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海道——梦与希望
辍学在家的长七虽说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生活的压力，但面对当时外国经济的冲击显然是苍白无力。长期以来荒浜的渔网是用从长冈出产的麻编织而成的，但由于外国便宜耐用棉的大量涌入，网就由麻网变成棉网，村里的渔网生产濒临破产。不过，此前的荒浜村通过渔网交易，与北海道唯一的藩——松前藩来往密切，许多年轻人为了生计都去松前打工赚钱（这在村里叫做“闯松前”）。一天，长七决定去北海道。至于他要离开故乡荒浜村去北海道的动机，详情不知。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也许是再也压制不住的学习热情和想要逃离连吃饭都成问题的贫困。而且，像他的父亲长松那样去北海道打工的人，在这周围并不少。据认识牧口常三郎的人说，他直到晚年，也很少提起过去。有人曾问他数年前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就没必要再去刨根问底了。我们要做的是思考以后的事情，继续生活”这样的话。
如果说老人是活在过去、青年人活在当下、少年人活在未来的话，那么，可以说，牧口常三郎这一生都是像青年人那样意气风发的。但是，这也增加了我们对牧口常三郎青少年时代的了解难度。
当时的北海道拥有著名的札幌农校和以培养下一代教育家为目标的北海道普通师范学校两所学校。关于北海道的这两所学校，长七在荒浜时应该有所耳闻，他可能也曾考虑过北海道是一个适合学习自己喜欢的知识的地方。
而且，在多为平原和原始森林覆盖的北海道，有一种东西使长七这位少年的梦无限扩大——那是一个离开荒浜定居北海道的人们的传闻。据说，北海道鱼的产量非荒浜海岸所能比，以至于有这样的说法：小樽港附近的鲱鱼场里，到了鲱鱼的产卵期，小鲱鱼多得使海的颜色变得全白，如果把船开出海，在船上用长枪刺的话，就能刺到成串的鲱鱼。
梦与希望的北海道自然也吸引着年幼的长七。
1885年，为谋求出路，也是为了让成绩出众的长七的才华不至于被埋没，善太夫夫妇在村里的一些德高望重者的大力支持下，将年仅14岁的长七送到当时正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北海道港口城市小樽，并拜托在北海道的叔父渡边四郎治给予照顾。依照当时的交通状况，去北海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走陆路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海路以外别无他法。而且当时开往北海道的汽船一个月也只一两次，每次航行花费的时间大约要二十天。可以想象，当时长七的北海道之行，放到如今来说相当于是下了移居国外的决心。
可是，正处于开发期的北海道，工作很不好找。在叔父的关照下，长七最后总算是找到了份在警察署做勤杂工的活儿，来到小樽警察署当杂役，倒茶、跑腿、整理文件。
对于好学的长七来说，下班自然是最高兴的事了，因为可以无拘无束地学习。长七下班后争分夺秒地刻苦学习，晚上常常抽空至叔父家附近的寻常高等小学旁听。好学的长七，还把不多的薪水都用来买书，而且只要有空闲，就抓紧时间埋头苦读，因此，警员们都不约而同地称呼他为“勤奋杂役”。
牧口常三郎当时工作过的小樽警察所
机灵而勤劳的长七很快得到了署员们的认可和呵护。更幸运的是，长七的勤奋和向学之志得到了由小樽郡长兼任的警察署长森长保的赏识。
1889年3月，森长保看重长七的才能，在其由小樽调往札幌的时候，也让长七作为署长家的寄食生[6]一同前往。工读的生活持续了大约两年后，长七向署长展示了超乎期待的成绩。他克服自己只有小学毕业的不利条件，荣幸地考取了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而且一进校就被编入三年级。
一个只是从乡间小学毕业的青年，闯过入学考试的难关，考取师范学校，并且一下子就被编入三年级，这在平常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进来了一个建校以来的高材生，而且这个高材生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自学的。学校的老师们在入学之初就很注意长七。尽管在知识的系统性方面有所欠缺，但他所掌握的学问深度和广度即使是与当时他的任课老师相比也没有大的差别。并且，他所具有的构思的独特性，也常常得到老师们的认可。
当时在北海道，致力于学问的学生们进一步深造的地方，只有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和札幌农校两所学校。北海道的开拓重点在于农业，札幌农校就是作为相关人才的培养机关而设置的。[7]
当时，曾赶赴美国仔细考察过先进文化的开拓使长官黑田在开发北海道时，考虑采用美式拓殖法，于1872年（明治五年）在东京芝增上寺内创建了开拓使临时学校。1875年（明治八年），迁至札幌，进而更名为农业专门学校。1876年（明治九年），札幌农校诞生。校长由同为开拓使官员的调所广丈兼任。实际的教育工作则由被聘为第一代的教务主任兼农场长的克拉克主持。之前克拉克为马萨诸塞州农科大学的校长。
虽然克拉克仅签订了一年的来日合同，在札幌也只停留了短短的8个月，但他的影响力很大。克拉克教育方针的重点是人格主义，他极力排斥偏重智育的教育方针，信奉基督教。在克拉克即将离开札幌之前，后来成为北海道大学总长的佐藤昌介等第一期学生（13人）全部成为基督教徒。之后，农校又出了和牧口常三郎关系密切的内村鉴三（1861—1930年）、新渡户稻造（1862—1933年）、志贺重昂（1863—1927年）等人。
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札幌师范学校。
1885年（明治十八年），北海道被分割成札幌县、函馆县和根室县3个县。就当时北海道内的公立私立小学数量来看，函馆县的数量最多，有153所，札幌县有103所，根室县只有16所。按照1880年（明治十三年）10月28日公布的《改正教育令》关于各府县设置师范学校的要求，札幌县和函馆县设立了师范学校，根室县由于小学很少，故没有设师范学校。[8]
1886年（明治十九年）1月26日，设立北海道厅，结束了三县分割的局面，不到一年时间县立师范学校（函馆、札幌）就停办了。同年9月17日，北海道师范学校诞生。学校的位置在札幌区，处于北海道厅和札幌农校之间。这所师范学校，在翌年即1887年（明治二十年）4月28日，根据《师范学校令》改名为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
对一直以来都是半工半读的长七来说，师范学校的生活像是另一个世界。学费全免，生活开支一律由官费供给。而且因为是全部寄宿制的，所以连吃住都是免费的。教科书和参考书都可以借用，学习用品和衣着服装，甚至连假期回家的旅费都由官方支付。另外，每周六还会发放零花钱十钱作为津贴。那时候一钱就可以买三四个馒头或是大福饼，因此十钱的零花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当时，学校还规定，学生的学习用品和衬衫、衬裤、袜子等服装有多余时，学校将会收购。所以，学生们都很节约且很小心地使用被服等，以便由学校回购时获得一定的收入。据说，这之中也有学生将卖来的钱寄给贫穷的家人。优良的待遇对贫寒的长七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师范教育是明治政府教育体制中的重点。当时的教育部长是森有礼（1847—1889年），他的目标在于造就富国强兵的日本国民。为此，他在教育制度中特别重视师范学校的作用。
师范学校的学习经历在长七的人生道路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既是他终生从事教育的起点，也为他后来形成创价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契机。
如果说，4年初小为长七打开了大和文化之门，那么，4年的师范教育使长七的文化底蕴更为厚实。师范教育是明治政府教育体制中的重点。1880年（明治十三年）制定的《改正教育令》，扩大了府县立的师范学校，从此师范学校的数目骤增。在长七就读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的前一年，即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0月30日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以培养人们“尊王爱国的志气”。由此，天皇除已拥有的政治权力外，又增添了干涉和决定国民道德观和社会观的权力。因此，可以说这是“干涉国民的良心自由的”。正如远山茂树所指出的那样，《教育敕语》反映出“近代以前的家族主义和近代的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的家族国家观，具有以家族主义和共同体的秩序思想从下而上地支持绝对主义统治的机能”。[9]
1891年时的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
1886年，政府又制定了《师范学校令》，规定：师范学校旨在“培养教员应有的品德和学识”。在师范学校里，要培养学生具有顺良、信爱、威重的气质。这里的“顺良”是针对国家而言，即要做一个忠于国家的标兵；“威重”是针对学生而言，因为他们将来都要为人师表。当时，教育被看成是明治政府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而作为教育“母机”的师范教育，自然被视为“富国强兵”的先行部队。长七就学的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是在函馆师范学校和札幌师范学校被废除后新建的学校。与日本其他师范学校一样，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受着“什长”、“伍长”严格的管制。仅从师范生必学必知的《小学教员须知》和《小学教员任免规则》就可略知一二。《小学教员须知》明确指出：对于教师来说，道德教育比智育更为重要。而且强调要每所学校均将教育敕诏与天皇像悬挂在一起，并于每日早课时大声朗读，同时要求把儒家伦理道德与爱国结合到一起，挂在尊天皇爱王室的旗帜下，要教育学生“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敬长上、信朋友、爱卑幼……”。《小学教员任免规则》明文规定：“硕学老儒等有德望者”、“善于教授修身科者，不必经过考试则可授予该学科任用证书，录用为教师。”师范学校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一切军事化，学生们受到严格监督，违反纪律者要遭到严厉制裁。为培养学生的“尊王爱国”思想，让学生具有为振兴国威而献身的体魄和精神，学校时常在夜里进行“紧急集合”一类的演习，早上在走廊整队点名，每天都要高唱军歌，有时还要持枪训练。可见，森有礼所希望的老师绝不会是变革既成的秩序和价值观的人。
但是，也有学生从森有礼的死板教育中挣脱出来。其中，就有位名为片冈隆起（后来成为东京市大日本麦酒公司专务董事）的高长七两个年级的学长。他在给《北海道札幌师范学校五十年史》一书（1936年出版）的撰稿中有过这样的回忆：“文部大臣森有礼积极倡导军队式的管理方式。不管做什么，都要求做到顺良、信爱、威重。”[10]
长七也与这位前辈有同样的感觉，而且对那样的做法很反感。他认为，强制性命令性的教育是不会在孩子的心里扎根的。
当时，以片冈隆起为首，定期会召开居住在东京的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毕业生同窗会。由于师范学校位于藻岩山山麓，同窗会被亲切地称为“藻岩会”。同窗会总会一年召开一次。和长七一同出席过同窗会的有高田富兴、原田兴作、中井喜代太等人。
值得敬佩的是，尽管在这种军队式的生活和国家主义的气氛中接受的师范学校教育无视人的个性，违反教育规律，但长七不仅没有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的牺牲品，反而注意吸取大和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正面发扬光大了早年所学的《幼学纲要》中提倡的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勤学、立志、诚实、仁慈，礼让、俭朴、忍耐、廉洁、敏智、刚勇、公平等做人处世的优良品格，走出了狭隘的岛国主义的阴霾，注意到家乡、国家和世界共存共荣的关系，孵化了崇高的国际主义情感。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念书的长七发愤学习，不仅顺利地修完了所有课程，而且还对地理课情有独钟。在与欧美国家广泛接触的过程中，外国新文化涌入日本，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引起关注。地理课也被列为中小学的主要教学科目，就像一桥大学研究地理思想史的名誉教授竹内启一所说：“学校制度在明治成立，义务教育中最受重视的是国语、历史和地理三科。现在日语是日本的通用语言，但在此之前，首先必须使它成为普及全国的标准语言，其次是历史。最后是地理科。这个课程关注学生在共同国土上生存的观念。这些科目起着促进民族意识扎根的作用。由于受到重视，地理这个词成了日常用语。”[11]
1893年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毕业照（第三排左数第二人为牧口常三郎）
师范毕业后，长七兢兢业业地教书，但他并不满足于教学任务的完成，而是在教学的同时，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扎扎实实对地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他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其人生就与世界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比如身上的衣服是南美产的羊毛制成的，眼镜是德国人发明的，蒸汽机与电力缩短了各国之间的距离，把世界变成命运共同体，生活在日本的人，实际上已是世界公民。如果将地理课和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不是单独个体，而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只有放眼世界，关注世界，才能更好地成长与发展。面对当时盛行的死记硬背式教学，年轻的长七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怎样才能让孩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双腿站立。
长七开始推出自己的教学观点。他数次投稿地方报纸，就如何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等题目发表对教育的看法。长七主张：教学的目的在于激发兴趣。孩子们的学习不是靠强制，而是靠兴趣。教育不应止于传授知识，启发学生对学习的喜爱与兴趣才是正途。知识不是让人来灌输，而是自己自立去探求的。
所有这些，不仅让他脱颖而出，很快成为北海道教育界的新秀，而且也为他的处女作《人生地理学》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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