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乡村精英群体的“离乡”

5.1.2　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乡村精英群体的“离乡”

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推广和培养水平的提升，乡村精英“离乡”的现象开始明显起来；而长期政局混乱、战争不断，又为一批山区子弟经过学校教育后“离乡”投身军政界施展才华提供了时代契机。缙云人赵舒、樊崧甫、施北衡，青田人陈诚、章乃器，松阳人钟松、吴玠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赵舒（1884—1948）是缙云县壶镇后塘村人，青年时加入秘密会社龙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参加光复会，追随魏兰等人从事革命活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舒赴安徽参加了“安庆起义”，积累了初步的军事经验。辛亥革命光复杭州时，赵舒参加了蒋介石率领的敢死队进攻省督署，从此崭露头角。之后，他又赶回缙云协助吕逢樵组织光复军，并任第一队队长光复处州。处州光复后，赵舒率领处州军政府的第一营赴杭加入浙军，参加光复南京的军事行动。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时，赵舒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3］377－380}。这些经历为赵舒在民国时期的军界打下了基础，也使得他成为后来浙西南山区从军子弟眼中的“军界元老”。一些浙西南的优秀青年，往往在其的推荐下投身军政界，“离乡”创事业。施北衡（1892—1963）出身于缙云县宅基村，15岁县立五云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入浙江省陆军小学，18岁毕业后又被保送入南京陆军中学。时辛亥革命爆发，他离校从军，从此走上军政生涯，在北伐战争中积战功而至第31师副师长。1933年，他在陈诚的中路军中任第59师参谋长，“围剿”红军。抗战爆发后，他升任第18集团军参谋长，在陈诚麾下参加正面战场历次大战，职务、军衔也积军功而递升，1948年为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随军去台湾^{［7］37－38}。樊崧甫（1894—1979）出生于缙云县五云镇一个破落士绅家庭，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云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与施北衡一样被保送入浙江省陆军小学。宣统三年（1911）杭州起义时，他担任杭州起义军敢死队分队长，与赵舒一起参加军事行动，从此走上四十年的军事生涯。1927年他在陆军大学修业期满毕业，任国民革命军26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是当时任军政治部主任赵舒的部下。1932年11月，樊崧甫受陈诚之聘，在陈诚率领的第18军担任总参议，后任参谋长、第79师师长，参加第五次“围剿”红军行动；后来积极投身抗日战争。抗战结束后他于1947年退役客居上海，参加“民革”，1949年解放后投入新政府^{［3］525－548}。

在民国时期的青田籍“离乡”精英中，陈诚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陈诚（1898—1965）出生在青田县高市外村一个破落乡绅家庭，父亲陈希文是前清秀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担任青田县立敬业高等小学校长多年。陈希文育有三子，长子陈诚，次子陈原，三子陈敏，后两位均留学美国而成才。陈诚9岁（1907）入高市小学求学，14岁（1913）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不久转入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岁（1917）师范毕业，20岁（1918）考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21岁（1919）考入保定军校，26岁（1922）保定军校毕业，从此走上了其精彩纷呈的军政生涯，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直至最终撤往台湾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3］384－396}。与陈诚同属青田籍的还有一位商界和政界名人——章乃器。章乃器（1897—1977）出生于青田县小源村（现称东源）一个破落的乡绅之家。章家与陈诚家族是三代世交，祖父章楷是清同治九年举人，父亲章炯为乡村塾师，后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任教。章乃器4岁时即入父亲所办的私塾学习，7岁时与同村的赵志尧等人入其父与他人合办的大路小学求学，后转入陈诚父亲任教的县立敬业高等小学。1913年，章乃器考入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8年以优异成绩从商校毕业后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翌年他辞职到北京谋生。章乃器于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实业银行，从此走上了研究和实践民族工商业、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亦商亦政生涯，直至成为新中国的首任粮食部长^{［3］510－518}。

在民国时期的松阳籍军政精英中，钟松、吴玠是颇有影响的人物。钟松（1900—1995）出生于松阳县樟溪乡钟家村（现福村）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他从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回乡任教，不久考入黄浦军校第2期炮兵科，从此走上戎马生涯。他先后参加北伐、第一次内战、抗战、第二次内战。在抗战期间，钟松积极抗日、屡获殊荣，有“儒将”之美誉。1950年钟松赴台，1953年任“浙江省政府代主席”，1968年以中将衔军长职务在台湾退役^{［3］633－640}。吴玠（1901—1953）出生于松阳县西屏镇的破落士绅家庭，1915年县立毓秀小学毕业后曾赴杭州学画，后回乡任教。1924年，吴玠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步兵科，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1926年7月参加北伐时，他进入赵舒的第26军政治部任上校宣传科长，不久因“四·一二”政变而返回松阳。1929—1933年，吴玠在陈诚部下任北路“剿匪”指挥部中校参谋。抗战爆发后，吴玠受周恩来指示与同乡同学孟卿返回松阳成立特种工作团，从事组织宣传工作。1938年，吴玠回到武汉，后找到同学钟松，在其部下任副旅长。1939年，他调任西安军官七分校上校科长，其属下科员潘铭卿、詹益丰、潘思范均系松阳人。1948年，吴玠退役后返回松阳终老^{［3］593－596}。

国人向重“乡谊”，在外“闯世界”之人尤其将同乡关系视为重要“人脉”加以利用。而入校求学的读书人，则除了“同乡之谊”外还多了层“同窗之情”。在传统社会中，一个没有进入过任何教育机构（如私塾、书院）的乡下子弟，终其一生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可能主要也只是亲属关系；而一个进入私塾或者书院的子弟，则会拥有非血缘的同学关系，从而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到了近代，随着学校的大规模兴办和班级授课制的推行，一个学生就可能拥有更多同辈群体所构成的同学关系。这扩大了的同学关系往往会在他们学有所成，“离乡打拼”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事实上，很多乡村子弟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联络求学过程中结下友谊的同学，加上原有的同乡亲属，或招致麾下、或共同发展。由此，在离乡外出发展事业的浙西南乡村精英中，出现了一个围绕着上述核心人物、以同学和同乡关系为纽带的“离乡”军政人物群体。

比如，陈诚作为浙西南乡村精英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引领提携了一大批同学、同乡走上军政之路。在陈诚的同学群体中，以吴子漪、赵至尧和叶梦麟等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吴子漪（1892—1960）是陈诚的同乡，1914年6月毕业于处州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与陈诚同校一年；1918年陈诚与其妹结婚，两人由同学而成姻亲。陈诚从军后，即邀吴子漪到其麾下担任被视为“肥缺”的军需官^{［3］389－390}。此后吴一直追随陈诚，直至任国民政府海军中将，后亦随陈诚赴台^[1]。出生于青田县东源村的赵至尧，少时与章乃器同为大路小学同学；1913年春与陈诚一起考入省立第十一中学，在丽水求学四年成为挚友。陈诚在1925年任黄埔学生军连长时，便函请赵志尧担任连司务长办理军需。自此赵也走上了军旅生涯，成为陈诚的得力助手和心腹理财之人，直至败逃台湾后还任“国防部预算局中将局长”^{［3］235－237}。出生于松阳县城关镇的叶梦麟（1895—1987），1910年考入第十一师范，1915年毕业后留在学校附小任教，与陈诚同校2年，“二人以品学同优，交称莫逆”。叶梦麟虽受现代教育，但视传统儒家文化为拯救世风、恢复固有道德之圭臬。因此，他辞职归乡研究儒家经典，后又赴富阳“灵峰精舍”，从夏震武问道论学。1928年他返乡创办“积诚草舍”这一书院教育机构，在当地培养了一批儒家子弟。1940年，应陈诚多次邀请，叶梦麟关闭草舍、投笔从戎，此后一直追随陈诚，助其掌管机要文书，官至国防部少将处长；后亦随陈诚赴台，转而从政，退休后仍以研究儒家文化，弘扬传统道德学问为己任^{［8］67－72}。

另外，浙西南乡村子弟如吴云庵、吴惟平、何联奎、郭骥、周化南等人走上军政界，也与赵舒、陈诚等人有直接、间接关系。比如出生于松阳县赤岸村的吴云庵（1897—？），17岁考入杭州的广济医校（英国传教士梅藤更所办），毕业后留校附属医院工作。1926年受赵舒之邀赴黄埔军校任卫生科科长，并通过吴子漪与陈诚结识，1928年后一直追随陈诚在军界供职，直至任军医署副署长^{［3］490－494}。与吴云庵出生于同一个村的吴惟平（1901—1972）也曾应赵舒之招而从军。吴惟平出身贫苦，宣统元年（1909）入县立毓秀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省立第十一中学，因投身“五四”运动而被学校开除。1925年，他考入中国大学法科。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吴投笔从戎，被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的赵舒所邀，任总务科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吴离开军队。此后，吴一边参与政治活动，一边研究深造，1936年结识李济深后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最后加入“民革”成为骨干力量^{［3］589－591}。何联奎（1902—1977）同样出生于松阳的乡村（叶村），13岁考入省立第十一中学，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同样在第26军政治部主任赵舒手下工作。后赴法国、英国留学，1931年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从事民族学研究。1935年，他被陈诚招至麾下任少将主任秘书，从此在军政界发展，直至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3］681－684}。可以说，在北伐期间赵舒的第26军政治部中，曾聚集了一批由现代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松阳籍精英。另外，出生于龙泉的郭骥（1911—1990），少时就读于龙泉县八都镇私立养正小学，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1928年初中毕业。1934年夏，郭骥从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即由时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何联奎推荐给陈诚，旋任陈诚的侍从室秘书。1936年，他由陈诚资送到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三年后获硕士学位归国。1940年，他随陈诚任第六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秘书，之后职位多次变动。1949年1月，他应陈诚电召赴台，后一直在陈诚手下参与政事，直至去世^{［3］699－701}。出生于缙云县壶镇云田岭的周化南（1901—1985），17、18岁时毕业于县立五云高等小学，任小学教员几年后于1924年冬赴广东，次年进入黄埔军校第3期学习。北伐期间，他在效力的第11师受师长陈诚赏识，由排长晋升为营长；历经北伐、第一次内战、抗战、第二次内战，以少将军衔赴台^{［9］19－23}。

上述人物经历的考察只是全豹之一斑，但从中我们即可发现，自民国以来一批乡村子弟通过现代学校教育、特别是通过浙西南山区的最高学府——省立第十一中学和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走出大山、离乡发展。省立第十一中学与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都源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莲城书院改设的“崇正学堂”，此后两校虽曾分设16年（1907—1923），但由于同出一源，共处一城，关系其实非常密切，有些年份甚至一个校长兼任两校，师资共享，学生往来之密切就更可想而知了。同时，由于是面向处属十县招生的省属中学（师范），各地学生投考的很多；尤其是公费的师范更受贫寒的乡村子弟青睐，但每年只招一个班40余名学生，竞争也更为激烈。激烈的竞争选拔出了浙西南山区最优秀的学子，他们在这最高学府朝夕相处，砥砺学问，结下友谊；之后又相互提携，走向大山外更广阔的世界，成就一番事业。

一般而言，清末民初时期通过外出求学而跻身社会中上层的乡村精英，往往还保留着传统士绅重视乡梓、归老林泉的感情，他们学成之后，会选择回到乡里投身家乡建设；或者在外奋斗经年后回到家乡、服务乡梓。很多人的一生，常常在外地（城市）和家乡（农村）之间往返奔波，家乡既是他们的休憩地，也是他们发展事业的根据地，同时还是他们运用在外学到的知识技能的试验场。这一点在本书的“4.2　学校毕业生的经济改良活动”中已有所述及。

民国以后，乡村精英经由学校教育所具有的社会流动和分层功能而“离乡”渐成趋势。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儒学教育的性质本就不同，再加上民国后我国中、高等教育事业现代化程度加快，对各种专业人员的培养也逐步成熟，外出求学的学子们经过相关的专业训练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家乡大多已无用武之地。这些“离乡”的精英大多不再像古代外出致仕的官员一样将家乡视为归宿而“告老还乡”，而往往选择留在城市乃至到海外定居终老。这一历史现象在浙西南山区也表现得很明显。乡村精英大量外流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就乡村政治生活层面来看，最明显的后果是传统乡绅阶层的新成代谢过程中断。留在乡村的高级人才越来越少，从事乡村基层政治工作的人大多仅受过私塾教育或小学教育（详见5.3），整体素质无形中下降了。由此则产生了基层政权日益地痞化，社会控制逐渐失范的问题^{［10］145－150}。可以说，精英“离乡”而导致乡村政治生态恶化，是现代学校教育兴办以来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一个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