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经济与并不落后的传统教育

2.4　落后的经济与并不落后的传统教育

“如果要获得对一个文明的历史的整体认识，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它的各组成部分的独特而又相互作用的历史”^{［5］前言4}。同理，要获得现代学校教育对民众生活影响的细致认识，我们也必须将目光聚焦在一个区域中来研究。就本研究所选择的浙西南山区来看，在地理环境上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相对封闭的区域。在区域内部，则有瓯江流域及其若干支流相联系，从而构成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区域。瓯江水系亿万年的冲刷在这个区域里形成了小块河谷平原或山间盆地，这些珍贵的土地为浙西南山区的经济开发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东汉末年前，浙西南山区长期被视为“不可郡县”的蛮荒之地，瓯越、闽越等越人生活在这一区域，成为“百越文化区”的组成部分。自东汉末年设立松阳、遂昌县之后，浙西南山区的“汉化”开始了，经济上也得到了开发。魏晋南北朝以来，浙西南山区不断析地设县，行政管理的触角也不断地向莽莽群山深处延伸。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人口的不断繁衍，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到了明清时期，浙西南山区已经基本完成了“汉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一个以汉族为主体、以农耕和山林经营为生产方式的区域。但是与浙江省其他区域相比，由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条件，浙西南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直至今日，在全省各地级市中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市仍然是经济总量最低的欠发达地区。

伴随着浙西南山区的开发，传统儒学教育也自唐代开始萌发。此后每增设一个县，地方官就创办1所县学，培养儒学人才、实施地方教化，但与全国各地的官学一样兴废无常，而且学额很少，乡村民众可望而不可及。自宋以来，书院开始出现，历经元、明、清三代浙西南各县的书院数量渐增，与浙江其他府、州相比也并不逊色，对官学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补充调节作用。对于乡村民众而言，他们可以指望的受教育渠道是学塾。元、明、清三代浙西南山区的社学和私塾数量同样并不比其他府、州少，在明代浙江社学办学情况比较稳定的几个府中，处州府数量还是最多的。总之，在清末兴学前的封建社会中后期，浙西南山区虽然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在经济上落后于省内其他区域，但是传统教育并没有显得落后。特别是发展到清代前期，无论是从官学的学额和书院、社学的数量来看，浙西南山区的处州府在全省各府中均处于中等甚至偏上水平。从历代科甲及第的人数上看，处州府从唐到清的进士总人数在全省11个州、府中排名第7，处于中下水平，但是在两宋时期也曾排名第3。如果我们再考虑浙西南山区人口总量长期居全省最少的情况，当会更加显现这一区域传统教育位居中游的成绩。

当然，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与传统教育水平之间的不一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特例。实际上，传统教育在科举制度的帮助下成功地实现了“寓教于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之梦对乡村民众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是他们追求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渠道。而且，越是贫穷的地方这种愿望越强烈，全国各地大多如此。何况，传统教育教材高度稳定，教学方法单凭口说耳听、阅读书写；与现代学校教育的课程繁多、学程漫长，讲究声光化电、实验操作相比，办学成本实在很低。这也使得经济落后的浙西南山区能办起数量不少的书院和学塾。

浙西南山区的现代学校教育，就是在这种地理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但是传统教育水平不低的历史背景下发端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