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纳

时间：2023-03-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后来，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元良右二郎还作为发起人，组织成立了“日本儿童研究协会”，继续宣传和倡导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民主教育思想。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早期实践，主要表现是按照其教育思想创办早期的实验学校。这些实验学校虽然建校时间不同、办学规模各异，但都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成为当时日本进步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的实验中心。

第二节　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纳

如果说康德对牧口常三郎的影响主要是在哲学和政治方面，那么，杜威的现代教育思想，尤其是他提出的尊重儿童个性、重视教育与生活的沟通、注重学校与社会的联系等一系列主张，则是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来源。

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西方先进文化和教育思想的传入，杜威的教育思想也漂洋过海东进日本，并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极大兴趣。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福泽谕吉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曾三次访问欧美各国，深受启发，且积极介绍和宣传西方的先进文明思想，特别是美国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提出了“崇实致用的学问观”、“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与“和洋折中的文明论”等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日本近代教育的进程，同时也在幼儿教育、特殊教育、义务教育、实业教育领域发挥了导向作用，促进了当时日本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8]与此同时，受美国教育的影响，日本民间教育机构的活动也异常活跃，一些民间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介绍、引进、研究和实验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以儿童中心主义、注重儿童活动和生活密切相连为特征的新教育思想的流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杜威作为美国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还只被美国人所了解而未被世界各国所熟悉的情况下，他的名字早已被日本人所记得。1888年，研究美国的哲学的一位日本先驱者元良右二郎在《宇宙》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杜威心理学的文章，使得杜威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的刊物上。^[9]此举带动了众多日本学者研究与介绍杜威教育学说。随后，杜威的《学校与社会》、《数的心理学及其在算术教学法上的应用》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著作陆续在日本被翻译出版。^[10]

日本较早留学美国的学者元良右二郎是日本早期的研究杜威的学者中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将杜威的名字介绍给日本，而且在早期宣传、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明治维新初期，元良右二郎曾在美国的波士顿大学学习，后来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心理学，此时便对杜威有所了解。特别是杜威在心理学方面的成就更是给他以鼓舞与启发，并奠定了他在日本的杜威研究学者中的地位和基础。从美国回到日本后，他又选择了日本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元良右二郎还作为发起人，组织成立了“日本儿童研究协会”，继续宣传和倡导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民主教育思想。他的行为也影响了后来一些杜威研究学者。

稍晚于元良右二郎的中岛力藏也曾留学于美国。回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及东京文理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经常利用教学时间，和学生们一起讨论杜威的初期作品。他先后译成日文出版的杜威的《伦理学理论批判纲要》和《伦理学》等著作，成为当时日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目。

相比之下，另一位日本杜威研究的早期学者成濑仁藏研究的领域就更为集中。在美留学期间，杜威的心理和教育学说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他把研究和学习的兴奋点转到了杜威的心理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学习上。成濑仁藏非常注意收集杜威的著作和文章，并成为他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和素材。他还多次为政府的教育官员、教师和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宣传和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

曾赴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留学的田中王堂则直接受到杜威的影响，因为杜威就在那里工作，并且是田中王堂的授课教师。回到日本后，他一直坚持杜威的哲学观点，不停地写文章批判新康德主义。即使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任教授期间，他也没有放弃这个立场，仍然向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介绍杜威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他的这些思想，影响了他的很多学生，当然也影响了日本教育界。^[11]

曾在早稻田大学任教的帆足理一郎先生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时，有幸成为杜威的学生穆尔（A.W.Moore）的亲传弟子，回国后，不仅翻译介绍、讲授杜威的著作，公开承认自己是杜威思想的门徒，而且他把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学习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并且是日本第一位大胆宣布并承认杜威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的人，引起当时日本学术界颇大震动。

不仅于此，帆足理一郎还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教育理论运用于指导国内的教育。1929年他发表了《论教育重构》一书，提出了自己对日本教育的看法。他指出，改革日本的教育体制势在必行。因为，当时的日本教育存在诸多弊端，学校的教育目标狭窄，并且都是以“为将来生活作准备为核心”的。学校的各项工作都是紧紧围绕考试的各种要求而进行的，受学历社会的恶性影响，学校根本不考虑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改变这种状态，他建议使用美国的“道尔顿计划”教学大纲，以此来重新确立日本的教育体制，倡导学校教育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儿童为中心，特别要考虑儿童具有的经验和知识基础，反对使儿童成人化。

在杜威教育思想的早期传播中，思想理论方面的传播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早期实践，主要表现是按照其教育思想创办早期的实验学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山哲次创立的帝国小学和明石小学校、成蹊实务学校、成城小学校等。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把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实验学校中加以实践。这些实验基地，强调在学校教育中，广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倡导学生自我学习、自由发展，能做到“从做中学”，主张教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只在学生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为学生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些实验学校虽然建校时间不同、办学规模各异，但都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成为当时日本进步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的实验中心。

当然，给日本教育最直接影响的莫过于杜威在日本的演讲活动了。1919年1月22日，杜威夫妇乘坐“春秋丸”号客轮离开美国赴日，于2月9日上午抵达日本著名的海港城市横滨，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很快，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演讲。从内容上看，杜威在日本的演讲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所进行的八大系列讲座，主要针对的是大学哲学系、师范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内容属于专业学术演讲，主要包括哲学的原理（理论）与实践，哲学的地位（影响）方面的内容。另一部分是在其他学校和中小学进行的演讲，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学教师和一般学校的教师，演讲的内容主要是在哲学观点基础上对教育问题的一些看法。杜威还到过东京女子大学进行了题为《哲学、宗教和教育的新趋势》的演讲。演讲之余，他们夫妇还对附属小学和幼儿园进行了参观考察。据统计，杜威对东京500多所小学的教师和早稻田大学师生做过演讲。之后，杜威离开东京，去京都和大阪访问、演讲。他同样到大学和中小学进行访问、演讲，并受到政府官员们的欢迎。

杜威此次访日时间虽然很短，从2月9日正式踏入日本国土，到4月28日离开，不足3个月，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传播、发展并产生更大影响的重要因素。

杜威关于哲学和教育问题的演讲，受到日本哲学界的广泛欢迎。在没有专职英文翻译的情况下，每次来听演讲的人都在500人左右。他们完全是冲着对杜威哲学和教育学科的兴趣而来的。杜威的演讲激励了一批年轻的信徒，他们在日本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2]他们是杜威在日本的追随者、拥护者、宣传者。

杜威在日本的演讲，还深深地影响到了日本当时的中小学教育，特别是教学改革工作。他在日本大学演讲之后，曾到过数百所中小学，进行考察、演讲。杜威对教育诸问题的看法新颖、独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当时日本基础教育界产生了导向作用。

20世纪20年代后，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与初期明显不同。那些早期的杜威研究的学者和一些追随者，由于长时期的锻炼，渐渐成熟起来。他们能够把外来的杜威教育思想与本国教育实际结合起来，清楚应该学习什么，介绍什么，进而去研究什么。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传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由于日本一些一贯坚持杜威思想的进步主义或新教育的倡导者，如及川平治、河野清丸、野口援太郎、木下竹次等人退休，加上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干扰和破坏，一度使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发展步入低潮。但是，这个时期在总体上占的时间极其短暂，不碍大局。杜威访日期间所激励的一批年轻学者不但有热情，也特别努力工作，再加上国内的自由、民主运动的高涨，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新教育运动的发展，都从不同方面对杜威教育思想起到了积极的声援作用。

日本当时著名的批评家和研究家帆足理一郎为了宣传和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还出版了《哲学导论》。该书的出版受到广泛欢迎，迅速成为当时日本的畅销书，并重印了18次，影响了很多人。一些人就是通过帆足理一郎这部著作，开始认识、理解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为了更好地运用他的哲学观点来分析日本的教育问题，让国人了解日本教育的腐朽，他又出版了《论教育的改造》，反映了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过程。随着对美国教育、进步学校的了解，日本人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这使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13]

曾专门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进行访问的日本教育家、新教育的倡导者谷木富曾利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教师中间进行演讲，后来结集为《新教育讲演集》出版，并同时撰写了《新教育的教育学系统纲要》。他不仅向国人介绍过英国的阿博茨霍尔姆学校、德国的乡村教育之家、法国的罗歇斯学校等，还指导和领导了日本的新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实践。在他的新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的著作，如爱伦·凯的《儿童的世纪》、帕克的《关于教育学的谈话》等在日本先后出版。这些著作，作为新教育和进步教育的经典作品，受到了日本广大教师和教育学研究者的特别欢迎，它不仅适应了当时日本教育的改革，而且推进了新教育运动和进步教育运动在日本的发展。

在宣传进步教育理论过程中，教育方法受到特别重视。在他们看来，方法比理论更直接、更重要。当时，日本的一些新式的小学一边引进进步教育的方法，一边进行教育实践。受杜威的影响，“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先后受到广大日本教师和学者的追捧。当然，“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在日本的盛行，也为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教育家在吸收和引进外来的教育思想时，杜威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实践者、追随者和研究者先后提出了“自学教育论”、“自动教育论”、“自由教育论”、“一切冲动皆满足论”、“创造教育论”、“活动教育论”、“全人教育论”、“文艺教育论”等八大新的教育主张，创立了池袋儿童村小学校、明星学园等新的实验学校。其中，儿童村小学校是当时日本进步学校的典范，成为众多实验学校创立的楷模。这些学校的教学设计，一切都是按照进步教育的要求进行的，一切从儿童的需要出发，处处以儿童为中心，这些做法都是与杜威教育思想相吻合的，也推动了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发展。

当然，随着杜威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研究杜威教育学说的队伍也不断扩大，研究的水平迅速提升。杜威的著作广为流传，国人争相购买和传阅有关他的研究著作。虽然从20世纪40年代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杜威教育思想的传播在日本受到了阻碍，达到了“谷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影响与研究很快得以恢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影响逐渐加大，出现了日本学者所说的“杜威勃兴”。^[14]1962年，日本教育学者田村关治在他的题为《杜威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否认杜威在过去18年里对日本教育思想的重要影响。其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教育思想家的影响。”^[15]

众所周知，没有资料表明杜威在日本两个半月的讲学中遇到过牧口常三郎，也没有“如果能遇见，他们可能进行交流”的说法。相反，种种现象表明，牧口常三郎与杜威之间的个人联系很难。而且，语言障碍排除了牧口常三郎与杜威面对面进行双向有效交流的可能性。杜威可能到死都没听说过牧口常三郎。然而，杜威在日本的演讲很快被翻译。作为长期从事校长工作，而且善于学习、思想敏锐的牧口常三郎在杜威的思想登上日本岛后，不可能不与其他的日本学者一样对杜威这样的国际教育大师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且深受影响。其实，牧口常三郎与杜威“结缘”已久。早在1896年26岁的牧口常三郎在《观念类化作用》这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第一次论及杜威。他在论述美国教育学家Charles De Garmo（1849—1934年）的《新式教授术》时，对其中的杜威《心理学》的一段话引起共鸣，进行了引用，并称杜威是费尔巴特主义心理学家。^[16]牧口常三郎对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有着很高的认同度，他在《创价教育学体系》第1卷第2篇“教育目的论”第2章“作为教育目的的幸福”的开场白中就教育目的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阐述，并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圆满达成文化生活。能够适当表达此含义的语汇，除了‘幸福’之外无他。根据数十年的经验和思索，我深信‘幸福’是最切实、坦率地表达人们所渴望的人生目的之语汇。换言之，教育是要使受教者获得幸福的生活。教育不是教育人员或父母为了自己的生活欲望而把受教者当做手段，应以受教者本身的生活为教育活动的对象，谋求其幸福。也就是说，受教者的成长发展，必须始终都包含在幸福生活中。”他认为，杜威所说的“‘以生活为目的，在生活的情境里，透过生活去达成’这句话，的确是值得我们教育人员深省”^[17]。对此，他自己直至晚年还初衷不改，在1942年举行的创价教育学会大会上的发言中依然认为，“生活法不去生活的话是很难理解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生活法就是在生活中通过生活才能理解的。这是铁的真理，不容被怀疑的”^[18]。

牧口常三郎对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译著多有研读，而且体会颇深。他在《创价教育学体系》中对杜威所提出的教师要高度关注自身的教育方法和态度这一看法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改革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态度’……只把教育材料的知识传授，教育自然就能成功的话，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从那样的教育中也承认教育的本质就是指导儿童们获取知识。……可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想一想，被委托去指导儿童们获取知识的教育工作者，在他教个别人方法之前，首先自己必须作为考虑教育方法的榜样人。因此，这种研究方法的关键就取决于教师的态度了。这就必须当做省察的问题来对待了。这也是美国教育家杜威在他的著作中所强调的一点。”^[19]此外，牧口常三郎对社会、学校与家庭的关系以及民主等诸多方面的看法都可以看到他从杜威教育思想中所吸取的营养。

【注释】

[1]梁景松：《康有为与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比较》，延边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2]此文刊于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北海道教育》，第39、40期。

[3]冉毅、曾建平主编：《关爱人性　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5、176、176页。

[4]冉毅、曾建平主编：《关爱人性　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5、176、176页。

[5]冉毅、曾建平主编：《关爱人性　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5、176、176页。

[6]冉毅、曾建平主编：《关爱人性　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5、176、176页。

[7]冉毅、曾建平主编：《关爱人性　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8]关松林：《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7-28页。

[9]单中惠：《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

[10]关松林：《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8、29-30页。

[11]关松林：《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8、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