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访谈调查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一、运用访谈调查法解决教育问题的思路(9)
1.确定访谈的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访谈这种调查方式与观察法、问卷法等调查方法一样,都是因为研究者无法确定某种情况的真伪而需要进行调查。调查就是为了解情况,或者说,调查就是为了以事实来确定某个判断的真伪。因此,访谈法这种调查方法也需要在实施之前提出某些假设。进行访谈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访谈验证这些假设的真伪。
进行访谈的必要性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进行访谈验证了某种假设对于解决某个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是有益的,即这个拟议中的访谈具有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其二,进行访谈对于验证某种假设是必不可少的,不访谈(即不独立地进行访谈或与其他调查方法结合使用)就不能对该假设进行验证。
确定访谈的可行性,就是确定拟议中的访谈是否能够按计划实施。确定可行性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拟议中的访谈对象是否接受访谈者的访谈。访谈者与访谈对象的关系、访谈对象的性格、访谈的话题、访谈的时间和地点等因素均会影响到访谈对象是否接受访谈。第二,访谈者自己能否进行访谈。访谈者是否具备访谈的知识、经验、技巧均会影响到访谈者能否进行访谈。
2.确定访谈项目
确定访谈的项目,即确定在访谈中需要了解哪些方面的问题。访谈者作出的假设,决定了访谈项目的范围:凡是有利于验证假设的项目都是需要访谈的项目。通常,访谈者需要事先拟定访谈提纲,以便实施访谈时依照提纲进行有步骤的提问,使访谈得到的信息比较系统而较少缺憾。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访谈者只能对某个访谈对象进行一次访谈,那么访谈计划一定要十分周详,因为访谈者即使在访谈之后发现还需要在某些方面提问,也没有补救的机会了。有时,访谈者甚至需要事先设计访谈时的一些提问,因为某些问题可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事先设计好提问,既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信息,又不至于刺激访谈对象,使访谈对象感到难堪。
3.确定访谈对象
确定访谈对象,应以有利于获得所需要的真实信息为原则。首先,选择的范围应当与问题的范围一致或相关。只有在与问题一致或相关的范围内,访谈者才可能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有时访谈者希望获得的信息可以直接确定访谈对象的选择范围。例如,希望了解高校女教师对于素质教育的看法,就只能在高校教师且女性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有时访谈者希望获得的信息与许多群体相关,例如访谈者希望了解农村失学儿童失学的原因,因此相关研究群体就包括失学儿童、失学儿童以前的老师、失学儿童以前的同学、失学儿童的家长、失学儿童的邻居等多个群体。其次,在与问题的范围一致或相关的范围内,访谈对象的选择可以是随机选择,也可以是人为指定。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随机选择可以比较客观地了解该群体内的各种不同观点、态度,但实施的可行性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某些随机选择的访谈对象可能会拒绝接受访谈),而人为指定可以提高实施的可行性,但人为指定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排除了某些类别的对象,从而使访谈结果的信度和效度降低。最后,在人为指定的范围内,对于访谈对象的选择应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所选择的访谈对象应不会坚决拒绝访谈;所选择的访谈对象应能够为访谈者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4.确定访谈的时间和地点
访谈是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的互动,所以需要事先确定访谈的时间,包括确定访谈的次数、每次访谈的日期、每次访谈的开始时间、每次访谈的持续时间。确定访谈时间,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访谈时间应以能够满足调查目的的需要(要有足够的信息量)为度;第二,以访谈对象方便为原则,即一般选择访谈对象方便的时间。访谈地点的确定,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访谈地点以利于访谈对象畅所欲言为宜,如果是公共场所,需要事先踩点,以确定该地点是否适宜进行访谈;第二,以访谈对象方便为原则,即一般选择访谈对象方便的地点。
5.确定访谈的记录方式
访谈的记录方式包括手工记录和机器记录(录音记录、录像机记录等)。手工记录的优点是访谈所需要的经费较少(省去了购置记录仪器、设备的经费),缺点是记录的信息量较少,在访谈对象语速较快时,访谈者往往连语言信息都无法记录完整,更不用说记录非语言信息了。机器记录的优点是记录完整,有利于访谈者对于访谈对象进行观察,有利于访谈者集中精力进行提问,缺点是访谈的成本较高。
6.制订访谈计划
访谈计划是访谈者对于整个访谈活动的整体安排,是对于前五项安排和其他相关事项的归纳,是实施访谈的依据。访谈计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对于访谈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说明;第二,对于访谈项目的说明;第三,对于访谈对象的说明;第四,对于访谈时间和地点安排的说明;第五,对于访谈记录方式的说明;第六,对于访谈资料整理的安排及对于访谈日程安排的说明;第七,对于访谈所需要的资金和其他物质条件(如记录仪器)的说明;第八,对于访谈中可能存在的信度和效度问题的说明。
7.实施访谈
实施访谈即按照事先拟订的访谈计划进行访谈。
8.对访谈结果的处理
对访谈结果的处理即对于访谈的记录进行整理,以便于对访谈记录进行分析。对访谈录音记录的整理,应按照时间顺序将声音信号变为文字信号进行记录,应严格按照访谈时的原话进行整理,不能任意进行省略。整理访谈录音记录时,对于访谈双方同时出现的语句、访谈对象语气的变化、节奏的变化、访谈对象的动作、访谈对象的表情等,均应以括号或其他形式加以标注。对于访谈手头记录的整理,应根据访谈时记录的要点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对话,根据回忆最大限度地补齐记录。由于人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急剧衰退,所以访谈手头记录的整理是访谈之后最迫切的事情。
9.访谈结果的分析
对访谈记录进行分析,主要是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访谈对象的表述有哪些是可信的,有哪些是不可信的,理由是什么;第二,访谈对象的陈述哪些方面可以证明访谈之前的理论假设,哪些方面不能证明这些理论假设,哪些方面可以证伪这些理论假设;第三,访谈所得到的结论可以在多大范围内适用,理由是什么。
10.撰写访谈报告
在对于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结论之后,就需要撰写访谈报告,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访谈的结论。访谈报告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对于访谈计划的回顾;第二,对于访谈过程的描述;第三,对于访谈结果的分析和陈述。
二、运用访谈法解决教育问题的实例
下面是一个运用访谈法研究教育问题的一个实例(10)。
陶行知不仅是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同时还是杰出的教育实践家。他的教育思想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而是始终身体力行地应用到具体的教育实践当中。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从文献到文献,缺乏新意和鲜活感,让活生生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沦为学院式的从观念到观念的重复论证,这种过于学究气的探讨,与陶行知先生生动务实的精神品质相去甚远。有学者评论道:“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庸俗社会学方法论的滋生和蔓延,其几种主要的表现是分割研究、注经疏义、假设推理、添冠加冕、循环论证等,干扰了陶行知研究的健康开展,妨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这种批评意见,表明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陶行知研究正陷于一个停滞的困境中。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现阶段的陶行知研究主张努力还原真实的陶行知,笔者参加的陶行知研究课题的访谈部分,也试图实现这一目标。
课题组决定,访谈部分由笔者负责。在笔者选择的首批采访目标中,有陶行知的学生、原上海市行知艺术学校教导主任吕长春先生,还有陶行知之子——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陶城先生。这些受访人都与陶行知有过直接接触,他们是陶行知的生活和言行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课题组认为,这样的受访者,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采访小组在采访前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掌握并熟悉被访者的大致经历,阅读他们的文章,并据此拟订了访谈提纲。专家及当事人访谈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直接地再现陶行知具体的教学实践行为,探寻他如何把教育思想转化为教育行动,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履行和实现其教育思想。此外,可以通过记忆中的细节描述,向人们呈现日常生活中的陶行知,从日常生活看陶行知的人格和思想。
(一)案例一:日常生活细节还原
案例背景:吕长春先生是陶行知创办的重庆高新区育才学校自然科学组的学生。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行知艺术学校教导主任,嘉定二中副校长等职,原中陶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原上陶会(上海市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吕先生(2009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耳聪目明,反应敏捷,记忆力很好,对记忆中的细节复原能力很强。他曾亲耳聆听过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他本人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2009年秋天,采访组前往吕先生在上海市嘉定区的寓所进行采访。
采访组就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创办育才学校的经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采访,尤其是对陶行知的日常言谈举止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询问。访谈内容(略有改动)节选如下。
采访者:请问,你们当初是怎样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的?
吕长春:陶先生办育才学校招收孤儿、难童、无家可归的小孩。陶先生亲自去各地保育院、难童收容所挑选。一般挑选有一些特长的孩子,经过简单的智力测验、心理测验和一般文化的了解就招来,没有考试。
采访者:您能跟我们谈谈您第一次见到陶行知先生的情景吗?
吕长春: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各种各样的都有。有几个老师很洋气,穿得西装笔挺。陶先生呢,有点土里土气,带个眼镜,穿得很朴素,衣着很旧,蓝布学生装,一个口袋的,没有领子的那种。第一次见面,根本看不出来是校长,跟脑子里想象的校长不一样。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完全为教育献身,私生活极度清贫。
采访者:你们在育才学校的生活怎样?陶行知先生如何安排你们的生活?
吕长春:此前,我们在保育院的时候,生活很苦。到了育才学校之后,陶先生给我们每个人吃4菜1汤,其中还有荤菜。这一下大家反而不适应了,全都拉肚子。于是,大家都要求只吃素菜,不吃荤菜。陶先生对我们说,孩子们,你们以前是太苦了,现在吃的是正常的,你们坚持两三个星期就会适应的。果然,我们后来都习惯了,身体营养也跟上了。
在对吕先生的另一次采访中,采访者再一次问到同样的问题,吕先生的回答更具体,补充了更多的细节。
采访者:陶行知先生的举止、性情怎样?平时同学们是不是很怕他?
吕长春:陶先生性格和蔼可亲,很朴实。他开校务会议打赤膊。有一次,天气热,陶先生光着膀子在乘凉。我们看见他后脖子处长有个肉痕子。我们很顽皮,就故意跟一位同学说:“你看,陶先生身上有个苍蝇。”这位同学信以为真,就上前拍打。陶先生说:“你干什么?”那位学生说:“我帮你打苍蝇。”众人见了,都哈哈大笑起来。陶先生也一起笑。由此可见,陶先生非常和善,什么人都可以跟他开玩笑。我们一点都不怕他。还有,陶先生说话不用稿子,而且很流利,谈话简明扼要。
吕长春:陶先生在上海办的“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朱家角工学团”(徐家汇地区,是山海工学团的分团),委托方明先生办的“流浪儿工学团”、“亭子涧工学团”,外地的有宜兴的“西桥工学团”等。工学团的教育宗旨就是“小先生制”,加上“工以养身,学以明身,团以保身”。办工学团的想法和经验,他在当时以“何日平”的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发表在《申报》上,后来结集为《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等。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现行的《陶行知全集》中将陈彬和的文章误以为是陶先生的文章而收了进去。陈彬和早年倾向进步,后来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上海任《申报》总编辑。出现这样的错误,是编辑工作不够严谨之故。说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气愤。一些人一看到什么文章想法比较先进,就冠以陶行知的名号。陶先生确实有很多进步思想,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进步思想都是陶行知想出来的。陶先生生前很强调实事求是,所以这种行为是非常荒唐的。
本案例(案例一)采取无结构式访谈方法,由于采访者提问的内容涉及受访对象的特殊的、个人化的经历和经验,因此,又属于无结构式访谈中的深度访谈。采访者对受访对象进行了两次登门采访,两次采访有所重复,又相互补充。
采访者预先设计好一个粗略的访谈提纲,让受访者围绕着一个大的问题方向自由发挥。这是一种无控制或半控制的访谈,通过自由交谈,引发新的问题,并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层次。这种弹性和自由度大、无拘无束、深入广泛的交谈和讨论,能充分发挥访谈者和访谈对象的主动性、积极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在此过程中,采访者得到了一些不曾预料到的、启发性的资料,获得与调查研究问题有关的丰富的社会背景材料,以及调查对象生活与行动的生动感受。
陶行知教育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一条就是“生活教育”,正如陶行知先生本人所说,“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通过对曾经跟陶行知共同生活过的人士的访谈,陶行知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都被清晰地一一呈现出来,其中有些细节是我们不曾耳闻的,比如陶行知先生夏天光膀子,身上的肉痕子被学生开玩笑的细节。这样的细节,乍一看跟陶行知的思想无关,但细想下来,却也能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渗透在其全部的生活细节当中的彻底的生活实践。通过这些细节,采访者对陶行知的认知是具体的和感性的,从他的音容笑貌,得以感受到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的人格魅力。
在案例最后部分,受访者吕长春先生还提供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材料——《陶行知全集》中的错误,即《陶行知全集》误将他人的文章收录到书中。尽管笔者尚未论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但笔者认为,这对于陶行知研究来说,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意见,应该引起陶行知研究界的关注,并应尽快对这一质疑作出回应。一旦证实吕长春先生的质疑成立,应该及时地予以纠正。吕长春认为陶先生生前很强调实事求是,同样,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也是陶行知研究乃至所有的学术研究的立身之本。
(二)案例二:生活教育现场追述
案例背景:陶行知先生有四位子女,其中三位均已辞世,陶城先生是陶行知的幼子,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退休教授。2009年,笔者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邀请陶城先生来访,并聘请其为本校新成立的陶行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趁此机会,本课题小组对陶城先生进行了采访。
陶城先生很健谈,谈起他的父亲来,更是兴奋不已。说到高兴处,还要手舞足蹈,或引吭高歌一曲当年的歌儿。这种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感染了我们采访小组的年轻人。访谈内容(略有改动)节选如下。
采访者:1927年,陶行知先生举家下乡,在南京市郊创办了晓庄师范。之前,你们全家在北京城里生活,现在一下子到乡下同锄头镰刀打交道,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形。
陶城:那时我还小。1927年前,全家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环境优越。1927年,我们全家跟随父亲来到晓庄,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我们兄弟几个由城市的阔少爷一下变成乡下的野孩子。开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工具、开荒。父亲带头脱下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全家住在牛棚柴房。生活虽然艰苦,但快乐也很多。父亲经常用“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这句话鼓励家人。在全体师生亲手搭建的草棚礼堂门口,父亲还题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栗麦黍稷下工夫。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那里的晓庄学校,既是一个学校,也像一个农庄和工厂,老师学生们教、学、做合一,一起实践着“生活教育”的思想理念。
采访者:您父亲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陶城:说实在的,我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父亲对我的影响却是终生如影随形的。父亲的教育思想中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要尊重青年,爱护儿童,不可小看后辈。父亲一直认为,要做个好老师,一定要尊重孩子,并向青年和儿童学习,这样才能让思想“保鲜”。父亲说过:“先生创造学生,学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共同创造彼此崇拜的活人!”“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这是父亲自创的打油诗,我从小就会唱。(起身高声歌唱)
采访者:这些方面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陶城:父亲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时,招了个父母被日本人杀害的孤儿,那个孩子当时满头长疮,很多人避而远之。陶行知把他招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找医生看病,还发现了他很有音乐天赋。果然,这个孩子后来成了著名的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还有一件小事,有一次一个学生打架被叫到办公室,学生很紧张,陶行知拉他坐下来,掏出一颗糖,说奖励他到校长室很守时。又掏出第二颗糖,奖励他听从劝止,尊重校长。又掏出第三颗糖,说是奖励他是因打抱不平打架的。学生听完后哭了,表示要改正。陶行知又掏出第四颗糖,奖励他知错就改。
采访者:平时,您父亲是如何教导你们的呢?
陶城:父亲很关心我们几个孩子的成长。他总是对我们说:现在作为一个小孩子,关键要知道三件事:一要彻底明白民族解放的大道理;二要在遇难时帮助他人;三要勇敢,勇敢的活才是美丽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丽的死。这些话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是我毕生努力遵守的为人的准则。
家庭教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而且家庭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比学校教育更为深远,如果说“生活即教育”,那么家庭生活就是生活教育的核心。
陶城先生作为陶行知唯一健在的子女,为人们留下了陶行知家庭生活的珍贵材料。陶行知认为:“凡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陶城所回忆的内容,基本上是其六岁前后的经历。从陶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先生鼓励自己的孩子投身生活实践,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品格,这与他的教育思想中关于儿童的观念是相吻合的。陶行知在《怎样选书》一文中指出:儿童是创造产业的人,不是继承遗产的人;儿童生活是创造、建设、生产,不是继承、享福、做少爷。陶行知不仅是在观念上这样认为的,而且,首先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中予以践行。这也是陶行知行知合一思想理念的体现。
从陶城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陶行知独特的儿童观和慧眼识英才的伯乐精神。陶行知善于从儿童身上发现积极的能力和强大的潜能,并能够将这些能量有效地激发起来。从陶城回忆中的事例,还可以看出,陶行知将儿童的潜能看得非常重要,鼓励儿童发挥潜能。“小先生制”的教育实践可以视作这一重要的教育理念的延伸和深化。
陶城在其受访中还特别谈到陶行知对其子女的人格培养,尤其在勇敢品格方面,这一点,此前的许多有关陶行知的研究文献都很少提及。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中,曾谈到勇的问题。“育才学校办的是智仁勇合一的教育,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尤其是目前抗战建国时期,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黯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谈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中国童子军以智仁勇为其训练之目标,是非常有意义的。育才学校不仅是以智仁勇为其局部训练之目标,而是通过全部生活与课程以达到智仁勇之鹊的。我们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具备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这段重要论述里,陶行知将勇上升到非凡的高度,并将其与智和仁一起,视作学校教育的重大目标。尽管这种观点十分重要,但表述文字读起来仍然有抽象笼统之嫌。而在陶城的回忆中,勇虽然被放在第三位,但显得非常具体而突出。“勇敢的活才是美丽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丽的死。”在这里,勇敢不仅是一种个人品格,而且跟人的总体生命——生和死——息息相关,勇灌注到人类的生命之中,充盈于生命之内,并令生命价值升华到庄严的美学境界。这种表达不仅在陶行知思想中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个短短的访谈,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课题。在一个教育理念混乱的时代,陶行知的勇论,不仅应该成为当下“陶学”研究的对象,更应该成为全民人格塑造的重要尺度。
思考题
1.访谈调查法的特点及适用范围各是什么?
2.访谈调查法有哪些类型?各自有哪些特点?
3.如何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运用好访谈调查法?
【注释】
(1)白芸《质的研究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陶保平《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4)华国栋《教育科研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5)马云鹏《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6)陈向明《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7)白芸《质的研究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3页。
(8)陈向明《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3页。
(9)节选自颜玖《访谈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载《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0)节选自吴雁:《“访谈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以陶行知研究中的专家访谈为例》,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0年第6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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