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校园文化

第一节　“五四”校园文化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同时也是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二者相互联系和促进，“五四”校园文化便呈现出启蒙与救亡主题并存、民主与科学旗帜高扬的时代风貌，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校园文化史的序幕。

一、新文化运动与校园文化

新文化运动发端于1915年，以一刊一校为主要阵地。一刊就是指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校就是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集中在《新青年》杂志，而《新青年》的编者和主要作者大多是北大的教师，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等。所以，新文化运动自始至终都与校园文化特别是北大校园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以校园为依托，同时又对校园的文化思潮、教育改革、精神风貌产生深刻影响，为校园文化出现划时代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最初是从东西方比较的视角来探视中国校园的。他们指出，在现今世界中，“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之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否则不能长进也。”^〔1〕“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已为有识者公认。”^〔2〕他们特别强调新校园要培育先导性的文化品格，要为未来中国社会作先导，成为中国一切新学术、新文化之策源地，为此就必须做输入西洋文明的工作，“渐渐导引出‘块然独立＇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3〕

但是，输入新思想并不能代替中国校园的改造，必须对本国文化和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因此，他们指出一个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评估我国传统教育的价值，对传统教育展开批判，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抨击。他们认为，传统教育教忠、教孝、教从的实质，是不平之道德，结果把中国校园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工厂”。他们集中火力猛烈抨击传统教育崇拜的偶像孔子及其学说。李大钊把孔子称作“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4〕，胡适认为“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5〕这些有力的批判动摇了孔子和儒家学说在封建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为创造新教育、建设新校园抛弃了沉重的传统枷锁，唤起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对校园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涌现了平民主义、“工读”教育、杜威的实用主义等多种教育思潮，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盛极一时，蔚成风气，各种社团纷纷成立，各种刊物不断涌现。如在北大就成立了爱国会、国民社、新潮社、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其中新潮社以《新青年》为榜样，创办《新潮》杂志，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起了助威呐喊的作用，而且培养了俞平伯、欧阳予倩、叶绍钧等一批小说作家。

二、学生爱国运动与校园文化

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事件为标志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校园文化的延伸，也是“五四”校园文化的中心内容。

“五四”前的校园文化活动为“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新文化运动在校园里的蓬勃开展，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顽固守旧的思想在校园内的市场日渐萎缩，虽然“这辈顽旧思想的人，又想借不正当的势力，来摧残新思想，但思想是不可摧残的，并且经一度的摧残，便是一度的助长。”^〔6〕激昂奋进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受到“冲破罗网而卓自独立，破其勒策而突自解放”的民主精神的熏陶，使他们冲破了封建主义的天罗地网，得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正是以这个思想解放为前提，使青年学生能够以高昂的革命斗志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前的校园文化活动为爱国政治运动准备了骨干力量。“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大都是原来校园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如“五四”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是北大新潮社的发起人，游行时发布的两个宣言分别是北大国民社的许德珩和新潮社的罗家伦起草的。北大国民社成立于“五四”前夕，它团结了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的筹备发起中起了重大作用，其中大多数成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如“赤手缚龙蛇”的邓中夏、“热情多感的广西青年”黄日葵、“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高君宇等。黄日葵后来回顾国民社的工作时说:“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情相结合。他们在民国七年(1918年)为军事协约问题发起中国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运动，八年他们发起五四运动，并为这运动的中坚。”^〔7〕

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五四”校园文化的中心内容之一。启封建之蒙的新文化运动和以政治示威为外在特征的爱国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两个中心内容，如车之两轮，相辅相成。在“五四”校园文化中，启蒙与救亡两个主题并存，并相互促进。自“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以后，爱国救亡便作为学生运动的旗帜被一代代青年学生传递下去，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校园文化最鲜明的压倒一切的主题。

三、蔡元培与北大校园文化

讲“五四”校园文化，当然离不开讲北大校园文化。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五四”爱国运动的诞生地，也是“五四”校园文化的光辉典范。而这一切，又离不开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和整顿。正是蔡元培1917年出任校长之后，北大才由一个腐败不堪、乌烟瘴气的官僚学府改造成为朝气蓬勃的新型大学。

1917年前的北大，仍沿袭京师大学堂的旧传统，不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而是一个谋求升官发财的阶梯。教员在这里多是敷衍塞责，很少有研究学问的习惯。学生大都是些“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嫖妓院的贵族“老爷”。蔡元培到北大后，首先就对这些陋习加以改革。他在就任时的演说中，向学生提出三点希望:一要“抱定宗旨，孜孜求学”，二要“砥砺德行”，三要“敬爱师友”^〔8〕。蔡元培还组织进德会，提倡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做官吏和议员等八戒，以整饬学风，创造一种积极进取、纯洁健康的风气。

在聘请教员方面，蔡元培采取重学术、重人才、兼容并包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下，《新青年》的编者们，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均被请来任教。这批提倡新文化的力量集聚北大，使北大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与此同时，一些并不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如“拖长辫而持复辟论”的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刘师培，也被请来任教，这一点虽然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却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他在一封信里说:“蔡老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9〕陈独秀的评价是中肯的。

对于各种学派，蔡元培则“掀起思想自由之原则”，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争鸣。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10〕又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1〕

为了使学生个性能自由发展，蔡元培积极创造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气氛，除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之外，还改年级制为选科制，鼓励学生组织社团，自办刊物，以激起学生研究的兴趣。蔡元培还自任新闻研究会会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时，蔡元培不仅表示支持，还亲自到会讲话。

蔡元培的一系列改革和整顿，使北大成为当时思想最活跃、学术最兴盛、风气最清新的最高学府，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化战士。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孕育了“五四”，“五四”的北大又在蔡元培的人生中写下最光辉的一页。北大校园文化在蔡元培的悉心培育下成为“五四”校园文化最光辉的典范，民主科学、爱国主义作为北大校园文化的精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北大青年学生，为他们所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