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后的校园文化

第四节　20世纪90年代后的校园文化

1989年对中国当代史来说确实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重要年份。那年发生的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风波，以及导致世界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苏东巨变，使得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若干文化命题。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转型，校园文化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一、20世纪90年代初:转机与复兴

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文化教育界出现了鲜明的回归传统的文化倾向，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一片倒的批判传统的倾向截然不同。在大学校园里，“国学热”代替了过去的“西学热”，对传统文化的颂扬和爱国主义的提倡代替了对“黄色文明”的批判和对“蓝色文明”的崇拜。20世纪80年代常出现的精神亢奋和情绪骚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被理智、冷静和务实所代替。校园文化出现新的转机。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全国政局稳定，各方面关心支持校园文化建设，使曾经偃旗息鼓的学生文化活动又得以复苏、发展起来。大学生走向社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尤其是掀起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使校园文化出现了新的转机，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清华大学在1991年有1300多人参加了业余党校学习，2000多人加入了党课学习小组。在西北师范大学，新华书店到校售书，短短3个小时，就卖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2000多套。大学生中普遍出现“寻找毛泽东”现象，他们除了阅读毛泽东著作之外，对《毛泽东传》、《毛泽东的后半生》、《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家世》等书籍有浓厚的兴趣，一些学校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教育界、文化界对校园文化的认识比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1990年4月下旬，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团中央宣传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校园文化首届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文化、教育、共青团等方面的代表70多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们就校园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作用、规律、现状、发展及建设思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人们日益认识到，建设好校园文化，对于培养高质量的“四有”新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990年8月，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海南大学在海南通什市联合召开“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讨会，进一步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四有”新人结合起来，并对有关校园文化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提出了建立“校园文化学”的理论构想。

北京会议和通什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校园文化的发展已在理论自觉与丰富实践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成熟。^〔2〕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校园文化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校园文化也出现了迥异于以前的新变化。

(一)校园文化基调由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大学生们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务实倾向，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校园文化的基调，这可以从持续不断的“打工热”、“经商热”、“考证热”、“创业热”等表现出来。

“打工热”。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巡后掀起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大学校园的打工热再次升温。勤工助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是个时尚话题。据调查，在大学生中，对勤工助学持积极态度的学生占61．8%，不积极的占11．3%，从事过“打工”的学生比例为80%。在大学校园里，有关“招聘兼职”的广告琳琅满目。据1992年12月17日《北京晚报》载:广州雅芳有限公司在北京聘任了四五百名“雅芳小姐”(兼职推销员)，其中半数以上是大学生。据新华社哈尔滨1992年12月7日电:大学生当保姆，这在几年前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然而，近来在哈尔滨却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家庭保姆……据悉，在这家保姆介绍所登记要求当保姆的大学生有100多人。

“经商热”。在大学生看来，经商已不仅是为了赚钱，最主要是能让自己更早地了解社会、适应社会，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的经商活动是必然的，那种只知坐在课堂上死读课本的大学生显然是与时代潮流不符的，社会需要有经济头脑、市场意识、信息观念和社交能力的人才，而经商则正是大学生们培养这些能力的有效快捷方式，经商既能使大学生活相对宽裕些，又能锻炼自己，何乐而不为?

“考证热”。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公司、企业为主要代表成为经济主体，个人经济行为逐渐失去原有空间，再加上大学生经商经验方面的先天不足，经商热在大学中逐渐消退。于是，大多数的“商人”们又回到了课堂。大学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教室里、图书馆里又人满为患，一时间，“英语热”、“计算机热”重又占据了大学校园，学生们又开始忙着各种考级、考证和考研。

(二)由注重政治文化建设转向注重道德文化建设

在这一点上，一向领风气之先的北京校园文化表现得很典型。

1.开展文明修身活动。1995年4月，北京大学学生提出“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起”，“先独善其身，再兼济天下”，“一屋既扫，天下可净”等口号，主张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这是北大开中国大学之先河，率先提出这场旨在“提高大学生自身修养，争取早日成才”的运动。同学们张贴标语，组织讨论，打扫校园，整理自行车，签名缔约，制定文明公约。这场活动首先由国政系、城环系的学生发起，继而以狂飙突进之势，在校园内广泛展开。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北大校团委组织的“北京大学首届读书文化节”。活动提出以“点亮智能之灯，倡导文明之风，追求精神家园，提高人生境界”为宗旨。活动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征文、藏书评选、大型书市等活动，在校园里掀起了“读书、用书、爱书”的热潮。北大研究生也推出了一系列修身活动，如举办“艺术与修身”文化节，组织了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名剧《茶花女》的上演等，使大学生受到一次次的艺术熏陶。北大学生的“文明修身”之举，受到国内外各大媒介的广泛关注。1995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传统中汲取，在现实中探寻，北大学生注重修身》的长篇文章，指出以加强大学生个人修养，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为目标的“修身计划”正在成为北大校园文化的一个新的热点。《光明日报》的报道引用季羡林、陈岱孙、侯仁之等著名学者的观点:过去中国的四大书院教育重视格物、修身，这是值得借鉴的。治学与做人从来是分不开的，一个知书不知礼、知识水平与道德水准严重不成比例的学生算不得一个优秀人才。

2.自发组织“爱心社”。1993年11月22日大雪夜，几位学生走出宿舍扫起了大雪，次日，北大著名的三角地就贴出了一张这样的海报:

“我们是爱心社。昨天，我们在电教楼和柿子林之间的路上扫雪的时候，有11个素不相识的同学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现在我们有17个成员……”

北大“爱心社”的队伍不断壮大，到2000年底，北大“爱心社”已发展到500多名社员。他们的足迹遍及燕园，并延伸到社会。如与孤儿院的孩子们联欢，为敬老院的老人们送温暖，向失学儿童献爱心，为灾区群众组织募捐等。“爱心社”的活动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呼应，一封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信件飞向“爱心社”，特别是冰心、季羡林、贺敬之、邓朴方也加入其中表示支持，使“爱心社”影响更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单位都曾对其进行过报道，并连续多年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社团”。

3.广泛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1996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成立了第一个社区援助服务总队，这标志着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从此走上了有规律有组织的良性轨道。

4.成立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文明礼仪学校。1997年11月2日，北大成立文明礼仪学校，由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亲任名誉校长，校长陈佳洱院士、学界泰斗季羡林等任顾问。创建之初，就提出了“四个面向”的办学宗旨:“面向校庆，做好今日北大的主人;面向校园，做文明修身的先锋;面向社会，做倡扬精神文明的志愿者;面向未来，做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各种活动中，礼仪学校培养的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台前幕后，特别是“礼仪服务队”、“导游团”、“国旗班”，以其整齐的阵容和出色的表现赢得四海来宾的称赞。^〔3〕

(三)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素质教育有机地联系起来

1.全方位重视大学文化素质教育。1995年5月，原国家教委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了“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议”，对华中理工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决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52所高等学校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各试点高校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探索，为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积累了经验，引起高校和社会的强烈反响。1998年5月，教育部在成都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至此，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在全国高校推开的条件和时机已成熟。不久，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推动了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教育部领导提出要着眼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修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即三提高)。1999年，教育部批准建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等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4〕

华中理工大学的“在理工科大学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被评为1997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5〕华中理工大学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是建立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二是实行了人文学科辅修专业制和双学位制。学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文、哲学、经济学、管理、科技英语等辅修专业，每年都有40%左右的学生参加。三是开设人文选修课和举行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理工科本科学生，四年要选修6个学分的人文选修课。学校向学生开设的人文选修课有100多门，其中“东方文化”、“唐宋诗词赏析”、“公共关系学”等选修课，一年中选修的人数达千余名。学校还开设了40余门艺术类选修课，每年约有2400人选修，占在校本科生的四分之一。四是举办人文社会科学系列讲座。五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为丰富校园文化，促进人文知识向人文素质的转化，该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每年上半年举行文化节，下半年举行科技节;学生举办人文学社、诗社、剧社、棋社以及书法、摄影、天文协会等各种社团;在人文讲座的带动下，各方面分别举办“科技讲座”、“自然科学讲座”、“博导系列谈”、“十日谈”、“现代女性系列讲座”等;教师和学生共同参加的以“增长知识、交流思想、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为宗旨的周末读书会“无形学院”;向学生推荐优秀书目等。

2.讲座文化异军突起。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各项活动中，各种讲座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形成颇有特色的讲座文化。如华中理工大学从1994年3月起，由学校拨出专款，正式招聘主讲人，利用晚上时间，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人文社会科学系列讲座。到1996年12月止，讲座已达300期，听众近10万人次，它以时间持久，内容丰富，成年人广泛，影响巨大而成为该校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极具特点的第二课堂。人文讲座之所以受到学生的欢迎，因为:一是它满足了大学生的需要，学生们渴望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热点;二是它适合大学生的特点，人文讲座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活泼，学生自愿参加，随时可以离开，有主讲人的系统讲授，又可以提问和讨论，主讲者将自己的长期研究和人生体验提炼集中，择要讲授，极富启迪性;三是一定的名人效应，人文讲座的主讲人，有许多是知名学者，他们本身就是学生学习的楷模。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收集了全国各高校人文讲座中的精品，在大学生中有较大影响。

在各个名牌大学中，北大的讲座文化是最著名的，令许多学子难以忘怀。在20世纪90年代末，北大平均每天3个学术讲座，每周两次以上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每月两次以上的跨学科学术交流会。讲座内容，从最新前沿到最老话题，从数理化到天地生，从文史哲到政经法，等等，无所不有。演讲者讲得精彩，听众的问题也精彩。1997年11月，北大举办“迎校庆院士系列讲座”，院士们以校史、校庆为引线，结合专业与亲身经历，就学生关心的话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精彩演讲。校团委举办的“素质教育一百讲”，邀请了一大批各个学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上、企业界的成功人士，就其个人成长历程、大学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演讲。“中华文明之光”系列讲座和美育讲座则从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发展和传统美德方面给学生补了生动的一课。北大就是在这些讲座之中将其校园文化的精神魅力和文化底蕴展示出来。

3.文化节现象异彩纷呈。20世纪90年代，各种各样的文化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成为校园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北大，1995年5月，首届体育文化节以刚健协调之美震动校园;1992年，中国京剧文化周让学生领略到传统国粹之无穷魅力;1995年，“爱我中华”民俗文化节以“弘扬传统文化，激发爱国热情”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1997年11月，北大“首届社团文化节”成功举办;1999年11月，“99科学文化节”以陈章良的精彩讲座开场，让学生沐浴到一阵阵科技的清风。

(四)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成为校园文化跨世纪发展的最强音

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要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加强高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要实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提出在高校集中的地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并发挥科技开发“孵化器”的作用。教育部还启动了“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为宗旨，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进行综合改革。1999年6月，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把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提高到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的高度来加以强调。在这一背景下，全国高校在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创新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成为高校校园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成为跨世纪校园文化的最强音。

把大学科技园区建设作为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创新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各大学科技园区注重人文环境的营造。如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容忍失败”为园区文化建设的核心，努力实现湖湘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的融合。^〔6〕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是实施创新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个活动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发起，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在课外自主地进行科技研究，以激发大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项活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并得到各高校的高度重视。这种竞赛活动一方面体现了校际学生能力与素质之间的较量，同时也是各校校园文化建设组织工作的比较。

网络文化的崛起，是20世纪90年代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也为实施创新教育提供了历史契机。1996年11月，由一群追赶信息浪潮的热血青年创办北大网络协会，这是高校中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网络协会。现在网络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着校园人的学习、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五)“创业教育”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创新教育”的实施，大学校园里涌起一股学生创业大潮。其最重要的有组织的创业活动就是各高校相继开展的“创业计划”活动。所谓“创业计划”，是指由高校学生组成一些专业优势互补的小组，借用风险投资的实际运作模式，在深入进行市场调研基础上，每个小组提出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或服务方案，并完成一份能把产品或服务方案推向市场的完整、具体的商业可行性计划书。1998年，清华大学举办首届创业计划大赛，在校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同年，一些来自不同专业的北大学生组成的“北大创业协会”成立，成为北京大学的一支很重要的学生创业团队。1999年，清华大学又举办第二届创业计划大赛，收到作品54件，参赛人数近250名。为了加快学生科技成果的转化，清华大学出台政策，允许创业前景比较好的优秀学生中断学业去创业，待适当时候再让其重返清华完成学业。据1999年6月8日《齐鲁晚报》载，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生王科创办视乐美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由在校大学生注册的高新技术公司。此后，各高校都相继开展了“创业计划”活动。1999年5月，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拉开了学生“创业计划”活动的帷幕。

1999年后，各高校普遍加强了对学生的创业教育，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学生创业活动给予支持，甚至允许学生休学创业。如北京大学为更好地组织学生创业活动，启动了创新工程，既对“挑战杯”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创新，建立了“申报—资助—指导完成—评审—奖励”一条龙服务激励体系，又加强了学生社团管理工作的创新，积极组织开展社团之间的“百团竞赛”，并且在研究生开展“学术十杰”、“学术希望之星”活动，营造学术创新气氛。北京大学学生张明、戚文敏边学习边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做软件系统，其合作成果“VOD视频点播系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被国家经贸部授予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产品奖，后来又发明了一种名为电子邮局的新软件，它所具有的优点甚至连风靡全球的E－mail也望尘莫及，北京大学投资百万元为他们注册成立了“北京大学天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7〕再如重庆大学鼓励学生投身科技创业，在校学生可在读书期间保留学籍一年，进入大学科技园从事科技创业或科技劳务输出;又如浙江工业大学机电学院一名研究生以技术入股，参与一家公司的科研开发，成为该公司的重要股东，学校为解决其后顾之忧，同意休学一年创业。^〔8〕据2000年6月8日《科技日报》报道，由清华、北大30多名博士、硕士及本科生联合组成创业团队，成立了具有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的信美达高科技公司，从事IT业的创业。

为了使学生创业有更良好的环境条件，许多高校注意发挥大学科技园的实践基地作用。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致力于创新创业环境的四大平台建设，努力把大学科技园建设成创业者的天堂。其四大平台即指，一为依靠地方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平台;二为依托著名高等学府，创建技术创新平台;三为面向中小科技企业，创建中介服务平台;四为引入社会资本，创建风险投资平台。特别是学校推出的“蒲公英工程”影响很大。该工程计划鼓励研究生在读期间或毕业以后应用自己的创新成果创办自己的公司，进行自主创业。许多在校生在学习的同时进行着创业的尝试。^〔9〕

随着创业活动的深入开展，一些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导致创业热潮在近年又有所降温。据2000年8月2日《文汇报》载，上海市某高校20多名大学生开设的创业企业如今能生存下去的只有一家。其余的要么被兼并，要么被收购，还有的成立没几个月就散伙了事。类似现象在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对于大学生休学赚钱引起了社会争议，是先富脑袋，还是先富口袋?校内外的舆论反映不一。业内一些人士呼吁，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固然重要，但大学生的创业不宜一哄而起。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表示，“尽管有不少成功的创业者是在校大学生，但更多的还是学业有成者。因此，在校学生应该克服浮躁，不要梦想百万富翁能够速成。”^〔10〕大学生创业热的降温是必然的和正常的，这并不是对创新教育、创业教育的一种否定，相反，它有益于创新教育、创业教育和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