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观与人的现代化

第二节　主体选择:世界文化观与人的现代化

自1986年出台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把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提出来后，关于人的素质问题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话题。江泽民同志2001年的“七一”讲话更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第一要务”。因此，我们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也应该落实到改善、提高人的素质上，从理论上研究清楚人的素质问题，这对于我们在工作中避免盲目、被动状态是很重要的。

在人的素质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就是要培养现代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那么，什么是“现代人”呢?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与“传统人”有何区别呢?谈到这个问题，人们很自然地就会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参照系，自然也就引出如何认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文化问题。在这里，我们试图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性，以认知心理学的有关原理探讨世界文化观同培养现代人素质的关系。

一、主体失落与哥白尼式的倒转

在上世纪80年代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讨论热潮中，普遍出现了一个偏差——主体的失落:许多同志忽视“当代中国人”的主体作用，离开现实中的人去抽象地谈现代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与现代意识简单地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大谈特谈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新。这种孤立、静止的分析方法，单向因果式的推导，只能提出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近百年来，传统与反传统的思想论争曾进行过多次，但都以原地踏步而告终。那次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历史现象的重演。它在热闹、时髦一阵之后，会不会循环到原点呢?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一个哥白尼式的倒转，即能否转变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或西方文化的轴心地位。

我们认为，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文化，讨论现代人的素质，必须以当代中国人为轴心，凸现出当代中国人的主体作用必须加强新思想、新观念在当代中国人中的可行性、可接受性的研究。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心理的发展机制不是简单的对外部刺激的反应，而是同化。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过，一定的刺激只有被同化于认知结构中，主体才能做出反应。这种同化可以使现实材料得以过滤、处理或改变，并能把新建立的联结纳入人的现有认知结构中去。也就是说，人的“一切需要首先倾向于把外在的人物吸收到主体自己的活动中去，然后随着细微的变化去适应于这些结构，使得这些结构去‘顺应’于外在客体，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心理的活动，正像一切有机的生命一样，往往继续前进去同化周围环境。这种同化作用乃是借助于活动范围日益扩展的结构或心理结构进行的。”^〔8〕这种认知结构的能动性，在认知心理发展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我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宗法式农业社会的产物，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它存在着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在近几个世纪逐步成为一种历史的惰力，阻碍着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深藏于当代中国人思想意识之中的传统文化意识又作为改革的阻力而日益显露其封闭、落后、腐败的一面。于是许多有识人士提出更新观念的口号，认为在文化建设中也要对外开放，要向世界敞开思想观念的门户，大胆吸取西方现代文化的新鲜血液，以补传统文化之不足，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培养现代人素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新观念，自然需要大量引进开放性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意识。任何新观念的引进，总是要经过主体的内化过程，只有使主体认知结构对新观念产生肯定的心向，新观念才能成为主体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谈更新观念，就不能不考虑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当代中国人的主体作用。我们应该优先对当代中国人的认知结构的现状，对主体的需要——当代中国人认知结构对新观念的可接受性进行认真的研究。

研究认知结构对新观念的可接受性该从何处入手呢?前面说到，新观念的引进要经过主体内化过程。所谓内化，就是新旧观念的有机结合，亦即新习得的观念形态同接受主体认知结构中的有关方面融为一体。实现接受主体对新观念的内化，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新接受的观念必须对接受主体构成潜在意义;二是接受主体进行接受的积极心向。这两个条件的满足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新接受的观念本身有逻辑意义;二是接受主体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已具备同化新观念的适当观念。基于上述理论，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时，就不能停留在寻找其不同点上;不能满足于验证孰优孰劣(无疑这对于人的素质发展也是很重要的)。而更应尽力寻找某种相近点或吻合点，探索新旧观念的兼容性，并着力于提高当代中国人的新观念的接受能力。无视这一点，简单地贬斥西方观念为“洪水猛兽”，或痛骂传统文化为“致癌毒菌”，在社会上引起的后果必然是思想混乱和偏激行为。我们常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要大胆，二要谨慎，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力。我们进行更新观念，培养现代人素质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代中国人主体地位的确定，就要求我们从寻找主客体新旧观念的契合点入手探索主体对新观念的可接受性。

事实上，契合点的存在是普遍的。只要我们跳出讨论的圈子，再回瞰讨论的全局，就可以发现:传统王国和现代王国都存在于模糊的相互纠结的历史的流变过程中，传统人和现代人都没有明确的国界——为许多人所称道的现代人素质的特点，也可以在传统人身上找到相同之处;传统文化中有些一直被我们引为骄傲的东西，站在另一角度又恰恰是我们的不幸;一些看起来似乎和现代化势不两立的东方传统观念，在日本等国却促使了现代化的空前飞跃，正因为这些模糊交叉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在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性上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契合点。就当代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无意识层次而言，它既有其负面，如祥林嫂心理、阿Q精神等封建意识沉渣，也有其长久受压抑的正面，如坚强的民族性格、创造精神等。我们反思传统，不仅要使民族心理结构的无意识层次的负面意识化，以使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受到震动、惊醒;还要使其正面的无意识层次意识化，以唤醒刚健有力、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寻求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在当代中国人的认知结构中的兼容性。

历史上我们有过“大批判开路”的惨痛教训，目前那种“弘扬传统，堵绝外来思潮影响”，或“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其实就是把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放在轴心地位，让当代中国人围绕之而旋转，最后的结果只能导向重蹈覆辙。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素质，只有重新确定当代中国人的主体地位，实现哥白尼式的轴心倒转，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无论如何先进、如何美好，都只能通过当代中国人的主体作用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选择:主体性的集中表现

从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性出发，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文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赐予与接受的关系。我们既不是西方现代意识的消极的传播者，也不是传统文化的机械的负重者。相反，对现代意识的积极的选择、自觉的选择，是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皮亚杰的认知理论涉及四个概念:结构、同化、顺应、平衡。认知结构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同化和顺应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两种机能。在认知过程中，同化可以引起结构的量变;当主体结构不能同化客体时，主体调整原有结构或建立新结构，使结构顺应外在客体。平衡即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作用的平衡，这一理论不仅突出了认知结构的能动性，而且也揭示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反射并没有一般人赋予它们的那种机械的被动性;反之，一开始，它们就表现出真实的能动性。”^〔9〕认知结构并不是被动的接收器，而是能动的反应装置，由于客体本身的丰富性，主体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的平衡“既是变动的，又是稳定的”^〔10〕，客体对主体的新颖度和可理解度也就形成了动态关系，从而构成多种层次，使不同层次的主体能够对不同层次的客体进行自觉的选择。

任何文化观念，无论其如何新鲜活泼、抑或光辉灿烂，如果离开了主体的选择，就是一种死去的、异己的或是停留在彼岸世界的东西。克罗齐评价文艺复兴时说:“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唤醒”^〔11〕，这就是说，不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唤醒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选择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同样，当前传统文化的泛起和世界文化的引进，如果说它们是有价值的，可以成为或已经成为现代人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也只是经由当代中国人的认知结构的同化、顺应作用对其进行选择的结果。

把当代中国人的主体选择作用，在实践中就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客体的多元性是主体有价值选择的先决条件。可选择的范围越大，材料越丰富，越有利于认知结构的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作为选择的客体应尽量将其全貌显示于当代中国人的视界。禁止与外界文化接触的自我封闭和视传统为故纸堆而全盘否定的做法都大大地缩小了主体可选择性的范围，不利于人的素质的真正提高。

其二，确定能体现时代精神的选择价值取向。任何选择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价值取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之中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我们就会依然陷于困惑之中，也就无从下手做出有意义的选择了。因而需要确定一个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既能体现时代精神，又必须符合当代中国人认知结构的普遍倾向，即符合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这个价值取向只能是:是否有利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延续与超越的主旋律

“智力活动永远是新同化旧和旧顺应新的主动而有组织的过程。”^〔12〕一方面，主体以已有的知识结构去整治经验材料;另一方面，主体在统整对象的同时，还必须对自身的认知结构加以调节(即顺应)。这两方面相互联系，同频共振，认识发展过程就呈现出延续与超越的对立统一的特点。当代中国人在塑造自己形象的时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影响，在认知结构的同化与顺应两种机能的协调作用下，也必然奏出“延续与超越”的主旋律。

延续即新材料与主体原有认知结构联结，它是超越的基础。我们知道，人的现代化，就是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的超越。但是，这种超越的目标设计、价值取向及过程中的步骤方式等都不可能不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素质出发，不可能脱离处于主体地位的现实的人的需要。正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一样，超越也只能建立在延续的基础上。这并不是什么消极保守或者妥协的态度，承认这一点是为了让我们对延续和超越之间的基本关系有个明确的认识，而不至于把步子迈得过大。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不能把调子定得太高。

没有延续，谈不上进一步的超越，这只是发展过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超越，延续也就失去意义，就会中止。人的现代化的要义就在于超越。恩斯特·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里认为，人的生活世界的根本特征在于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他引用威廉·斯坦恩的话说:“意识所抓住的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关联，不如说是对未来的关联”。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其实就包含了自我超越的必然性。皮亚杰曾指出，主体建构客体的过程，也就是主体逐渐解除自身中心化的过程。同样，当代中国人在与外来文化意识的接触中吸收其优秀成分的过程，也就是对自身现实素质的超越过程。当然，这里强调的是，这种超越是建立在延续基础上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超越。

我们不得不改变当代中国人的现有素质构成，我们又不能一下子全部改变当代中国人的素质构成。提高人的素质需要促进现实的人对自身现实的超越，但我们又只能做现实的人自身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超越。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实现人的现代化，只能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性，在全面考察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发展水平及其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深刻反思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胸襟、高远的眼界面对世界文化，并对人的素质的未来作科学的进一步的发展预测，最后才能确定我们该规定什么，以最有效地促进当代中国人自身素质对现实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