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校园文化

第二节　“一二·九”校园文化

“五四”校园文化体现了民主启蒙精神和爱国救亡精神，其中后者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学生接过去成为当时校园文化最鲜明的时代主题。这一时期的校园文化以“一二·九”校园文化和边区校园文化最具特色，并在校园文化发展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一二·九”校园文化直接继承了“五四”校园文化的光荣传统，而边区校园文化则开启了新中国校园文化的先河。

国统区的校园文化和学生政治运动是紧紧相连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统区，由于政府腐败，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压制民主，学生反抗运动此起彼伏，特别是当民族危机加深，亡国的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学生运动就更像澎湃的波涛席卷全国。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议》，中华民族面临紧急危机。12月9日，1万多大中学生走上北平大街唱着救亡歌曲，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发布了《告全国民众书》，其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被认为是时代的呼声，广为流传。“一二·九”运动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响应，并迅速扩大到各界群众中，激起中国抗日民族革命的新高潮。

随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不断深入，以爱国救亡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也广泛展开。“一二·九”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有:

一、组织学术社团

北京各校学生纷纷组织各种学术性的社团，举办了一些和抗日救国运动相结合的学术活动。如成立“北平求知学会”，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设立“分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它经常组织各种讲座，如“新哲学讲座”等，还出版《求知月刊》，向广大学生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北平师大还组织了“科学战争研究会”，把读书、科学探讨和抗日救亡结合起来。

二、成立文艺团体，创办刊物

燕京大学有“一二·九”文艺社，清华大学有清华文学会，中国大学有文艺茶会等。文学刊物有《泡沫》、《浪花》、《联合文学》、《新地》、《动向》等，这些刊物锻炼出了一批能用笔战争的文学青年，如王西彦、魏伯、雷加、马加、师田手等，他们当时已在文艺界崭露头角。

三、开展歌咏活动

歌咏活动普及各大中学校，如清华的“海燕歌咏团”、北平师大的“大众歌咏团”等，经常演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

四、开展戏剧活动

差不多各校都有剧团组织。爱国学生经常演出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东北大学学生自编自演的话剧《流亡曲》，也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之一。北平师大学生剧团还在北平郊区集市庙会上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的双簧、国难大鼓以及《察东之夜》、《打回老家去》等活报剧，演出时常常是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全场随时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

五、号召“新启蒙运动”

北平一些进步教授积极倡导“新启蒙运动”，并成立新启蒙学会，发布《新启蒙学会宣言》，指出要“争取当前民族解放的胜利，再渐次地打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之门”^〔12〕。这一倡导得到学生热烈的响应。北平学委的公开刊物《北方青年》在发刊宣言中，就向广大青年学生号召“努力新启蒙运动，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准，使全国人民能在自发的意识下奋起，为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而奋斗”。^〔13〕

“一二·九”校园文化活动始终高扬爱国救亡的旗帜，把求学与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教育自己与宣传发动群众联系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全面展开。如“一二·九”校园文化中盛行的民众歌咏活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地歌咏会成为各地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一支劲旅。上海第三届民众歌唱会。到会听众有三千多人，歌唱队员达七百人，他们高唱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由刘良模教唱《救中国》与《救国进行曲》等，群情激昂、气势宏大。《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渔光曲》等即由此唱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