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后期国内相关学科的部分研究

1.2.4　20世纪后期国内相关学科的部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近代乡村社会及其民众生活的研究开始复苏。经过20余年的发展，目前该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出现了一批富有特色、颇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

有关近代乡村民众社会心态研究方面，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1990）对晚清时期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意识进行了研究，可视为较早的一部心态史研究著作。作者认为，民众意识对先进社会思潮，既有促进、推动作用，又处在互不协调的状态^［17］5。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1997）考察了从1840年到1920年这80年间中国农民走过的心路历程。作者指出，中国农民为了生存而具有丰富的经验理性，在前近代“教育程度也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么低，……城乡教育水平并无多大差异”。然而，中国现代化的程序却基本上遵循西方的路径：由城市到农村，以农村的破败换取近代都市化的完成。由此“中国农民基本上是在被近代化抛弃的情况下”走完了80年心路历程，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心态终于进入了近代化的临界点……从抗拒转为顺从”，从而具有了接受现代事物的可能性^{［18］106－107，217－221}。在研究方法上，程歗、张鸣的著作是以传统的文献法为主的，而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则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展开实地调查和访谈，从个案研究入手解剖了20世纪百年来江浙区域农民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演变的情况。作者将现代学校视为现代性渗入与生长的重要因素，认为学校在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促进当地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联系，以及培养农村经济与社会人才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23，30－31，105－115}。

从上述著作可见，在乡村社会中推行现代学校教育，既是一种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渗透，也是一种对乡村民众心态的改造。要探讨这个改造的过程，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了解乡村民众原有心态特征及其变迁特点。程歗指出：“思想家们所传播的先进文化信息与晚清农业社会之间，横跨着一层弥漫了农民乡土意识的文化带。”^［17］5对这种文化带的忽视，是造成上层精英发动的社会变革在下层应者寥寥局面的原因之一。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的推行同样如此，当现代学校凭政府之力，以居高临下、拯救乡愚的姿态进入乡村时，首先遭遇的就是对乡土意识的忽视而导致的阻抗，从而造成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局面。

有关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方面，社会史学界此类著作较多，但是其中涉及现代学校教育的很少。就笔者目前所见，主要是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1997）和郑起东的《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2004）等著作。小田的著作描述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乡镇社会的近代变迁，将“乡土生活的转型”与“现代工业的成长”和“市场体系的发育”同列为近代江南乡镇社会转型的三个重要方面，并将乡村教育运动视为一种有计划推动乡土生活转型的力量^{［20］275－289}。郑起东的著作是一部系统研究从晚清到“抗战”前华北区域乡村社会变迁的著作。与那种从晚清到民国国家权力在步步深入地控制乡村的观点不同的是，作者认为在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整合过程中，中央政府不仅未能改造国家、士绅、村庄三层权力结构，反而因中间权力层次的梗阻而逐渐削弱，甚至被逐出了乡村。至于乡村社会组织，其“基本内核”是农村自治组织，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包括教育组织）都是由乡村自治组织演化而来。但是，近代以来国家力图整合乡村社会，使其纳入“国家建设”轨道，结果不但不能完成“国家重建”，反而将乡村自治组织改造成了“寻租”组织^{［21］前言3－4}。从这两部著作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区域的社会变迁不一定与国家整体部署相协调，而往往会基于本区域的社会特征作出反应，从而显示出不同区域的特征。郑起东对近代华北乡村教育变迁的描述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有关乡村建设运动研究方面，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2000）详尽描述了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运动的过程，分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等地典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并且探讨了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成败得失。乡村教育的改良以对民众生活的实际影响，是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内容，该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描述^［22］47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越来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青睐。因为任何一个学科要对中国社会展开深入研究，大多需要进入某个特定的社区展开实证调查；而要获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深度理解，又必须适当回溯该社区的历史。由此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的广泛“结盟”出现了，并产生了一批独具学术个性的成果。

比如，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1997），将历时性引入进来，利用田野调查方法获得观察记录，结合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叙述了福建溪村陈氏汉人家族从明代到20世纪90年代宗族变迁的历史。作者把在乡村中兴办现代学校放在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中，将现代学校视为政府用公民文化替代传统社区文化的工具。然而，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国民政府的无力，民国期间一系列“规划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无法完全改造并取代乡土传统，而可能被区域性的传统权力网络所吸收。在溪村，标志着乡村走向文化现代化的“教美国民小学”虽然在1931年成立了，但是几年后就由陈氏家族人员取代政府派来的校长，学校财务和管理也基本上由陈氏的族房长负责，资金来源也由陈氏家族的公田和家族成员捐助^{［23］84－85，94－101}。

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2002）以四川省东部地区的双村为个案，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叙述框架，详细地描述了该村在20世纪一百年中的村治变迁历程。该著叙述了双村传统私塾被“保国民学校”取代的过程，并通过对这两类教育机构不同运作方式的比较，将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权威与秩序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阐发。作者认为，现代学校教育与科学技术一样，是一种以“理性”和“科学”为合法性理由的意识形态权力。整齐划一的国民教育在将科学、技术、文化这些现代性的普遍性知识导入村庄，以取代特殊的“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文化和心理空间上重新域化了国家与村庄的关系。在这种重新域化中，传统国家与底层民间社会之间的遥远距离被极大地缩短，国家有可能通过现代教育来实现对村庄社会的现代化整合、开发与动员^{［24］1，131，136}。

通过对这两部人类学研究著作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民国时期乡村利用宗族资源兴办现代学校是一个重要策略（两个村的学校都办在宗祠里）；两位学者都将现代学校在乡村的出现视为一种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进入。这种进入不但要压制地方性知识，而且要拉近乡村民众与国家、民族等想象共同体的距离。所不同的是，在溪村宗族势力有强大的反改造能力，而在双村则成一边倒态势。这些著作更进一步地提醒我们在研究乡村教育时，要将现代学校教育在乡村的出现放在多学科的背景中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