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经费与政治运动

第三节　高校经费与政治运动

增产节约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经常开展的一项群众性活动,1951年的“三反”运动最初由增产节约运动引发,并逐渐转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1952年底“三反”运动结束后,增产节约运动仍时常开展。两者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对于高等学校内部经费管理的影响。

一、增产节约运动

1951年正值抗美援朝高潮之际,中共中央为了支持前线,决定在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讲话,对工农爱国增产运动作了肯定性评价。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提出必须普遍深入的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

1951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三反”运动正式开始。12月7日,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增产节约运动转为“三反”运动。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文中指示:目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正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紧张地进行,并需要继续深入。至此,“三反”运动已明显成为上升政治问题,并出现向教育领域沿伸迹。

二、“三反”运动在教育领域

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知目前全国各界社会人士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要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1952年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中央带头,地方跟随。

1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文中指出:“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然后再回到原定计划。中共中央并对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作了具体规定,提出各级学校教师都要“洗澡过关”。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其有贪污浪费行为者亦应坦白。

1952年2月,《人民教育》刊载《教育界应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文。文中指出:自从毛主席向我们提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务之后,一个多月以来,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已经响应了这个伟大的号召,掀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而且在运动中初步获得了一些成效。然而,我们决不能就此止步,还必须将这个运动更深入地更普遍地推向前去。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财经部门的事情,与教育部门无关,但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了；不但教育部门存在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而且还很严重。根据报纸上已经揭露的事实,就可以完全说明。文中举例说明:单单华东教育部几个直属大学的贪污案件就有20起,贪污人员包括一部分教授、职员、工友,贪污的款项约合人民币二亿三千多万元（旧币）。其他各校自行处理的小案件还有不少。天津专区由于刘青山、张子善盗用了教育粮,而使1040处小学垮了台,使1896名小学教师失业。浪费现象,更是普遍,甚至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无论是水电,无论是实验器具和仪器,无论是设备、基本建设、资金、灯泡、煤、玻璃、桌凳床架、油墨、纸张、文具、粉笔、粮食、储藏室的物品,无论是人力、时间,莫不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80]

三、“三反”运动在高等学校

“三反”运动的战火向高等教育界蔓延。1952年3月13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各地高等学校要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保守观点等,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极大多数学校现在仍然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严重地阻碍教育的改革和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

1952年4月,《人民教育》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向教育阵地的猖狂进攻》一文,文章标题明确显示出“三反”运动的政治运动性质。文章提出以反贪污为重点,领导带头、发动群众,改进学校行政工作。具体措施是:各级学校的教员职员,都应该在运动中清洗一下自己身上所沾染的资产阶级污毒,掌管财务的工作人员,尤须把问题交代清楚。各地事实证明,要想使学校中的“三反”运动得到全胜,首先必须以反贪污为重点,因为反贪污斗争搞得彻底,浪费和官僚主义自会暴露无遗。同时领导必须下定决心克服右倾思想,确信“凡是经管大量财物的人,都有贪污的极大可能”的规律。山西平原、河北等省有不少学校,最初由于领导信心不高,认为“学校不是重点,”“没啥可整”,因之大都成绩不大,劲头不足,当克服了右倾思想之后,不几天,就查出了有相当数量的贪污分子。对一切阻碍“三反”运动的干部,要坚决从领导岗位撤换下来,运动才好开展。华北、华东、内蒙古等地部分学校都有类似的事实。其次,发动群众是搞好“三反”斗争的主要关键之一。学校负责同志必须认真地进行自我检讨,克服那种为带头而检讨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同时要尽量多给群众发表意见的机会。京津各地学校普遍设立了检举箱、意见箱,有的更出版了壁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的罪恶。这都是发动群众的有效办法。只有当群众解除了顾虑,认清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人民事业危害的严重性,才会对贪污行为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合理化建议,以达到肃清贪污行为,克服浪费现象,改进行政工作的目的。如华东师范大学在“三反”运动中,通过民主检举,已初步纠正了部分浪费现象；节省了相当数量的经费。^[81]

1952年5月,《人民教育》发表《亲美崇美思想怎样侵蚀了燕京大学》,批评燕京大学“施以小恩小惠,收买教职员工”。如,他们把燕大的职员工人的薪金订的比其他学校高一些,还经常使他们领到一些不要钱的“配给”物品。如,过圣诞节的时候,工友们都会领到大米和糖。在职工婚丧喜庆时发一些“补助费”,如,工友程荣厚在结婚时就一次得了八元美金；美帝特务夏仁德回家时,会额外多给了他的厨工张景湘一年的工资。因此,许多教职员工都感恩戴德,把美国白宫的间谍司徒雷登称之为“和蔼可亲的老人”,觉得“用了人家的钱,心亏”,以致在“三反”初期,却还没有斗争的勇气。^[82]

1952年6月,《人民教育》发表《资产阶级思想和崇美反苏思想阻碍着天津大学的发展》。文中指出天津大学在四月初举办了一个“三反”展览会,利用各种实物、画片、照片,“深刻有力而又具体动人”地揭发了该校积压浪费国家资财的种种事实,具体如下:

其一是批评学校存在积压现象。把一些在生产上国防上教学上十分需要的东西,像对待废料一样,让它们堆放在仓库里。首先,在国防建设上由于积压所蒙受的严重损失:该校机械系南北两院机工厂,堆积着可以造成一个木工厂、一个铸工厂、一个钳工厂和一个机工厂的各种车床和工具。这些工具,如果用到军事生产上去,每年可以制造一百五十万发炮弹,四十多万枚手榴弹,和十万多支步枪。在机工厂里积压着一台铣螺旋八字轮的铣床,在华北就只有两台,这台“备而不用”的车床,每年能铣的螺旋八字轮,可供装设汽车或坦克七百三十辆。天津汽车制配厂和电车修配厂,都会向该校借过,但是都没有借到。谁都知道在朝鲜战线上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是如何地爱惜着祖国送去的每一件物品,他们把铁铲用到几乎只剩下一只木柄,还舍不得丢弃。但是在天津大学的库房里却堆积着九百把左右的大小镐头没有用。在这个库房里也同样堆积着我们“最可爱的人”视如珍宝的大批军用电话机、喊话机、交换机、手摇发电机、警笛等通讯器材,年堙日久,这些器材大部分都已“绣”“霉”“损毁”成为废品了。志愿军英雄刘景洲,为了保护一车炮弹,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在天津大学却有许多架专制炮弹的“炮弹车床”,没有交给国家,一直扔在校园里没人理,后来甚至被贪污分子当作“废铁”给盗卖了。另外在库房内的黑暗角落里也堆放着大炮上用的瞄准器,计算射程用的计算尺和雷达上的零件“化油器”“电动机”等。其次,积压教学上的需用物资:石油炼制系囤积着的“草酸铁铵”（晒蓝图用的）,有五大桶,可供全校同学使用五年。囤积的“海波”（定像用的）,可以使用四百四十年。纺织系也积压着够用五十年的“硫化卡基”和够用五百五十年的“盐基酸”。计算尺是学工同学所必需的工具,许多同学因为买不起而几个人合用一个,但是土木系的仓库里却丢弃着七十多把各种不同的计算尺。另外还有一百五十多双胶质三角板和五十多根木尺,这些东西在仓库里丢弃着,系主任连影子都不知道,机械系也积压了一百零九个“水平珠”,而土木、水利两系需用时却到外边去买。

其二是批评学校浪费现象严重。文中指出本位主义者为了在月底赶快把争来的经费“报销”掉,水利系曾买过两支与水利系毫不相干的“千分表”；电机系曾经盲目地买了一架连名称都闹不清的机器（后来才知道是纺织机用的开闭器,该系根本用不着。）石油炼制系有二十多罐硫酸放在化学楼地下室里好几年,教授不管,助教不管,管理员也不管,结果漏去了一半。在一大批化学药品里,有许多贵重药品的瓶子上,应没有“说明”,成了无名药,又因为没人经管而发霉了。由于教师们的恶劣作风,严重地影响了同学,如土木系二十几个同学,去年暑假实习回来,竟遗失和损毁了一百多件测量仪器。石油炼制系化工实验室里打碎、损毁的烧杯、烧瓶等仪器,平均每月一筐。至于平常损坏的电灯泡及膳堂的用具等,更是多的惊人。祖国在建设,工人们日夜辛勤地劳动着,为国家创造财富和积累资金。但是我们的一些教授们却没有看到这些,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系成为“全国第一”,就不顾实际地关上门去计划。去年十一月该校电机系曾提出了一个该系制造组实习工厂的建设计划,根据该计划,这个工厂的场地,要占一千平方米,其中要装各种车床39台,还要装一套精密的车床,这个建筑计划要一年半才能完成,需要128亿多的经费,但是工厂盖成后却只能容40人实习。水利系也为了跟清华“媲美”,曾经订了个需款150亿元的庞大计划。^[83]

这篇批评文章将办学所需经费与战争相比较,夸大高校经费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将“教授们”、“教师们”整体作为批评对象；批评学校发展计划,间接地把批评目标指向学校管理层。

李新在《人民大学“三反”记》一文中,反映高校发展计划受到来自教育部高层的冲击,以致高校建设停滞。文中提到:“三反”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机关内部搞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多数同志还没有什么教训,反而嫌煽得不够。为了使运动能够达到“高潮”,范长江又把高教部党组书记钱俊瑞请到校党委扩大会上来做了一次动员报告。而钱更煽动说:人民大学为了修房子等,花了全国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可是这些钱大部分都在修建过程中被贪污了。这说明人大是“山深林密,虎情严重”。这里的“老虎”又多又大,同志们要像武松和李逵那样,用劲儿去打,才能把“老虎”统统赶出来,消灭干净。于是,人大的两个“打虎队”都赶快集中到修建处“打虎”去了。钱俊瑞平时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殊不知这个五分之三并不是他所说的全国几百所大学经费的五分之三,只是高教部直属的北大、北师大、清华和人大这四所大学经费的五分之三。而人民大学所以花费较多,根本上也是因为它是这四所大学中唯一由国家新办的大学,一切从零开始。既没有弄清楚数字,又不区分具体情况,就主观认定花钱多必定贪污多,要求全校师生员工一致动员打“老虎”,结果,凡是管钱的都被目为贪污嫌疑犯。而与私商及金钱打交道最多的行政事务部负责基建的副部长刘一心和修建处从私营建筑公司请来的一位姓白的总工程师,很快就在一片揭发声中成了头号大“老虎”。紧接着,因为买医疗器材和医药用品不得不与私商打交道的校医院院长张敬发,也成了“打虎队”的斗争目标,被隔离审查。后来开了斗争大会,又被戴上手铐送进了北京监狱。只是,经过长期调查,始终找不出张敬发有任何贪污行为,只好又给放了。^[84]

“三反”运动是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而不是基于法律法规的实践。在“三反”运动中,要求各级学校的教员职员,在运动中清洗一下自己身上所沾染的“资产阶级污毒”,掌管财务的工作人员,尤须把问题交待清楚。在“三反”运动过程中,以反贪污为重点,因为“反贪污斗争搞得彻底,浪费和官僚主义自会暴露无遗”。同时“领导上必须下定决心克服右倾思想,确信‘凡是经管大量财物的人,都有贪污的极大可能’的规律”。“对一切阻碍三反运动的干部,要坚决从领导岗位撤换下来,运动才好开展。”这是对所有个人抱着怀疑态度,从组织上入手,推进“三反”运动。检举揭发是手段。在1952年2月4日,《光明日报》刊载:北京大学同学检举的193件案件中,其中有40%是检举家属的。京津各地学校普遍设立了检举箱、意见箱,有的更出版了壁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的罪恶。

群众运动带来的影响十分严重。其一,在运动中,很多无辜的教育者因为几句无谓的话而受到严厉打击,使教育者在教学中有所保留,话不敢乱说,事不敢多做,唯恐被当作借口进行批判。精神处于紧张状态,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活跃表现,影响了教学的质量。有的则致力于运动,而疏于教学,不仅失了为人师的表率,而且忘了“师者,传到授业解惑”的本职。1952年复旦大学“三反”运动中,揭发了大量贪污事实,参加学习的295人中,169人有贪污,占总人数的57%。教师165人中,已坦白了61人；职员139人,坦白贪污的有70人。^[85]其坦白交代的内容,多为借书欠款未还、借物未登记,用公家的试题纸、讲义纸,吃过学校农场的胡萝卜等等。顾颉刚回忆1952年在上海参加第三批大专院校思想改造运动,感叹自我批判之难。“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86]

其二、由于运动对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苛刻要求和猛烈批判,很多学校管理者做事畏首畏尾,生恐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对其正常管理学校与教职工产生了很大的阻碍。杨绛回忆:杰出的化学家,清华大学高崇熙教授在“三反”运动中,服氰化物自弑,因有揭发者说高先生拿了公家的白金坩埚。另一位在清华大学的园艺学家虞先生因受不了窝囊气,“三反”运动中,终于自己触电身亡。^[87]过于严厉的标准,苛刻的要求,使很多学者和学校管理者被扣上贪污腐败的帽子。鉴于这种情况,没有人敢对学校的发展,创新和改革提出新的观点和意见,学校经费不敢申请,需用的物品不敢购买。在以后很长时间里关于经费申请方面的问题都是很敏感的。

“三反”运动对打击高校中的贪污浪费,学校厉行节约,有一定的意义。教育界在运动中贯彻中央精简节约的指示,批判错误的管理观点。如,其一,学校领导干部的思想上,存在着把搞好教学和精简节约对立起来的观点。其二,在修建设备上,有些人过多地搬用苏联的标准,而不照顾中国实际条件。其三,学校人员编制存在着不讲究工作效率的供给制思想和片面地照顾人事关系的现象。1952年下半年全国一般高等学校师（教职工）生比是1∶2.38,比苏联1∶5要大。各校现有的冗员平均在10%。其四,存在着忽视财务管理工作的思想,因而在经费使用上存在着不精打细算和积压资金的现象。

总之,“三反”运动的开展,在教育领域试图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失控的状态出现,虽然在后期有甄别纠错,但影响已经造成,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消除。

四、增产节约运动的延续

1952年10月,“三反”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增产节约运动并没有就此结束,作为经常出现的群众活动深浅不同地影响高等学校经费内部管理。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厉行节约,坚决削减军事、经济、文教、行政一切可以消减,可以推迟的事业拨款,精减军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节约粮食,坚决保证财政部提出解决赤字的具体方案的实现。

1955年4月,《人民教育》刊载《江苏师范学院的财务管理工作》一文,文中指出江苏师范学院经过“总路线学习”和“贯彻增产节约运动”,由于学校领导重视,在贯彻财务工作为教学服务、保证教学和事业的物质需要方面,有明显的改进与提高。1954年前3季度江苏师范学院财务工作的改进有:一、保证教学物质需要与合理供应,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基本上掌握了“重点使用、合理使用、节约使用”的原则。预算成立以后,又经深入了解情况,与各教学单位具体协商,将目前暂不需要购买的大小仪器43件去掉,并减去可在经常教学行政费或一般临时费项下开支的1000余元,以上共减少22800余元。二、由于该院正确地执行了年度预算,因此1954年度预算截至9月底已完成了58.19%。从该院事业计划和教学计划完成以及经费开支的实际情况来看,1954年预算和事业发展计划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存在问题有:一、购置仪器、充实设备方面从主观需要出发,较少考虑客观可能性,因而造成不能实现原订预算情况,使国家财力遭受到不必要损失。如:该院生物系为植物生理开课需要,原计划购置根压计、蒸腾计两种仪器,因而市场供不应求,一时无从购到,便自动变更采购计划,将款全部购买了植物生理化学药品。又如,理学系为电工学的实验需要购买了一部15匹马力的电动机,买回安装以后,因超过了学校高压电线电力的负荷,违反公用事业用电的规定不能使用,只有暂时搁置起来。二、执行临时费预算方面,对全面情况掌握不够、心中无数,造成了工作被动忙乱,随时要钱随时编报销预算的现象,9个月来编报临时费预算零碎割裂多达7次。在预算核定后,又往往因事前估计不足,不得不在具体项目上变动增减。特别表现在修缮工程上,如平整操场原预算三百余万元（旧币）,待准备修整时经确实估计超出原预算几近三倍,加以学期中间教学活动需用场地,因而只有不做。又如菜灶、水灶原列修缮预算准备大修理,因学期中途不能停炊断水,只作小修理,这都是没有在编造预算时注意修缮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具体表现。^[88]

然而,高校对此异议不少。1955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指出现在学校中似乎有一种倾向,即遇到经费支出的时候,首先精减的就是研究费。他举例说学校库房中存了六磅乙醚,一个管理员认为这是积压浪费而提出“批评”。傅鹰认为一个研究工作者遇到这种不可以闻邻国的“批评”时不外走三条路:第一是向愚昧投降,作一次心口不符的检讨；第二是耐心说服,使“批评”者认识错误,无论走哪条路都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在心情上起了一阵心酸愤怒的波动；第三条最彻底的路是痛痛快快地不做研究以避免无谓的麻烦。在这两条弯路、一条死路之中没有提倡积极性的大路。^[89]

195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指出:“增产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为了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不仅需要由政府作出正确的计划,而且主要地需要人民群众进行积极的努力。因此,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1957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共中央号召大量节减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变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1958年3月,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各级学校用“大鸣大放”的方式批判学校工作的“三风”,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由于“大跃进”时期,财政混乱,商品供应量严重不足。1960年中央发出紧缩社会集团包括学校的购买力指示。1962年,中央要求节约非生产性开支,文教事业经费也有较大的紧缩。1963年在全国各城市开始试点展开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县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新“五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