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计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

第四节　教育计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3—1965）

“大跃进”三年,中央决策违背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紊乱。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三年的综合治理。1963—1965年,中央继续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然而,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将阶级路线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时期教育计划与学校制度改变相配合,政府试图在不加重财政负担的状况下,推进教育发展。

一、关注农村的教育计划

1963年底教育部召开教育事业规划座谈会,第二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七年（1964—1970）规划要点（初步草案）》。教育部提出绝大部分中小学毕业生将参加劳动,主要是农业生产劳动,中小学教育在农村发展缓慢,说明“阶级路线贯彻执行不够”。为了更好地适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教育部门除了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外,采取各种形式普及小学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发展职业学校,城市职业学校发展也要面向农村,以便“有计划地输送城市青年下乡支援农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60]。教育部指出1963年全国7～12周岁学龄儿童为10967万,小学在校生数7300万,其中7～12周岁646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59%。但未入学儿童绝大多数是农村儿童,其中贫、下中农子女又占大多数。教育部规划在1963—1970年的七年期间在校学生数,小学由1963年7300万人发展到9000万人,各种形式的职业学校由38万人发展到530万人,普通中学则稳定现有规模。这是一个总体性的规划,没有年度计划和地区计划。

这个计划最大的进步之处,是将教育事业计划与经费、人员等配置结合起来,即再次肯定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相应的经费支撑。这个计划草案设置了“7年规划所需要的编制、经费、基建投资和纸张”一节。规划估计七年内,所需人力、物力、财力如下:第一,教育部门办的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共需增加教职工事业编制56万人,其中小学29万,职业学校26万人,中小学校外辅导员1万人。第二,需要中小学和职业教育等经费190.6亿元,其中小学经费91.8亿元,普通中学经费50.9亿元,职业教育经费11.1亿元,师范教育、业余教育和其他各项经费33亿元,机动费3.8亿元。第三,需要基建投资32.7亿元,其中小学13.3亿元,普通中学6.8亿元,职业教育12.6亿元。第四,需要纸张54.6万吨,其中小学需要纸张32万吨,中学10.5万吨,职业学校2.7万吨。这个规划也反映当时教育计划简陋不足之处:一是以人力、物力、财力并列安排,在计划经济下,人力主要是国家根据行政编制调控的,在计划中没有对人员和人员经费之间的关系明确说明。二是纲要性计划,很难具体操作,如,基建中没有建校计划和维修计划等。三是长期规划,并且没有年度计划,没有相应的年度教育规划和经费计划。四是物资调配是不完全的,只有纸张而已,并且物资调配与教育经费之间的关系未有明确说明。五是没有明确的、政府间分级的各渠道资金筹集计划。

由于阶级路线斗争的扩大化,1964年春节之后,以激进方式推进教育发展的态势席卷而来。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指出:1959年、1960年、1961年,我们犯了错误,首先是我犯的错误,没有告诉同志们发生了灾荒,要改变办法,搞两条腿走路,结果到处砍学校,砍得惨得狠,使教育工作受很大损失。这由我负责。从今以后得了教训,平常时候两条腿走路,灾荒时也要两条腿走路。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要两条腿走路。^[61]会议确定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中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的方针,在农村则积极发展小学,特别是简易小学,解决贫下中农子女入学问题。

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规定国家基本任务的顺序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1964年8月,刘少奇发表《半工半读,亦工亦农》^[62]和《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63]刘少奇将“两条腿走路”教育方针进一步制度化和系统化,为这一时期教育事业计划和教育筹资计划定下了基调。

二、“两种教育制度”与教育计划

基于当时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这一时期,刘少奇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并与各级各类教育计划一步步结合。在这一时期,教育计划的指导思想受阶级斗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影响十分明显。

1965年3月,教育部召开半农半读的教育会议,会议提出:今后农村教育实行全日制和耕读小学两条腿走路方针,普及小学教育,扩大试办农业中学,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5月,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通知,决定中央不再下达1965年初等和中等学校教育事业招生指标,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安排。并提出应把国家和集体办的教育事业纳入统一的计划安排。积极发展发展半工（农）半读学校,全日制小学适当发展,全日制中学一般不发展。

1965年7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一文,中央提出农村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占的比重很大,抓好半农半读的教育工作,对改变我国教育事业面貌,具有决定性作用。文中客观分析了农村教育的现状,指出目前全国青壮年还有40%的文盲没有扫除,近30%的学龄儿童没有入学,50%的高小毕业生和7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教育部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小学教育。扩大试办农业中学,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进行全日制学校改制试点。^[64]

继之,“两种教育制度”形式延伸到高等学校。196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逐步普及高、中等教育问题的批示》是根据刘少奇指示,在谭震林直接领导下召开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会议,农业部党组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央批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持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对立,它只能普及小学教育或普通中学教育。它决不可能也决不愿意普及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逐步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它除了逐步普及小学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外,能够更进一步逐步普及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中央肯定了刘少奇对于教育发展的设想,即“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迫切希望他们的子弟升学的要求；今后高中等学校要下伸到专、县,将来公社也要办大学；学校要办到农村去,半天劳动,半天读书,半年劳动,半年读书；学生社来社去,在学校里自己搞饭吃,毕业后回家当社员,领工分,国家除给少量补贴外,既不包括助学金和口粮,又不包分配当职工。”

这个计划在确立宏远的中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的同时,减少国家原本在教育财政上支付给在校学生的助学金和口粮,减少对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所负的财政责任。对于这一教育发展计划,农业部党组认为这是“彻底的教育革命方向”,刘少奇的建议引起参会人员“震动”,与会同志开始“顾虑很大”,特别是高等农业院校的一些同志思想“跟不上”。他们认为农村主要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办学校,也是办小学,发展大学还不是时候；感到国家不包助学金和口粮,不包分配当职工,农业教育这样办,行不通,学生已经不愿意学农,这样办更没有人愿意学农。会议确定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发展教育,坚持刘少奇提出的“五年试验,十年推广”。可见,经过大跃进时期惨痛的教训,由政府上层制定的教育目标虽然激进,但是措施较为务实。其一,会议确定今后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教育改革,没有制定在招生和办校方面的高指标,而是为计划的推行设置了较长的过渡期推行。其二,会议务实地讨论实际要解决的毕业分配,学生的助学金、口粮、布票等问题,生产基地和学校建筑问题。会议提出在某些方面的物资和经费仍要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65]

继之,“两种教育制度”的形式向城市发展。1965年1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城市半工半读会议上提出城市办半工半读学校,不要盲目一下子大发展,以免被动。城市普及初中,还是提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教育部部长何伟传达刘少奇的讲话。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在全国168个城市以及某些大的工矿区,普及城市初中教育。普及城市初中教育,充分调动厂矿企业、机关、学校、街道等方面的积极性,运用他们的人力、物力和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采取多种方法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校。^[66]可见,城市普及初中计划,主要调动社会单位和机构的力量推行。

综合本章所述,随着计划经济的推行,新中国教育计划逐渐发展,政府在各项办学指标的设定和施行过程中,逐步形成政府直接管理学校办学的指标群。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下,教育财政经费根据计划指标下拨,计划发展不失为新中国教育财政的特点之一。“我国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决定了我国教育投资的计划性”,这一特点在杨葆焜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教育经济学》中得到认可。^[67]

新中国教育计划的重心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摇摆,在发展城市和发展农村教育寻找平衡,反映了教育计划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和国家工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如杨东平认为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战略。一种是以普及义务教育为基础、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首先普及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发展高中和高等教育。这是先现代化国家常见的渐近发展发展模式。另一种是将教育发展重心置于城市和高等教育,同时将基础教育纳入为高等教育服务的升学轨道,形成一个高度竞争的宝塔型学校教育系统。新中国教育选择了后者,这是与当时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相匹配的。五六十年代基础教育的方针徘徊于“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这样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如1958年中央强调扩大劳动人民的教育机会；1961年进行调整和收缩,强调教育质量；1964年又开始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68]

新中国教育计划较为激进而且十分不稳定。教育计划本身变动频繁,甚至一年之内出现较大变动,政府对于教育发展缺乏连续和统一的意见。教育计划的目标过于激进,1961年前制订的中长期教育计划都不同程度较为超前；1961年后中长期教育计划的激进性明显减弱,开始较为务实。新中国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受到不同时期教育计划的影响,教育发展出现大起大落。过于急进的现象不只是教育计划特有的,这是当时社会经济计划发展出现的普遍现象。在冷战思维下的国际教育比较无疑推升教育计划的激进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阶级斗争理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等对激进的教育计划起着催化作用。

新中国教育计划的主体是掌握国家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源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及其各部委,高层决策者对于教育计划起着关键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贴近民众,较为了解教育真实现状的政府机构,在这一时期没有成为教育稳定发展的力量；相反,在行政命令和集权体制下,地方教育计划随着中央计划的层层加码,推波助澜,加剧教育计划的非理性。现在学术界往往反思计划经济下管理链条过长,因基层信息与上层不对称,导致上层决策失误,这是计划经济下内生的矛盾。^[69]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掌握权力者无视基层信息,将教育上的问题归置于政治思想、官僚作风等等的处理方式迫使地方政府屈从于中央政府的决策。根据唐斯、塔洛克等人的官僚理论,科层人员最大的理性就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由于中央上层掌握人事任免权,决定地方官员的职业生涯,中央上层对于教育发展的设想对于地方官员有较强约束力。

新中国教育计划与资源配置计划日益结合,但仍严重脱节。教育事业计划往往超前,教育筹资计划却往往滞后。教育事业计划缺少详实的教育资源配置计划支持,教育长期计划尤为明显；既有筹资渠道和筹资机构,又有筹资总额和分类经费,又有年度筹资计划的教育事业计划较少。一些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配置的教育计划,其严肃性不强；如在全国人大审核的财政预算中,教育经费包含在文教经费内难以监察,并且预算本身的效力有限。新中国成立初的教育事业计划总体上缺乏相应的明确资金拨款计划,这是教育计划中一般现象；因而,教育财政目标较为模糊。推究其原因,一是计划体制下,计划当局决定价格,虽然计划当局决定的价格是不能反应成本和供求状况,但当计划当局对教育中的各要素已规定详细的价格时,因而教育计划的主要部分是教育要素如教师、学生和校舍等数量的发展计划,而不是资金计划。二是教育发展除了受现实的资源约束外,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资金约束机制,依靠国家行政和政治的强制力实现以数量的发展为重心的教育计划。三是国家鼓励因地制宜的、非正规的方式普及教育,因而上级政府难以对所需经费和资源作出合理计划

【注释】

[1]《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88.

[2]［美］曼库尔·奥尔森,吕应中、陈槐庆、吴栋等译.国家兴衰探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3]500106,教育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1.

[4]501000,钱俊瑞、刘子久.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情况及各项决定［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98.

[5]501214,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9.

[6]510210,工农速成中学暂行规定实施办法［A］.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8-81.

[7]510518,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2-94.

[8]510810,周恩来:谈新学制［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7.

[9]510826,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9.

[10]510827,巩固和发展新中国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9-113.

[11]510911,用革命办法办好人民教育［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13-118.

[12]财政部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二辑）国家预算决算（1950—1981）［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23.

[13]张健.略谈拟定教育建设计划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人民教育,1952（10）.

[14]530124,1953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89-191.

[15]读者来信［J］.人民教育,1953（6）:61.

[16]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16-217.

[17]530916,郭沫若.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36-239.

[18]530924,中共中央批发中央教育部党组等枙关于检讨官僚主义和对今后普通教育方针的报告枛等三个报告给各级党委指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39-245.

[19]540127,中央文委习仲勋副主任在全国中学教育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84.

[20]540313,1954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97-301.

[21]540315,全国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工作:1953年的基本总结和1954年的方针任务［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97-301.

[22]550108,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09.

[23]550730,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90-495.

[24]550916,中共中央批发林枫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11-517.

[25]560620,张奚若.目前国民教育方面的情况和问题［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39-641.

[26]560111,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稿）［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50.

[27]560131,郭沫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71.

[2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0.

[29]56032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95.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378.

[31]560620,张奚若.目前国民教育方面的情况和问题［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39-641.

[3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20.

[33]560915,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83-696.

[34]毛泽东.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C］,人民出版社,1996.

[35]戴树仁.从几个省、市看今年教育事业的发展［J］.人民教育,1957（1）:13-16.

[36]柳维光.从各级学校学生人数不平衡状态来谈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J］.人民教育,1957（4）:11.

[37]《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1.

[38]580415,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22-825.

[39]教育事业的新阶段［J］.人民教育.1958（4）:26.

[40]580816,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55.

[41]580919,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858-861.

[42]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66.

[43]580919,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60.

[44]581101,党的教育方针的凯歌——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开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62.

[45]590418,政府工作报告（节录）［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94.

[46]590428,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98.

[47]590528,周恩来.要保证教育质量［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07.

[48]590517,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教育工作的十个文件的通知［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901.

[49]591109,陆定一同志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28-931.

[50]591126,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32.

[51]600307,陆定一同志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62.

[52]601130,张际春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14.

[53]601205,林枫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18.

[54]601205,杨秀峰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1-1022.

[55]610207,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27.

[56]610406,教育部关于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调整工作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34.

[57]610810,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纪要［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55.

[58]620516,林枫同志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93—1095.

[59]620525,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减学校教职工的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99.

[60]640105,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七年（1964—1970）规划要点（初步草案）》［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40.

[61]640307,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个的总结讲话［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55-1258.

[62]640801,刘少奇.半工半读,亦工亦农［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96.

[63]640822,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05.

[64]650714,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56-1359.

[65]650819,中共中央关于逐步普及高、中等教育问题的批示［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59.

[66]651123,何伟同志在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A］,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376-1380.

[67]杨葆焜.教育经济学［M］.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49.

[68]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4）:2-11.

[69]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