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本文认为,教育财政分级管理制度的事权和财权相一致,教育财政经费能否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是判断教育财政管理制度的关键。地方政府出现教育事权过重和财权过轻的状况,这种状况可视为上级政府下放和丢弃教育财政的包袱。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短缺既作用于教育事业计划和教育经费政策,也影响教育财政管理制度和教育经费结构。
第四章 教育财政管理制度的曲折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学术界多从“收”和“放”的角度研究教育财政分级管理问题,揭示各级财政自主权大小对于教育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教育财政分级管理制度的事权和财权相一致,教育财政经费能否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是判断教育财政管理制度的关键。即使在中央统收统支的体制下,事实上也存在政府间的行政分权,即中央政府将教育计划权、投资权和经营管理权在行政系统内部下放。地方政府出现教育事权过重和财权过轻的状况,这种状况可视为上级政府下放和丢弃教育财政的包袱。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受垂直的行政等级约束,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将教育财政责任甩给社会的基层组织。
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短缺既作用于教育事业计划和教育经费政策,也影响教育财政管理制度和教育经费结构。胡素珊认为资源的限制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把为大学输送人才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对农村初等教育相对的忽视由鼓励地方集资办社区学校的做法得到弥补,尽管其代价是质量下降。资源的限制同时也使高等教育不能和中小学教育成等比例发展。[1]曹诗弟在分析山东定县教育发展时指出当地的新式学校和教育更多的是国家和省级政府行政指令的结果,而非地方的自发需求。但是国家常缺乏执行力度,事实上总是缺乏资金。整个20世纪,国家对农村教育的再分配很有限,农村社区需自己筹资建校。[2]学者已经注意到财政制度外的教育资金供给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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