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牧口常三郎教育活动的影响
牧口常三郎是近代日本著名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践活动家,他以严谨态度对近代日本将走向何处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将康德、杜威等西方哲学中的价值论加以改造并引进教育学体系之中,把东西方文化和教育理论交融在一起,创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创价教育理论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讲,牧口常三郎的教育经历、外语水平、社会地位、社会实践舞台、活动交际能力等内外因都处于相对弱势,从而导致了牧口常三郎教育活动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的局限。然而,历史证明,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活动的结晶——创价教育思想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不仅对当时的日本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他的理论和他所创立的创价教育学会经过他的门徒的宣传和实践,得到了发展和推广,从而影响着日本乃至世界的政治、宗教和教育事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竞争日趋白热,日本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难以掩盖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大战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灾难,失业、破产和饥馑现象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敌对关系日益加深,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少年犯罪、吸毒、种族歧视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人感到人就像动物和机器那样生命意义和价值丧失殆尽,由于强烈而持久的精神压抑而造成的精神病患者的日趋增多以及由于缺乏积极、健康的价值观,许多人常常在狂乱之后陷入更深的无价值感之中,等等。从教育角度来看,当时的日本教育深受西方教育观念影响,存在着忽视人这一教育对象的弊端。如把人的自我发展置于次要的地位,把前人的知识作为灌输的唯一材料,把智慧发展的价值凌驾于完整的人性之上,把学生当成一种机器来进行控制,等等。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教育危机,重视人的价值和创造性,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能力型、创造型人才,成为社会竞争制胜的法宝,也是每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都非常关心的共同课题。同时,寻求解决问题的良方和对策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牧口常三郎作为重视人的创造性且具有浓烈的爱国情感、民族使命感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职业教育家,从教育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创价教育理论便是他穷毕生精力寻找到的一剂良药。
牧口常三郎的影响首先来自于他的处女作《人生地理学》。该书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个维度揭示了彼此之间的属性和共存共荣的关系。无论从所涉及的内容还是从呈现的形式来看,《人生地理学》作为一本地理学的教科书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这就是对生命的重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重视和对人创造价值谋求幸福人生的重视。书中围绕“创造”,结合自身的实践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发表了过人的远见。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甚至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极富特色和挑战性的,而且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我国学者李培超先生所言:“特别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并不平静的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使得人类面临着失去生存家园的危险,生态关注和绿色情怀正成为现代人生活中难以绝缘和剥离的内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使得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但是狭隘的视野又往往导致许多人为的摩擦;特别是单边主义的扩张更使得世界动荡不安,世界上还不时燃烧起战火,恐怖主义的幽灵也时常现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生活的人们当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很多启示,诸如善待自然,对自然感恩,爱乡土,爱国家,超越狭隘的族类意识……”[1]
《人生地理学》一出版就在日本教育界尤其是在地理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出版的当年就印刷了三次,而且因其深受欢迎,此后又多次再版。此书在当时的日本教师、学生中间广泛流传,是中学教员接受鉴定考试的必读参考书。学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当时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新渡户稻造阅读此书后专门从台湾写信给牧口常三郎以示激励。著名的社会学者田边寿利称《人生地理学》是现代前沿的人文地理学,为当时流行的人类地理学的第一块奇石,认为该书的出版使日本的地理学研究为之一变。地理学者小川琢治(京都大学教授)对该书研究范围之广、立论之新鲜深表佩服。[2]《人生地理学》问世百年后的2002年,类似的肯定性的评价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延而褪色。时年,美国学者戴勒·M.贝瑟的看法就是其中的代表。她指出:“牧口所表述的绝大部分教育观和建议,已为越来越多的当代教育家所表述与实践。”“他关于像进入学习者社区的自然系统中旅游一样,组织各种层次的教育的建议,在‘新’地理学方法的背景下,潜在地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有益的观点和洞见,或者说为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方法与模式。”“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会认识和接受这个事实:在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日本拒绝了牧口常三郎的远景图和大部分忠告,正如美国在其工业化系统发展的起初几年里,拒绝了另一种适合他们工业化发展模式一样。仅仅以微弱的变异方式,日本追随了美国的产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对自然环境不加限制的开发以及由工业发展带来的不加限制的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我们现在不得不去正视许多由这两个工业大国在发展阶段所作的选择所导致的负面后果。这种认知,及其培养的更清晰的对历史的理解,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对新文化时代有重要影响的阶段。对于在教育业、商业以及在所有社会性公共团体中,正寻求为建设更加美好、更富于人情味的21世纪打下基础的人们,《人生地理学》中值得思考的见识以及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方式,都将有助于他们为未来所作的努力。”[3]池田大作先生对牧口常三郎的和平理念更是赞赏有加,他认为,牧口常三郎完全预见到了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相处的需要,“牧口的《人生地理学》,采用了一个有远见的生态学的视角,建议人类开展与自然的对话,这提供了一些较之其提出之初,于今天甚至更新鲜更适用的理念”。“在2l世纪早期,帝国主义统治着那个时代的时候……他描述了一个他命名为‘人道主义竞争’的理想,由此文明和文化能够通过相互的对话,在彼此间开展友好和人道的竞争。他相信,以这种方式,能够为人类开创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一个能为全体人类促进相互间的和睦与繁荣的未来。他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人类历史应当遵循的唯一恰当的发展道路,是由军事争斗、竞争朝着政治竞争,再由政治竞争向经济竞争最终到纯粹的人道主义竞争稳步前进。现在,在目睹和忍受了那个被看做‘战争与暴力的世纪’——20世纪的众多悲剧之后,我们站在人道的角度,至少能够欣赏和分享在牧口先生著作中对‘人道与和平的世纪’的热切盼望。”[4]
《人生地理学》不仅对日本,同时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03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许多根据籍贯组织起来的兴趣相同的团体,成员们一边学习,一边组织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小组。在这些小组中,一些浙江籍人士组成了“浙江同乡会”,编辑了杂志《浙江潮》,发行所称为“浙江同乡会杂志部”。为了方便起见,其印刷地点自然选在日本(在东京一家叫做“并木活版所”的印刷厂里印刷)。这一杂志从1903年1月创刊,连续出版到第二年的2月,共出版了12期。每期杂志为200页左右,发行册数根据期数而不同,平均每期为2000册左右,到第8期,印刷了5000册。从这里可见《浙江潮》的影响是比较广的。《人生地理学》在中国的最初反响是在《浙江潮》杂志上刊载的《人生地理学》的翻译论文。《大白莲华》杂志(2003年6月号)第44页下端登载了有关照片。
《浙江潮》这本杂志里充满了鼓舞革命的爱国主义的内容。其中《浙江潮》第9期是1903年11月8日出版的,译者把牧口常三郎的《人生地理学》第17章“植物”的内容,以“植物和人生的关系”这一标题译出。而且在翻译“植物”的内容的同时,加入了中国的情况和个人的见解。从译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译者很好地把握了《人生地理学》的主题。《人生地理学》的主题就是人生与生活的关系,就是人生、生活与地理,人生、生活与环境的关系。译者在翻译“植物”这一章时,在标题处还特意加上“植物和人生的关系”。这一标题准确地表达了《人生地理学》主题。第二,译者对《人生地理学》的“植物”一章中有关振兴产业的部分怀有浓厚兴趣。译者翻译“植物”一章时,通篇的基调是“产业救国”,即通过发展产业,拯救中国。“植物”这一章里包含着有关米、麦、豆等许多内容。译者边介绍这些内容,边介绍中国的现状,强调振兴农业和林业。第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侵略行径。实际上,《人生地理学》不只是叙述人生和地理的关系,而且有几处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帝国主义怀有极大的愤恨,认为清朝正在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他们在阅读批判帝国主义的《人生地理学》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5]
继“植物”的译文刊载之后,还刊登了译者是壮夫的另一篇文章,也就是译者翻译的《人生地理学》第10章“海洋”。
可以看到,“植物”译文和壮夫的“地人学”译文的基调,都是“产业救国”和批判帝国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在宏文学院听过《人生地理学》课的学生,还编写了中文地理教科书——《江苏师范讲义》。《江苏师范讲义》封面的第一页来源于《大白莲华》第46页登出来的照片。在左上方可以看到《人生地理学》的字样,旁边可以看到“日本牧口常三郎讲义”的文字。照片上部拍摄的书背来源于《人生地理学》第五种版本的译本。
这本书的编者自然是在宏文学院留学的江苏省师范生。发行所是江苏宁属学务处和江苏苏属学务处。所谓宁属,是指江苏省南京周边地区;所谓的苏属,是指苏州附近;所谓学务处,就是统辖教育的机关。
翻开《大白莲华》第45页可以看见对《人生地理学》的评价:“人生地理学的根据是非常正确的,而且,议论也很丰富。因此,以它作为教科书。”
《江苏师范讲义》出版的同一年,日语版的《人生地理学》也被介绍到中国。此版的《人生地理学》至今仍被收藏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其中一本书上盖有2个藏书印。一个是设在南京的“两江法政学堂”(此学校当时是培养法律、政治等方面的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图书馆的藏书印,另一个是南京大学胡小石教授(以国学大师闻名)的藏书印。
创价大学
1907年,《人生地理学》的全文翻译版《最新人生地理学》(世界语言文字研究会翻译)在中国面世,而且获得了好评,当年10月就进行了再版。2000年出版的两本研究清末中国地理学书籍对此书当年在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郭双林教授的,他写了《西洋思潮激励下的清末地理学》一书。这本书所做的结论是,《最新人生地理学》在两个方面给予中国非常大的影响:其一是对中国的乡土地理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点是对中国普及民主思想的学说作出了贡献。另一本是复旦大学教授邹振寰先生的,他写的书名为《清末中国的西洋地理学》。”[6]这两位教授曾在与日本创价大学高桥强先生的交谈中说:“即使他们写书,要在当年再版也是非常困难的。”[7]从这里也足以看到,此书在当时的中国是深受欢迎的。据高桥强先生研究发现,1909年上海新学会发行出版了由浙江同乡会的会员、1903年毕业于宏文学院的凌廷辉先生翻译的《人生地理学》的中文版。1942年出版的《近代人生地理学之发达及其在我国之展望》一书的目录中记载了1925年出版的《人生地理学》、1930年出版的《人生地理概要》和《人生地理学史》,从此也可以看到牧口常三郎的《人生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此外,牧口常三郎在《人生地理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被一些中国地理学者所引用。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莉等翻译的《人生地理学》的最新中文版。从国内学者李培超撰写的《中文版前言》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人生地理学》问世后100多年的今天,人们对此书的赞赏不减当年。正如李培超先生所说,牧口常三郎超越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纯粹客观或价值中立性的阐释的视角,而试图渗透或贯穿于一种新的价值理念,这就是对生命的重视,而归根结底是对人的重视。[8]“《人生地理学》应当算得上是名著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频繁地关注这本书,自然都会从中获得启迪。”[9]
《创价教育学体系》也是牧口常三郎的教育宝典。此书的出版在教育界掀起了阵阵波澜。报纸和杂志上各种评论铺天盖地,受到了极高的评价。日本当时的学术权威田边寿利、柳田国男和新渡户稻造都很乐意地接受牧口常三郎之邀亲自为该书作序。田边寿利在该书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肯定,称之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认为“《创价教育学体系》在引导我们国家教育界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他的《人生地理学》在30年前改变了日本地理学的研究方向一样,肩负有把当代日本的教育界导入新轨道的使命”。“以稳固的理论和长久累月的实验为基础而发轫的《创价教育学体系》是当代日本最需要的教育学。……作为一个小学校长,法布尔为昆虫研究默默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学问之国法兰西,以他为骄傲,教育部官员亲自移驾并以法兰西的名义向他表达诚挚的感谢。作为一名小学校长,牧口常三郎先生,一直和所有的迫害所有的苦难作斗争,耗尽毕生的精力,终于完成了这本划时代的《创价教育学体系》。文化之国日本,又该以何种方法礼遇这个国之骄傲、伟大的教育者呢?”[10]
柳田国男在序言中称道:“……关于创价教育学及其价值,不远的将来也许自有社会的公论。唯牧口先生的大作不像某些学究气的教育学者的纸上空论,也不是欧美学者的翻译介绍,而是数十年珍贵体验的结晶,而且不是一般的教育家所有的经验,一看就知道与学校的教育毫无关系的样子,那种如前所述的非常重要的现实社会的实地考察及以此为基础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等由广博的基础知识所构成,因此我相信这种对他来说既容易又难得的独创的价值足以突破现代教育界的桎梏。”[11]新渡户稻造称道:“我确信这是一部名著,它是日本国孕育出的日本人的教育学说。现代人早已期盼着它的问世。”
乡土会会员合影(第一排左边第一位为牧口常三郎,第一排右数第一位为柳田国男)
与《人生地理学》相比,《创价教育学体系》在中国的影响似乎要“逊色”一些。最早向中国介绍的是1989年出版的《创价教育学体系》第2卷的中文翻译版《价值哲学》。《创价教育学体系》第1卷的中文翻译版则是台湾学者刘焜辉翻译并于2004年出版的。不过,译者对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很是推崇,认为该书“是从教育实践中体会出来的经验结晶”、“结构之完整令人佩服”、“内容之完整性、叙述之明确、见解之独创性,应该受到肯定”,等等。
犬养毅为《创价教育体系》第1卷发刊时书写的贺词手稿
《创价教育学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被译成英文,并于1989年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比《人生地理学》英文版的出版要早13年。译者美国学者戴勒·M.贝瑟认为《创价教育学体系》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中,闪光的思想,独到而新颖的见解很多,尤其是考虑到20世纪40年代这种背景,其思想的价值就更明显。从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立场来看,仍然是极具启发意义的。[12]
目前,该书作为牧口常三郎具有深谋远虑和创新思想的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已经被英语世界领域里最主要的教育家和教育哲学家普遍公认。该书的葡萄牙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等14种翻译本也相继出版。
新渡户稻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牧口常三郎所创立的创价教育学会在提升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思想的知名度和扩大其影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创价教育学会在成立之初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牵头,内阁书记官鸠山一郎、乡土会的老朋友新渡户稻造、柳田国男等人成立了创价教育学会声援团。原日本外交官秋月左都夫,贵族院议员古岛一雄,日本大学教授田边寿利、前田多门等人在创价教育学会成立不久就成为其顾问。在牧口常三郎的领导下,经过会员的努力,创价学会发展很快,成员由第一次大会时的60名发展到1943年的3000名。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打压,会长牧口常三郎、理事长户田城圣等21名干部被捕入狱,学会被解散。
尽管牧口常三郎于1944年在狱中去世,但他的影响并未消失。这一点从与他联系密切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活动中可以证实。户田城圣,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监狱的生活更坚定了他的宗教信仰。自从他接受了日莲佛法后,他深信自己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这种经历以及听到牧口常三郎去世的悲伤消息后,他发誓要为传播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贡献余生。1945年7月3日,出狱后,户田城圣开始着手进行他的被完全摧毁的企业重建和收集牧口常三郎写在小纸条上的教育思想的双重任务。尽管举步维艰,为完成和发展与牧口常三郎一同开创的事业,户田继承牧口常三郎的遗志,出狱后很快重建学会,并将创价教育学会更名为“创价学会”。1951年户田就任学会第二任会长,与此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发动了全国性的传教运动。学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年会员就达到3000户,1956年底一跃达到50多万户。1957年,也就是在户田逝世的前一年,会员增加到75万户。在户田的领导下,学会不仅在日本国内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而且欧洲、美洲、东南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海外支部或联络站也相继成立。更为重要的是,日莲佛法、牧口常三郎的创价教育思想与和平理念得到了弘扬。1951年户田在牧口常三郎“协作与共存”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球民族主义”主张,1957年9月,发表了具有极其伟大的前瞻性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
1958年户田逝世后,池田大作作为总务长,继续支持理事长的工作。由于理事长的强烈恳求,池田大作于1960年继任第三代会长。在此后池田会长长达40年的任期中,创价学会以佛法中的“生命尊严”思想为指针,高举创价教育与和平大旗,实现了飞跃性的、国际性的发展。1963年8月会员攀升到360万户,约占日本总户数的七分之一。1966年末达600万户,现今会员已达1000多万户。与此同时,创价学会在世界各地的影响日益广泛。尤其是1975年创价学会国际组织(简称SGI)成立以来(池田会长兼任该组织会长),学会的活动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1年SGI被联合国难民署和宣传局认定为NGO组织(NGO,即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译为“非政府组织”),1983年和1989年,又先后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认定为NGO组织。如今,创价学会已成为国际上推广创价教育思想、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注释】
[1]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中文版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何劲松著:《创价教育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3]何劲松著:《创价教育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4]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英文版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0页。
[5]贾蕙萱、张可喜主编:《池田大作研究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62-263页。
[6]贾蕙萱、张可喜主编:《池田大作研究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69、269页。
[7]贾蕙萱、张可喜主编:《池田大作研究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69、269页。
[8]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中文版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9]牧口常三郎著,陈莉等译:《人生地理学·中文版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0]牧口常三郎著:《創価教育学体系》Ⅲ,聖教新聞社,1993年版,第278页。
[11]牧口常三郎著:《創価教育学体系》Ⅲ,聖教新聞社,1993年版,第279页。
[12]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江畅译:《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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