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的日子

第六节　兼职的日子

从辞去教职来到东京直到1913年重新登上初等教育讲台的这段时间里，牧口常三郎生活穷困，过着俭朴的浪人生活。为了生计，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从事着与教育相关的兼职。

《人生地理学》出版两个多星期后，牧口常三郎找到了一份工作，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学会——茗溪会当书记员，工作之余，他还帮助编辑同学会出版的《教育》杂志。有时还被邀请作地理方面的演讲。为便于教学，他亲自编辑了小册子《教材集录》。这本册子除体现了每天不断变化的生活现象实际外，还收集了每天的报纸杂志中可编进教材的内容。这不只是得到了由于繁忙而无时间学习的老师的好评，在学生中间也有不少人由于接触生动的教材而唤起了学习兴趣。

牧口常三郎为听女子教育通信讲座的学生编辑的杂志《大家庭》

尽管此时的牧口常三郎只是个业余教育工作者，但他心系教育的情怀没有变，对教育的爱没有变，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减。就像他在《大家庭》的第三卷第一期中所写的那样：“许多女性虽有强烈的向学之心，但因缺乏适当的学习方法而坐失良机。为了这些女性的未来，也为了整个社会的未来，我怎能袖手旁观？”^[44]他越来越感到，教育对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能够发掘每个人的潜能，然后让受教育者自己用它来打开幸福之门，所以社会和学校及家庭一定要尽可能地多给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当时的现实是严峻的，因为贫困和制度的不完善，很多学生被拒于校门之外。特别是女童，很少有人能念到初中。女孩子即使是上学，也无非是为了将来做一个所谓的传统的“贤妻良母”。这一点与他所主张的创造价值是大有区别的。为了尽到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他参与创建一个专为小学毕业女童提供函授教育的组织——大日本高等女学会。为了专心于此，他辞去了茗溪会那份稳定的工作。

大日本高等女学会学制两年。每月讲两次主修课程——“高等女学讲义”、一次辅修课程——“大家庭”。讲座的内容不仅包括家政、女红、烹饪等实用的技能，还包括历史、地理和英语等，牧口常三郎不仅参与讲义的编纂，还亲自主讲世界地理。

为使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转变女性自身的态度从而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养，牧口常三郎还编纂了女子学校讲义录。当时基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的《高等女学校规程》和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的《高等女学校令》等开办的女子教育，以贤妻良母为教育目的，与其说是掌握学问知识，倒不如说更重视裁剪、教养等。这本女子学校讲义录，反映了牧口常三郎从作为教育者的立场出发想要提高女子教育水平，同时，又希望通过自己辛苦自学中所得的经验，让更多的人稍减自学的辛苦。

1931年2月发行的刊有牧口文章的《教育女性》杂志

牧口常三郎在东京目白的住宅

但这一尝试在大约两年后就陷入了资金困难，不得不中止。直接原因是牧口常三郎经济上的困窘。这时，他已有了百合（长女）、民城（长男）、善治（二男）、泉美（二女）、洋三（三男）5个孩子，没有固定职业的牧口常三郎维持着穷困的生活。间接原因是当时本身就严重的日俄战争后的萧条的经济状况。

此外，牧口常三郎担任了《日本少女》这本主要面向少女的杂志的主编。为了使和歌、俳句、插图及读者来信等专栏的来稿水平得到提高，他每周都要出席在各地举行的读者见面会。

为了使因贫困而辍学的女童能掌握一两门实用技能，在经济上能自立，牧口常三郎创办了大日本高等女学会的附属学校——女艺教习所。他认为，真正的自立并不是单纯地给钱，也不是介绍工作，而是让她们拥有足以自立的技能。

1907年牧口常三郎主编的少女杂志

为了使她们能学到一技之长，牧口常三郎让这些女童免费寄宿或走读，同时开设了家政、缝纫、女红、记账、接生等容易就业谋生的课程。日俄战争后经济的萧条，使大日本高等女学会自身资金严重匮乏，女艺教习所也就随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不久就难以为继了。但在他心中，要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期间，作为教育实践者和记者，牧口常三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活动。^[45]

1904年2月至1907年4月，牧口常三郎来到专门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教育的私立补习学校——宏文学院任讲师，讲授《人生地理学》。

宏文学院于1902年由创立了众所周知的讲道馆柔道的嘉纳治五郎（1860—1938年）创办。当时，嘉纳治五郎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日本教育界是一位很有权威的人。嘉纳治五郎深受政府的信赖，甲午战争刚结束后的1896年，当第一批13名中国公费留学生来到东京之际，外交部长兼教育部长西园寺公望把这批学生的教育任务委托给嘉纳治五郎。为方便对中国留学生上高等专门学校之前进行补习教育，嘉纳在水道桥南边神田三崎町租了房子，并让高师英文系教授本田增次郎照顾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1899年，为了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来的留学生，嘉纳在南神保町另外开设了小规模的私塾性质的亦乐学院。1901年，北京警务学堂派来26名旗籍学生。留学生的日趋增加，使嘉纳决定在稍微偏僻的西五轩町租近一万平方米的宅地，正式开办私立学校——宏文学院。后因入学人数增多，1903年又增设大冢校舍，1904年在麴町区又增设麴町校舍，在下谷区增设真岛校舍，在神田区增设猿乐町校舍，在巢鸭区增设巢鸭校舍。学院设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三年毕业，教授中学课程；速成师范科肄业半年、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不等。

1907年牧口常三郎和少女杂志编辑人员在一起（前排左数第二位为牧口常三郎）

1903年，该院共有中国留学生604人，其中湖南籍110人。专业包括师范、警务、理化、音乐等，还有为日本人设立的汉语中文专业。师范专业学习的科目主要有日语、修身、教育学、数学、理化、史地、柔道等。当时，日本的生活水平不高，物价较低。宏文学院每年收学费、食宿费300日元。官费留学生每年可领官费四五百日元，另有实验费和旅行费，一般说来生活还算是宽裕的。

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好几种杂志，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和湖南留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月刊等。此外，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戢翼翠等组织的“译书汇编”社及陈天华等所组织的“东新译社”，翻译了欧美资产阶级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以及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等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这些都是宏文学院中国留学生的课外读物。

当时留日学生由各省保送，多为集体入学，老乡观念比较深，学院也往往以地名为班名，如湖北普通班、湖南师范班等。由于湖南籍留日学生众多，当时在东京除设有湖南同乡会外，还设有西路（湘西）、南路（湘南）学会，且都设有会馆（又称“会场”、“事务所”），备有书报，以供同乡集会和阅览。学会除按期举行例会外，还举行报告会或演讲会，如请人演讲日俄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遇有重大时事问题，各学友之间有时还展开讨论或辩论，如果在各路学会不能得到解决，有的还提到湖南同乡会进行讨论或公决。

宏文学院当时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当时东京已有中国留学生约3000人，其中湖南350人，湖北420多人，均属张之洞所派。到1906年，来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上升到8000名左右。据说，在8000人中，每5人中就有1人在宏文学院上学。由此可以看出宏文学院的名气了。当时来这里就学的中国留学生尽管来源不一，背景阅历各异，研习科目多样，但其胸怀救国救民抱负，满怀爱国激情则是共同的。

这所学校为中国培育了很多人才。他们归国后大都在各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投身革命，有人跻身政界，还有人从事教育事业等。例如在中国教育界，有9所大学的校长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其中，有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州大学、湖南大学等。另外，它还为中国培养了32名大学教授。又如，和孙文等人先后一起推进中国革命的黄兴、宋教仁、林觉民、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姚宏业、仇亮、田桐、程潜、程子楷、覃振、白逾桓、吴嵬以及秋瑾等，都是宏文学院的毕业生。

陈独秀、鲁迅也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还有李四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如上所述，这里人才辈出。据实藤惠秀统计，“直到闭校为止，宏文学院获准入学者共7192人，毕业生3810人”^[46]。

在宏文学院齐全的教授阵营中，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物。其中有一人名叫松本龟次郎。周恩来总理在1917年到1919年到日本留学，上日语学校。这位松本龟次郎先生当时就担任那所日语学校（校名为“日华同仁共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校长。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牧口常三郎通过讲授《人生地理学》和中国留学生进行交流。宏文学院至今还保留着牧口常三郎在这里教书的照片。照片是在叫做讲道馆柔道资料室里被发现的。在照片里，牧口常三郎站在从前排数第二列右边第三个位置上。牧口常三郎左侧第三位是嘉纳治五郎先生。照片上的文字说明，这是与毕业生合照的。看照片上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毕业生。因为是以前的日语，所以要从右向左读，文字为“宏文学院蜀楚普通班毕业”。蜀是现今四川省的简称，楚是湖北省的简称。因此，这里所拍摄的留学生是从四川省和湖北省来的。在宏文学院，牧口常三郎出席了到日本视察日本教育情况的“清朝教育视察团”（黄绍箕任团长）举行的恳谈会，与任职教育界的人士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47]

遗憾的是，宏文学院的历史并不长，才七年而已。1905年，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留学生取缔规则引起多数人的不满，竟导致2000名中国留学生同时回国。从此留日学生大幅度减少，加上中国政府也开了许多新式学堂，并停止派出速成留学生，1909年7月28日，宏文学院终于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正式停办了。尽管如此，牧口常三郎与中国学生的这段师生情谊是永远不会被历史遗忘的。这一点从《人生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足以得到证明。

1912年7月30日，已经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民族符号的明治天皇死去，人们被压抑日久的思想突然爆发，进入了“主义”盛行的大正时代。德谟克拉西是大正文化的基础，而自由主义又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支撑。顾名思义，对于个人来说，自由就是排除来自外部的压制，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言论等思想行为。在自由主义思想支撑下的社会民主运动，在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已经显现出来，但那时只限于在政争中下野的政治家和极少数思想精英们的“演剧”，因而在从武士变身形成的“有司专政”的藩阀政府的强力利诱和镇压下偃旗息鼓。而大正时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日渐成熟，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一股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结成政党，并吸引着普通民众、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农民等，兴起了反对专制政治的社会民主运动。^[48]尽管为日本带来社会进步曙光的大正文化，尤其是民主主义思想和运动与自由民权运动一样，仅是昙花一现，且最终由法西斯主义选择了黑暗，但毕竟让压抑已久的日本国人轻松地呼吸到了一点难得的、新鲜的、自由的空气。向来富有开拓精神的牧口常三郎自然是感到非常的喜悦。

牧口常三郎在来东京之后到日俄战争的前后约十年的时间内，认识了对他的思想形成有很大影响的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其间，与社会主义者的接触较多。此外，与以新渡户稻造和柳田国男为代表的乡土会成员交往密切。^[49]

在东京，他经常和社会主义者讨论、交流。他后来回忆道：“当局那时认为我有社会主义倾向，说不定还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人生地理学》出版发行时，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前夜。牧口常三郎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地理，探求社会和人的本来面目，和志在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不谋而合。

被称为日本最初左翼报纸的《平民新闻》在发刊后不久就刊载了其编辑伊藤银月关于《人生地理学》的书评：“作者解释人与地的关系、研究作为人类生活场所的地球，虽然说并不认为这能称作创见，但仅从众多的地理书中挖掘出沾满尘土的材料，将之一一细致清洗后排列妥善这一点上看，我们就值得向著者的这一劳动力和技术充分表示感谢。995页的大作，简而明、明而透，使人对哪一页都不会觉得冗长重复。这是对此学问没有深厚素养的人所不能写出的。”

柳田国男

由此可见，牧口常三郎与《平民新闻》创刊有关的社会主义者的接触是很明显的。

另外，关于“人生地理学”这一标题本身，牧口常三郎曾经想过用“社会地理学”这一名称。但考虑到当时将社会学和社会主义混淆看待的风潮，为避免误解，吸取了他人的意见，最终采用了这个题名。由此可见，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动向也是十分关注的。^[50]不过，相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他的思想较为保守。

当时社会主义者的数量，在《社会主义者沿革》中有如下记载：

“明治四十年7月末，社会主义者的总人数为460名。这个数字与明治三十六年末的人口的比例为91200∶1。……”

而且，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大多来自东京、神奈川的一道三府三十八县。牧口常三郎究竟是否在这名单之列，详情不明。自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6月的“红旗事件”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当局的强烈镇压，甚至连争取普选权这样的运动都不能利用演说和报纸等。在此种状态下，牧口常三郎也十分理解激进派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情。但是，他坚持自己反对伴随暴力的直接运动这一立场。在他看来，现在的社会构成确实有很多缺陷，确实有必要进行改革。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样就去破坏它，而没有一个代替的建设方案的话，这期间国民们将会像庆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那样遭受深重的苦难。

牧口常三郎的社会变革目标是彻底的，但他希望依靠建设性的稳健的手段和诉诸于资产阶级的理解来推进改革。他把所有人的幸福作为考虑的第一要义，认为，与打破体制相比，依靠体制内的教育实现社会变革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与最终触及国体问题的激进派社会主义者是不同的，牧口常三郎作为教育工作者，认为，在不涉及国体问题范围内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手段和方法，才是最合适的革命道路。^[51]

但对激进派而言，牧口常三郎这样的想法太过温顺，不能成事。不过，牧口常三郎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他虽然期待社会变革，但又反对过激的破坏行动。但是，在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中他与激进派是站在一起的。

日俄战争后，特别是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的“大逆事件”后，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寒冬时代”。

但在不久后的1916年（大正五年），再次掀起了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也重新活跃起来。

特别是1918年（大正七年），日本发生了米骚动，其原因是战争以及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和民众生活困难。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民众行动给了统治阶级很大的打击。^[52]

在这种状况下，争取普选权运动日渐高涨，终于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制定了男子普选法。由此，当时有选举权的人数从原来的334万人一下子增至1415万人。

当时，牧口常三郎与社会主义者在行动上的接触也只限于这次普选权的争取。此后，牧口常三郎踏上了他自己的社会变革道路，即所谓的“教育改造”之路。

统治阶级虽然认为劳动者、农民、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是时代趋势，但同时也制定了《治安维持法》，用来取缔那些以国体变革和否认私有财产制为目标的行动。这也成为后来逮捕牧口常三郎的法律依据。

也许是《人生地理学》的出版，牧口常三郎一时成了日本教育界的明星，同时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8月，牧口常三郎受文部省之托，来到教材课负责编辑地理教科书。其间，牧口常三郎通过《人生地理学》与新渡户稻造结为知己。同年12月，新渡户稻造创办了乡土会。牧口常三郎被吸纳为会员，并和柳田国男私交甚笃。自此，对于牧口常三郎来说，“乡土研究”好像已经成为难以分离的学问。或者说，牧口常三郎进一步深化了“乡土研究”。因为此前即在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担任地理教师时，他就已对有关“乡土”和“乡土科”的研究非常关心了。^[53]

就像该校第13届毕业生（明治三十二年）大坂金太郎所言：“牧口先生对我说，‘大坂君，乡土科很重要。你要好好调查乡土的事情，把各地的风土、习惯和感情等不夹杂你个人情感地记录下来。’”^[54]

乡土会记录（大正14年）

乡土会是一个聚集同仁，从各自立场出发，结合地域与社会的关系来对各地的乡土制度和习惯等，以及民间传承的现象加以研究调查的民间组织。当时的会员约20人。其中，包括伯爵田中阿歌磨，农林次官石黑忠笃，理学博士草野后助、中山太郎、前田多门，法学博士尾佐竹猛，农学博士小野武夫、同那须皓、正木助次郎等从事农政、经济、历史、地理、考古、土俗、宗教、教育研究的学者、官员和教育者。牧口常三郎自然也在其中。

乡土会每月召开一次，多以新渡户博士的府邸为会场。研讨的内容不仅限于会员的文章，也包括实际性的、独创性的调查研究报告。乡土会可以说是有内容、有趣味的聚会。

牧口常三郎对乡土研究会特别关心。柳田称其为“精励的会员”。牧口常三郎过去的乡土研究，在持续进行与乡土会会员的接触、地方土俗的研究，以及山间农村的实地勘察等活动后，得到了深化。

例如，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牧口常三郎接受农商务省的任命赶赴九州的山村，调查有着九州脊柱之称的位于山地深处的富后（大分县）津江村（前、中、下三村）以及肥后（熊本县）小国村（南北二村）的生活实态，向农商务大臣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55]

另外，1915年（大正四年），他利用暑假走访了北海道濑棚郡的濑棚村，并在翌年一月的乡土会例会上做了报告。

乡土会不只是在新渡户博士家开例会，也会举行野外住宿的调研旅行。

例如，1912年（大正元年）3月底的例会就是前往埼玉县北足立郡大和田町大字宇野火止（埼玉县新座市）的一夜住宿旅行，另外，还有一次例会是去秦野地方（神奈川县）的研究旅行。

其中，1918年（大正七年）8月的相州内乡村（神奈川县模湖町）调查，给调查的人员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参加此次调查的人员有柳田国男、石黑忠笃、田中阿歌磨、小田内通敏、佐藤功一、牧口常三郎、长谷川一郎、铃木重光等12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计划进行详细的资料收集、研究。牧口常三郎选择的题目是在阶地和山谷这样地形复杂的村落居住的人们的劳动力状况。

大家白天在村里考察，晚上回到寄宿的正觉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相互讨论当天的成果。

据圣教新闻社编写的《牧口常三郎》一书记载，当时参与调查的今和次郎（后来的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这样讲述了当时的事情。

“牧口先生特别对沿着河流而建的部落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为了探究这条河流是人工造成还是天然形成的问题，他每天都去那个部落，热心调查山地流孔和阶地部分的状况、河流中部附近的样子。结果，牧口成了这个问题的‘肇事者’，大家好像都被这个问题拖住了。

另外，这时的调查还有这样的插曲：一行人在寺院居室里住了十天，主持每天提供的饭菜尽是麦子、南瓜和咸菜，大家都受不了。离开寺院后，柳田国男甚至自编自唱‘山寺和葱、南瓜的十天’。只有牧口完全不在意吃的东西，埋头研究，一行人都很钦佩他。”^[56]

此后不久，牧口常三郎不得已离开了乡土会。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没有比不能专心于自己想做的研究更痛苦的事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忍割爱，一直对乡土研究很感兴趣。^[57]乡土会后来因为新渡户去日内瓦之后曾一度中断，之后，在1927年（昭和二年）新渡户回国后，才得以恢复。只要时间允许，牧口都会出席。^[58]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牧口常三郎在其研究中所体现的主体意识。

牧口常三郎所处的时代正值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被迫而又自觉地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的时期。当时，展现在日本人眼前的新的、未知的世界越来越大，研究、了解这个世界便成了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过去，日本主要通过荷兰为媒介接受欧洲文明，自1853年6月3日美国的培理舰队惊破了日本人的“太平之梦”始，锁国体制由此崩溃。随后被迫与美、英、俄、荷诸国缔结了所谓的“亲善条约”。在危机意识的驱使下，牧口常三郎等日本有识之士很快自醒并觉察到吸取洋学、研究地理学以达到富国强兵的必要性。可是，让他痛心的是，他那个时代中地理学的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长期受到冷落。他特别对当时一成不变的、仍停留在对山川物产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深表不满。可以说这些感触便是他最初锐意研究地理并撰写《人生地理学》的原因所在。

当然，吸引牧口常三郎从事地理学研究的直接动因是同时代的两位学者内村鉴三和志贺重昂以及他们的著作。内村鉴三在其《地理学考》中主张日本应当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与《地理学考》相继问世的是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书中，志贺积极地把目光投向日本以外的世界。同内村鉴三的国际主义相比，强烈的民族主义构成了志贺的鲜明特色。他认为，日本尚处在创业时期，确立立国的根本是当务之急，而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培养人们“热爱日本国土的观念”。不难看出，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当时“日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在地理学界的体现。牧口常三郎对内村鉴三和志贺重昂向来极为敬重，对他们的新作更是敬佩有加。然而，他对二人思想并不是完全地“照单全收”，尤其是对志贺重昂那种将日本绝对化的民族主义作风进行了大胆的扬弃，对内村鉴三的国际主义精神进行了更多的吸纳。他强调日本人是整个人类中的一员，日本国只是整个世界当中的一个国家。在家乡、国家、世界三者的关系上，他认为，家乡好比就是一个人出生时的产床，日本国就像是自己住的家，世界上其他国家如同是邻居。^[59]这种批判性的学习精神充分体现了牧口常三郎人格中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而且就当时“日本主义”势力日渐抬头、日俄战争激烈的状况来说，极为宝贵。

我们还可以从20世纪初牧口常三郎曾经对日本教育界长期存在的经验派与理论派互不关联的“两张皮”的现象进行的精辟分析和建言中看到其鲜明的主体意识。他指出，全国多数教育实践者大部分属于经验派，介绍欧美新学说为己任的学者及其共鸣者，则属于理论派。从事教育工作的全国教育实践者至少拥有自明治维新以来60多年的经验累积，在实际教育工作中有很大的势力，倘若能真正加以整合，应该可以成为厚实的教育宝库。可令人遗憾的是，它尚未达到以其经验成果所建立的原理去批判、指导教育事业和建立新经验的地步。因此，多数实践者虽然有宝贵的经验，却对于输入欧美学说的理论派无能为力而陷于焦虑、不安之中。在教育思想方面，理论派的新学说傲然地向经验实践者摆出领导者的独占权威姿态，然而理论派所着眼的根本往往是叙述欧美新学说或只停留在介绍而已。乍看之下，他们是用非常深邃的学理去解决实际问题，让只靠经验的实践者倍觉困难又崇高，引起其注意与困惑。因为只听到理论说明让人觉得很有兴趣，及至要实施其原理时，却脆弱不堪。虽然说崭新奇特，却与想要排斥的旧有思想并无二致，没有任何胜过传统教育学说的实践措施，反而有画虎类犬之嫌。他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一词，用来形容理论派研究影响当代教育界效果之脆弱最为恰当。也正是这种原因，尽管过去80多年来日本的教育学说不断改变，而且是转变迅速，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达到足以批判或修正多数经验产物的地步。在他看来，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促使研究着眼点与态度的大转变。换言之，教育实践者不要像过去那样太拘泥于遥远的学者理论，应该从自己每天的经验着手研究，根据经验的归纳所确立的原理去更新下一个经验，摆脱过去盲目焦虑的生活，迈向意识的、目的明确的教育生活领域。他呼吁教育实践者要改变过去望着天上星星前进的危险态度，放弃一直以来依赖海外的态度，而“先注意看脚下”，回到独创之路，去接近独特的境界。他相信，只要反省日常经验，确认成功或失败的迹象，分析其过程，就可能发现真理。总之，“不要只依赖学者们在书房中的研究，要综合宝贵的经验去确立原则，在日常工作中验证，把这些原理、原则留给下一代，这是现代教育实践者的重大使命……除非有这种态度，否则，真正的教育发展是无法期待的。”^[60]

牧口常三郎并没有停留在对经验派与理论派的劝告和批评上，而是本着务实开拓的精神，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对教育理论进行了构建，进而提出了以“利”、“善”、“美”为价值观体系的创价教育理论。正如池田大作在《创价教育学体系》第1卷的序文所言，“创价教育学是牧口先生多年在学校教育实践中所构思，具有实证的教育方法。和以往观念哲学论所建构、缺乏实证性的教育学迥然不同，是独创性的教育学说。一言以蔽之，它是‘养成创造人生目的的价值之人才’的教育学说。”^[61]不难发现，与以往的价值论相区别而且非常具有创意的是，“牧口的价值论的最大特点是将‘真’——‘真理’从他的价值体系中排除掉，用‘利’来取而代之，并严格地区别了真理和价值的界限。他认为，过去人们在研究价值问题时，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弄清楚价值和真理的关系问题，以致混淆了两者的性质界限”^[62]。众所周知，哲学上的价值论一般是以“真”、“善”、“美”、“圣”为其基本的价值内容，而牧口常三郎则排除了其中的“真”，并代之以“利”这样一个独特的价值标准。他还将“利”看做是一切价值的基础，把“利”解释为“对个人整个生命的直接影响的关系力”，即作为评价主体的人的生命延长所依附的关系力。同时，又把“圣”纳入宗教的范畴，并认为，“圣”可以为“利”所包容。这本身就是他对“价值论”所作出的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在《创价教育体系》一书中，牧口常三郎提出了“从经验出发，以价值为目标，以经济为原理”建立新教育学的口号，反复论述了创价教育学的基本观点，即“人生就是价值的追求”。人生价值的获得和实现就是幸福。牧口常三郎认为：“教育学是以创价指导为对象，教师创造人格价值为目的之科学，与应用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所得的原则去创造价值是迥然不同的，换言之，以教师的创价作用去研究对象，获得原则，让教育实务者从事创造价值的运作之知识系统。”^[63]创价教育学是在教师所发挥的创价作用的指导下使教育者发挥“价值创造的作用”的知识系统。教育的作用就是对人生幸福进行指导，就在于“价值创造能力”的丰富。在他看来，教育意味着指导学习者如何使其行为创造更大的价值。教育的原点就是生活，教育所做的一切就在于指导把无意识的、没有价值的和非合理的生活变成有意识的、有价值的生活和合理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无论如何也必须引导那些实施教育者超越个体、超越时间和空间，去探求普遍性法则的认识。总之，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以“利”代替了“真”，其主要目的是强调价值的创造性，即通过人为的努力改善对象与主体的关系，从而密切对象与主体间的关系，达到价值创造的目的。显然，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已不仅仅停留在只做理论上的说明，而是积极地将人们引导进社会实践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创价教育的实践领域。^[64]牧口常三郎的这些见地不仅在当时有着极强的独创性和前瞻性，而且至今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