和计划,其中不少是错误的。例如:要全国小学“在五年内争取达到80%的学龄儿童入学”；“把民办小学全部由国家包下来”；“争取五至十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提出“五年内培养百万小学师资”的任务。进而,教育部指出“教育工作的责任一是培养干部,二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工业化还没有打好基础之前,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特别是培养工业干部。因此,首先应稳健地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工业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在普通教育范围内重点应放在加强和适当发展高中（大学的后备部）,而其关键是大力加强和适当发展高师。”^[18]

城市对于国家教育发展计划施加更多压力,因而这一时期的教育计划更重视城市教育的发展。由于中等教育规模较小,上海等地学生升学困难。在1953年8-9月间,大批学生和家长走访上海市教育局,要求解决入学问题。1954年1月,中央文委习仲勋副主任在全国中学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的中学是否多了呢？还不是的,首先是在工矿区、大城市还要发展。”习仲勋指出:“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群众只管需要,不管你可能不可能,譬如我们干部子女上不了学,着急得很,他需要,不管你可能不可能。我们把需要和可能结合得刚适合很不容易。这是政治问题,影响很大,政府要尽最大的努力。”^[19]1954年3月,习仲勋在《1954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报告中提出制订切合实际的计划才能使文化教育事业指标与经济建设维持正确的比例。1954年文化教育计划相比1953年的计划,高校在校生增加19.4%,高中在校生增加28.6%。^[20]

城市小学同样受到关注。1954年3月,教育部出台《全国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工作:1953年的基本总结和1954年的方针任务》,文中提出小学教育应有重点在大城市、工矿区作适当发展；农村公立小学一般不发展,但根据需要与可能,提倡民办小学。^[21]相应地,1955年初,《国务院关于工矿、企业自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规定》的文件出台。^[22]

1953年至1954年期间,教育计划性加强,教育事业与教育财政配合的观念加强。教育事业计划的指导思想在注重人民的文化要求和干部建设两者之间摆动,逐渐明确以干部建设为重点。与之相应,教育发展重心由初等教育转向高等教育,城市教育逐渐受到关注。

二、“一五”教育计划与十二年国民教育计划

虽然1953年中国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但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在商议中。在1955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才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此时距“一五”计划规定的起始时间已过一半。

“一五”计划是中共中央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教育方面的主要计划包括五年内高等学校计划招生54.3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100.57万人,高中招生108万,初中计划招生603.7万人,小学计划招生5326万人。计划在学生数方面,1957年比1952年在高等学校和中专增长127.4%、5.6%；在高中、初中和小学分别增长180%、78.6%、17.9%。由此可见,高等学校和高中是“一五”计划发展的重点。“一五”计划在“培养建设干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提出五年内,高等教育以发展高等工科学校和综合大学的理科为重点,同时适当发展其他各类学校。国家将调整和扩大现有的各类高等学校,并新设置高等学校60所。在“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方面,提出:国家应该根据提倡农民群众自办学校,允许私人开办学校的方针,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来发展中等和初等的教育事业。^[23]“一五”计划以五年为期,制订每一年发展教育计划,但是没有制订相应的经费计划。“一五”计划是“服从国家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务”而确立的,在教育方面是一个城市优先、工业优先、高等教育优先的计划。

1955年9月,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意见与“一五”计划的精神一致,这次会议降低政府在普通教育的财政责任。代表们指出“原文教计划不全”,没有把工矿企业的、群众自办的、公私合营的和私人举办的文教事业列入计划内。国家正在集中全力进行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能有更多财力来举办基层教育卫生事业。^[24]

继之,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1955年冬季,毛泽东决定加快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步伐。这个精神很快在第二年年初的教育计划中表现出来。教育部明确指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又快、又多、又好、又省”的方针,拟定国民教育12年发展计划。^[25]

1956年1月,教育部印发《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稿）,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规划,规划要求7年内全国基本扫除文盲,7年内在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在直辖市、省会和主要工业城市基本普及初中教育。^[26]这一激进的教育计划显然没有详细的财政筹资计划支撑。

但是,中央高层领导们对于激进的发展计划仍存有警觉。1956年1月31日,郭沫若引用了几天前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话:“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7]郭沫若在文中所提到的是一个比7年更长的时期。1956年2月,周恩来指出不管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指出毛泽东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周婉转地理解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28]

但是,快速推进国民教育的态势在继续。1956年3月,毛泽东指示要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继之,国务院颁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29]这一激进的计划在党内并不是没有异议,据薄一波记载同年6月中央宣传部起草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陆定一认为农村扫盲也是急躁冒进的一个突出例子。^[30]然而,同年6月,教育部长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检讨了“国民教育工作存在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了比《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更激进的要求,即在5～7年内扫除文盲。^[31]这一波激进的教育计划出台由毛泽东发展农业计划引发,强力扭转“一五”教育计划中注重高等教育的趋向。

两种计划后面的力量在相互调和,因而有了主张温和推进教育发展、注重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综合平衡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周恩来在《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1956年的冒进倾向。周恩来明确批评:“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32]他指出正确的财政计划,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一倍；为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12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33]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教育发展指标低于教育部印发的《十二年国民教育规划纲要》,并且强调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平衡发展。

从官方文献分析,中央高层对于人民生活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而“人民生活”是当时意识领域推动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注重“人民生活”的周恩来只是提出温和的普通教育发展计划,而毛泽东提出“激进的”发展普通教育的计划同时,认为人民生活改善是渐进的。1956年11月,周恩来在《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指出: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二天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强调人民过高的要求办不到。他指出:“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34]毛泽东的发言可以理解为在具体步骤的让步,因而,渐进发展成为中央高层一致的意见。

三、“适当收缩,保障重点”的教育计划

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存在急躁冒进倾向,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远远超出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国务院提出1957年发展,要“适当收缩、保障重点”。教育也是如此。

1956年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是教育经费和资源投入不足。教育界注意到前期的教育计划与保证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师资、校舍、设备、经费不相适应,因而削减1957年度教育事业发展的指标。1957年1月,《人民教育》刊载《从几个省、市看今年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文,文中指出:第一,计划思想偏高偏大。在考虑事业发展时,较多地注意了国家、人民的需要,对实现主观条件的可能,注意不足,就在需要方面,也有估计不够适当、趋向偏高的地方。因此计划不是放在需要与可能统一的基础上,而是在“宁多勿少”、“不怕不平衡”的思想指导下,逐级增加招生任务。这就使事业发展与保证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师资、校舍、设备、经费不相适应。这种情况,教育行政部门计划工作的领导上就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一层层的增加,使问题愈加严重。如江苏省本来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初中招生任务,在师资、物力、财力的供应上已很紧张,但到省、专、县以后,又增加了近五千人的指标,而上述完成任务的条件,不但未增,且又逐级紧缩,自然就更紧张了。本文多就江苏的材料举例,但在计划偏高偏大的问题上,江苏省并不是特别严重的,只是一般的。第二,不少学校校舍拥挤,设备简陋。第三,经费不能保证事业需要。这是1956年普遍存在的一个实际问题。以江苏省为例,仅高师和师范两项事业,如额定标准所需要的经费,约缺10%的费用要依靠现有潜力来解决,这还不包括省、市自己增加的任务。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尽量压低定额标准,靠削减开支来维持事业的发展,形成事业的逐层增加,经费定额逐级削减的不合理状况,使得应该保证又必须保证的开支,得不到保证,必须开支的无法开支。如今年各地发展大量的小学增加初中班的学校,结果校舍不足,挤了小学；宿舍没有,学生有的每天跑十七八里上学；设备没有,图书更缺,这就很难谈到保证教学质量了。又如教学行政开支,开支内容增多了,但定额减少了,因而必需的开支,如实验的材料也不足了。^[35]

1957年4月,《人民教育》刊文指出:1956年全国人口六亿计,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为183元。这里有很大一部分要作为国家生产建设的资金及其他公共事业的费用,每个人的实际平均收入当然不可能这样高。而我国每一个大学生每年需要1200元左右,每一个中学生每年需要360元左右。目前我国农民平均每年约收入60元左右,那么一个大学生每年就需要由20个农民的收入来供给。由此看来,在目前国民收入的情况下,要把每一个儿童培养到大学毕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36]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指出:1956年计划新增加工人职员84万人,但是执行的结果增加了230万人,超过计划146万人。1956年教育事业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定得过高了,在执行过程中又有某些方面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结果,就使有些学校招生的数量超过了师资、校舍和设备供应的可能条件,给师生在教学方面和生活方面带来了一些困难。1957年根据师资和财力、物力方面的可能条件,适当地缩减了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人数,使学校能够有较多的精力,进行整顿,提高教学质量。

这种冷静的态势持续不久,形势急转直下。1957年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央要求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教育部提出中学以上教育计划各项指标,中央加以控制；小学主要控制经费指标,在不增加经费原则下,省市可以采取地方统筹办法适当发展,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37]地方由此获得较大的教育计划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