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第三节　教育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

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进入“二五”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历经曲折。“二五”计划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此后,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各年度的计划数字不断大幅调整变化。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剧烈波动,“二五”计划时期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即1958年至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年至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教育计划也出现相同的格局。

一、快速普及中小学和高等教育的计划

1958年初,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明确否定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应该批评右倾保守。1958年6月,国家计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一文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几天后,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这种激进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第一本账是中央下达的计划任务,第二本账是地方期成的任务。二本账是造成地方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重要政策原因。这种鼓励地方自行追加计划的发展模式也影响教育计划。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指出:“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1958年4月,陆定一传达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对于教育部门的批评,“教条主义多的,一个是重工业部门,一个是教育部门”。陆定一进而提出“我们要在15年内普及初中,普及高中,和普及高等教育。”然而对于具体的教育计划,陆定一要求:“教育规划,首先请地方搞,各部搞,然后拿到教育部来综合平衡。”^[38]由于教育规划由地方制定,地方政府紧跟中央的意图,教育指标层层加码。如,1958年4月,《人民教育》报道河南省的状况:“过去是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运用这种革命办法今天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河南省去年一年群众创办的中学学生的数额,已赶得上经过多年发展的公办的中学学生数额,因此该省提出了在一年内基本上普及小学和初中的规划。”^[39]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的开始。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是195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会后,全党全民动员,一个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新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

在这种激进的政治氛围下,1958年8月,陆定一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中,提出:“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6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40]教育领域频频出现高调的发展指标和口号。

经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央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41]苏珊娜·佩珀指出1958年的教育改革目标远远超过苏联在同一时期所提出的目标。^[42]

双轨制的办学模式受到鼓励,全日制学校承担提高的任务,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习学校承担普及的任务。中央明确指出“因为这种学校可以全部或者大部解决自己的经费,很少需要或者不需要政府的帮助。”^[43]双轨制的办学模式和缺失的资源保障计划相互鼓荡,以数量为指向的喜报接踵而来。1958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与1957年相比,全国高校增长515%,学生增长80%；中等学校增长846%,学生增长112%；小学校增长73%,学生增长43%。^[44]

这种激进的发展方式引起政府高层警觉。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六中全会降低了在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高指标。教育指标的温和下调则在第二年春表现出来。

二、1959年“适当发展”计划的出台与反复

1959年4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经常性的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45]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也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要办好一批重点学校”。^[46]1959年5月,周恩来又指示《要保证教育质量》,指出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提醒“如果你们再不断地增加数量,那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会降低质量,那就不是办教育的正确方针。”^[47]

同年5月,教育部提出“巩固提高、适当发展”的方针,要求在全日制学校和半日制学校发展安排上不要过多地占用劳动力。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提出的教育计划是1959年全国全日制高等学校招生43.7万人,全日制高中90万。教育部削减各省市提交的计划,决定全日制高等学校包括本专科共招生25万,专区和县所属的高等学校的招生名额（1958年8万人）由省、市、自治区决定；全日制高中招65万人,中专招70万人。教育部指出1958年各级学校大量增加了招生名额,但未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现在校舍都比较拥挤；1959年必须解决各级学校所需的校舍问题。^[48]陆定一承认文教工作的确发展过快,他指出高等学校去年增加600所,第二个五年计划定的在校学生在1962年指标是85万人,而1959年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已经有81万人,加上半日制的、业余的,就有100万多一点。两年完成五年扫盲计划,1958年1亿人参加扫盲,扫了5000万,等于过去八年的两倍。^[49]

然而,教育部“适当发展”的教育方针没有善始善终,激进的教育计划再次出现。正是“前弦后管夹钟声,才断又重续。”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后全国掀起“再跃进”的高潮。1959年11月,陆定一指出反右倾斗争对大家有好处,进而提出激进的教育发展计划:在第二个五年内计划内扫除文盲,普及小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普及初中；在第三个或第四个五年计划内,全日制高等学校发展到在校学生人数占全劳动力的1%,即200万。^[50]

1960年1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各级各类学校1960年春季招生工作的请求报告》,这是一个有明确招生数量和经费总额的计划,是一个轻微削减了教育高指标的计划。1960年3月,陆定一指出:三年教育规划还是不变,1960年高校招生28万,高中招生80万。教育部以帮助重点学校办新学校的方式普及高等教育,希望借此超越苏联高等教育水平。“主席讲过,今年帮它办一个班,明年办成一个系,后年办成一所学校。我看是要有这种办法。现在我们高等学校还不够,苏联有900多所学校,我们现在不算业余的是800多所。还要翻一番,如果将来每个农村人民公社办起大学以后,办它24000所,连城市人民公社办的就有3万所。”^[51]在陆定一的讲话中,即肯定教育部原定的教育计划,也响应最高领导的激进推进教育发展的要求,两者在陆定一的讲话中似乎并行不悖,和谐相处。

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文件再次提出要大力提倡群众办学、集体办学,在12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三、调整和精减教育的计划

1960年夏季,中国国民经济已严重失衡,全国范围内出现粮食供应紧张局面。1960年7月,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建议: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也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停止。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会后,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持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此后,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步步发展,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按原定计划进行。

1960年底,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教育部门开始多层面反省激进教育发展计划的危害。其一,1960年11月,张际春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以“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评价当时的教育。他提出“对一个指头的问题,必须要好好检查。”他指出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认识“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是集体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的意义,要在实践中建立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他提出要研究几个问题:（一）文教事业同经济建设事业的正确关系问题。要在实践中建立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要经常关心工农业发展状况,并且经常“计算”农业对于工业和文教提供粮食、劳动力、劳动时间、购买力等的可能性。还要随时“计算”全日制、半日制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要受教育时国家和公社对他们所需供应的规模和能力。他举例说一个高中学生从进入高中到大学,国家对于每个学生花4000元,他估算“按一个农民每年收入平均280元计算,则需要260万农民收入来解决100万大学生的开支”。办一个大学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有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付才能办得起来的。“大学必须认真办好,不办好就是极大的浪费。”（二）关于质量与数量结合的问题,他提出“人的废品”的概念与钢铁废品的概念相应。（三）红专问题。（四）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问题。（五）革命热情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问题。（六）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全日制学校应当以教学为主。1961年的教育事业发展原则是适当控制数量,着重提高质量。1961年停止新建院校,“一般的学校都应实行四定:定任务、定规模、定专业、定编制。”^[52]

其二,林枫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须配合经济,离开生产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教育而教育,是错误的。^[53]

其三,杨秀峰在会上指出一方面教育积极去适应和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而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又不应该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而过多地占用劳动力。他仍是引用毛主席在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占用过多的劳动力。”他自责说:“可是我们在考虑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的时候,对这个有严重意义的问题,可以说过去就没有考虑过。因此,几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偏快了,占用劳动力多了。”1960年上半年全国学校教职工人数增加到367万,占全国劳动力的1.14%,连同当年16周岁以上在校学生计算共占劳动力4.22%。他指出教育发展与农业发展有很大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有意识地从为农业生产服务、认真解决与支援农业有关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来拟订教育事业计划。”他指出近三年来,“由于教育事业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水平,不仅多占用了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对教育事业本身的巩固和提高,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首先将师生健康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联系起来,指出由于劳逸安排不好等原因,大城市的师生患病人数增加。^[54]

杨秀峰批评教育过度发展,检讨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浮夸风”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不顾条件、贪多、贪大、贪洋之风相当严重,如几年来教育发展计划指标已偏高,超过可能条件,而又层层加码,建校贪多,滥收学生,降低了质量,有的名实不符。这样做的结果,不能保证质量,学校不能巩固,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甚至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有的学校规模贪大,不顾条件增设很多专业。基本建设标准越来越高,追求形式,也是一种浮夸风气。

高层文教官员对于教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预示着教育计划目标的下降。潮起潮落,高调的教育计划从“八月涛声吼地来”,变为“须臾却入海门去”。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中央提出文教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由此,教育系统开始进行教育事业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整顿。这一时期教育发展指标下降,规模发展放缓,学校压缩、教师精减、招生数减少。政府开始关注教育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问题,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并决定实施重点学校政策。

1961年2月,中央文教小组对于1961年文化教育工作的初步安排要点是:一是节约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二是普通教育,区别对待。三是高等教育要把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四是控制劳动时间。五是控制1961年招生数,高校计划招25万,中专招50万,普通中学招335万；分别比1960年减少招生9.4万、11万、99万。^[55]

1961年4月,教育部对于北京地区现有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不同情况,进行统筹安排。教育部分别采取“定”,定发展规模；“缩”,缩小发展规模；“并”,与他校合并；“迁”,全部或部分迁离北京；“放”,下放北京市领导；“停”,停办等多种不同方式进行调整。^[56]1961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决定再次缩减1961年学校招生数。1961年高等学校计划招生16.2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17.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44.8万人,普通初中招生224万人。全国重点学校招生4.1万人。会议决定今后三年,应当继续缩短教育战线,压缩城镇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今后三年每年招生指标,高等学校基本保持在16万～18万人的水平,中等专业学校保持在28万～34万人的水平,高中保持在45万～50万人的水平,全日制初中保持在250万～280万人的水平。^[57]

1962年4月,教育部再次压缩教育发展规模,林枫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指出1962年大专院校招生调整为12万。在5～10年内,大学招生保持在12万～13万左右。调整后中等以上学生数将由1300万降到700万～800万。^[58]更详细的精简计划随后颁布,1962年5月,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减学校教职工的报告》。报告指出1958年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过快,规模过大。特别是1960年各级学校数和学生数大幅度增长,使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超过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特别是超过了农业生产水平,也影响了教育事业质量的提高。在教育事业的某些方面,国家包得过多,对有些人民自己能够举办的事业和能够解决的问题,积极地提倡和帮助不够,妨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加重了国家的负担。报告指出1962年经调整后保留高等学校数400所,1962年比1961年减少445所高校。报告详细列表说明《1952—1961年全国各级学校数》、《1952—1962年全国各级学校学生数》,《全国各级全日制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修订表》,《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实习工厂编制标准修订》。^[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