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末至年代的校园文化

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校园文化

新时期校园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经过了由复兴到繁荣并走向理论自觉、由迷惘浮躁走出低谷并迈向成熟的历程。而纵观校园文化热点的变化，从“求知热”、“文化热”、“参政热”、“经商热”到新一轮的“考证热”、“创业热”，大学生的学习热情经历了“高涨——低落——高涨”的过程，校园文化的总体色彩也逐渐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复兴与繁荣

“文革”后，通过拨乱反正，摘下了知识分子头上的“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平反了大批知识分子“右派”的冤案，恢复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的应有的尊严，恢复了大学校园正常的学习环境和文化氛围。文化知识不再受人鄙视，而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大老粗”不再是值得夸耀的资本。知识分子又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大学生又作为天之骄子而受到人们的羡慕。学历不再是负担，眼镜不再是耻辱的标志，甚至成为时髦的象征。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冲出困惑和迷惘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汇入高校，他们首先提出“振兴校园文化”的问题，成了我国新的时期开拓校园文化的先锋。他们精神上极度饥渴，对校园文化的组建和重构进行了大量而又大胆的探索。一时间，校园内各种形式的社团、协会等学生组织纷纷出现，在全国范围内，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学校园内这种文化探索热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达到了一次空前的繁荣。高校校园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含性，各种名目的文化活动风靡于校园内外，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校园文化活动让人耳目一新，大展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文学社、书画社、吉他协会、健美协会、影视协会、外语角、足球协会、棋类协会、探索者协会、社会信息咨询中心、时装欣赏协会等，琳琅满目。如清华大学，1978年恢复了学生文艺社团，后发展到有军乐、合唱、舞蹈、音乐、话剧、弦乐等8个队300余人。学校还委派专职辅导员加强管理和思想工作，并利用寒暑假的部分时间进行集训。1984年组织了《黄河大合唱》节目，1985年排演了自编自导的史诗剧《冬天火的回忆》等大型节目。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高校校园出现了文学社团热。自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发表了小说《伤痕》后，大学校园里的文学创作活动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文学社团和文学社刊也逐渐繁荣起来。如复旦大学的《深耕地》、华东师范大学的《夏雨岛》、武汉大学的《这一代》、厦门大学的《鼓浪》、吉林大学的《北极星》等等，都在当时校园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批文学青年在这些园地上崭露头角，逐渐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如卢新华、徐敬亚、王小妮、北岛、舒婷、杨炼、顾城等知名作家、诗人都是从大学文学社团的园地里开始走向文坛的。

1978年至1985年，校园文化不断蓬勃发展，其基调是积极向上的。以1980年清华大学77级化(2)班提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和1981年北大提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两个口号为代表，反映了大学生对改革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热情，他们试图在振兴中华的事业中一显身手，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振奋。1982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的英雄事迹传开后，高校很快兴起了“学习张华，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一代大学生”的热潮。1983年5月，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华山抢险，又谱写了一曲英雄颂歌。1984年10月，北大学生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游行活动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连续几年，各地高校不断兴起“党章学习小组热”、“社会实践热”、“求知热”、“注重能力热”……这些都说明，当时大学生整体上是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基本上是一片赞扬声。

从他们的阅读热点来看，也反映了对了解世界、掌握新知的渴望，一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在校园里非常走俏。如1985年前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翻译介绍了几百部西方有关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的著作，前所未有地渲染着民主自由的“西化”思潮，对大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大学校园里，作为对过去闭关锁国、压抑思想的矫枉过正，“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等读书热潮接踵而至，人们在短时间接触了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现当代西方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各种文化活动也随着大学生的关注热点而展开，成为当时校园文化中相当活跃而且对后来校园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一股潮流。

二、1986年:理论自觉

1986年对于校园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年，校园文化正式作为一个概念逐步为教育界、文化思想界普遍认可，校园文化发展进入理论自觉时期。

1986年4月，上海交大举行第十二届学代会，几位竞选学生会主席的学生不约而同地把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作为竞选旗帜，在学生中引起了共鸣。同年4月8日，华东师大率先举办首届“校园文化建设月”活动。而后，上海交大、华东化工学院、复旦大学等校也相继推出以建设校园文化为宗旨的文化艺术节活动。与此同时，以各校学生会、学生社团以及学生个体为主体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创造活动出现了高潮。以上海交大为例，在当时的半年多时间里，先后有被秦牧称为“千年铁树开花”的中国理工科在校学生第一本散文集，集交大学生书法绘画及摄影作品于一炉的书画册，以及在上海高校有广泛读者的学生报刊问世。而各种类型的讲座、辩论、演讲、诗会更是时常人满为患。学生中的购书和读书热使“书市”成为当时学校的经常性活动。另据统计，在上海交大首届文化艺术节期间，90%以上的同学参加了自己喜爱的活动，1/3以上的同学以不同的方式直接参与了文化创造活动。

校园文化日益的突出表现是社团文化的繁荣。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学生社团主要是学术型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娱乐型、实用型等其他各类社团渐渐增多。据上海团市委1986年夏统计，在上海高校内的社团近300个，是1982年的两倍，会员人数占在校生总数的25%。其中学术型、娱乐型和实用型分别占社团总数的25%、70%和5%。

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热潮，推动了校园文化的理论研究。1986年5月，共青团上海市委学校部召开“校园文化理论研讨会”。同年11月，上海交大发起“上海市校园文化专题研讨会”，并将收到的论文编选成《文化、校园、人——“校园文化”研讨文集》。发源于上海地区的校园文化建设，迅速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1986年8月，在全国学联代表会议上，团中央和各地学联代表肯定了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并写入了会议文件。但正当校园文化建设走出上海、走向全国之时，学潮在年底发生了，校园文化热也随之迅速退潮。

三、1987—1989年:浮躁无序

1987年至1989年，校园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冷冷热热、浮躁无序的不稳定状态。

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知识贬值”、“体脑倒挂”、“全民经商”等现象，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使读书成了清贫与无奈的代名词，“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知识的价值受到社会现实的无情嘲笑，教育一再在“重视”、“加强”的呼吁声中被排挤在社会的边缘。这不仅大大挫伤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也严重打击了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大学校园里抬头，校园里开始流行《新陋室铭》:“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惟有闲情。……心里曰:混张文凭。”据复旦大学1988年6月的一次抽样调查，在上午8至10点钟只有40%的学生在学习，10%的在闲聊，10%的在看电影、电视，7%的在看消遣书，7%的在谈恋爱，还有26%的在干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事。^〔1〕由此可见当时高校的“厌学风”有多盛。而同时社会对大学生的评价也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截然不同，对大学生的赞扬声少了，对校园里发生的一些现象的担忧和批评增多了，“高分低能”、“垮掉的一代”等非议时有出现。大学生们感到自己正由社会的“宠儿”逐渐变为社会的“弃儿”，于是前途茫然，意志消沉。

1987年以后，不少大学生面对社会对他们的指责感到压抑，“郎郎”致信《中国青年》杂志，表达自己的困惑: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他们一方面产生一种政治失落感，在校园内流行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不关我事”就反映了这种情绪;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价值失落感，于是，新的“读书无用论”、“经商热”、“托福热”、“麻将热”、“爱滋病(织毛线热)”充斥校园。学生表面的冷漠失望与内心的困惑浮躁不断滋长蔓延，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又使得大学生的行为逐渐向非理性和非规范化发展。到1988年底情绪化的政治热点便滚雪球似的迅速膨胀——“河殇热”、“东欧、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热”、“民主沙龙热”等热浪滚滚。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影响，终于演化成1989年那场大规模的学潮。校园文化建设跌入新时期以来的最低谷，其发展模式面临一次重大的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