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传统信仰空间向现代教育空间的转化

6.1.2　民众传统信仰空间向现代教育空间的转化

在祠堂庙宇中办学，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当然很不理想也很无奈。且不说学校在空间布局上要有教室、操场、办公室、会议室、礼堂等满足特定教育目标的功能分区，仅就教室而言，也至少需要光线充足、空气流通。但祠堂庙宇本是祭祀崇拜场所，其内部结构所要达到的功能与学校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将祠堂庙宇作为校舍，从学校卫生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是不合格的。比如，宣统元年（1909），省督学范晋到松阳县视察学务时就发现，该县地位最高的官立毓秀高等小学堂的教室就大多不合格，“该学堂讲堂五处，内有两处无透明之光线，颇碍视力；一处系借天后宫大殿充用，虽与本堂联属，究欠便利……”^{［13］43－48}这种情况不但在清末时期如此，整个民国时期也在各地普遍存在。另外，学生整日与神共舍、与佛同堂、与棺为伴（很多祠堂庙宇允许临时寄放亡人棺木），学习的是科学文明、看到的是泥胎木偶，内心总有些抵触感乃至恐惧感。比如，一位在40年代曾在丽水县华雨小学求学的学生回忆中，就提到“学校就在上真殿，一出教室见到的便是大尊小尊的菩萨，使人心寒。……我最怕学校里那些青面獠牙的菩萨”^{［14］72－73}。但是，如果我们从公共空间性质转变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则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乡村民众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过程。

现代学校的确立，是现代性（Modernity）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正式的社会化空间，学校在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自我改造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代教育空间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历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5］103－116}。学校作为一种现代教育空间，其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就是校舍或曰办学场所，而大量宗祠、寺庙被改设成学校，其文化实质就是民众传统的祖先崇拜、多神崇拜等信仰空间逐渐被现代教育空间所挤压乃至取代，从而开始其现代转化的过程。

最受现代教育空间挤压的传统信仰空间是庙宇，无论是将庙宇改设学校这种直接方式，还是抽拨庙产用作办学基金（而保留庙宇）这种间接方式，对于民众传统的多神崇拜活动来说影响都是巨大的。庙宇改设为校舍之后，为了满足学校教学的需要，其空间布局必然要改变，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民众崇拜的各种神佛偶像。这些偶像轻则被移到边上或一个房间集中安放，重则被摧毁，从而让民众彻底失去崇拜对象。比如1926年松阳县创办“县立初级中学”时，选定的校址是县城东郊的东福寺。开学后，校长带领师生一起动手，敲掉庙内所有菩萨，改建教室和办公室。甲班设在大殿观音堂，乙班设在大殿邮亭，办公室设在大殿偏房^{［6］222－223}。另外，庙宇拥有的田产被抽拨为办学经费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挤压，经费来源减少再加上民国时期时局动荡，庙宇最后往往因无法维持基本的宗教活动而衰废。与19世纪期相比，20世纪上半期浙西南山区很多县的庙宇数量急剧下滑，民众的多神崇拜空间日渐萎缩。比如丽水县在清同治年间有庙宇61座，到了抗战时期只有30余处^［5］95；缙云县在清光绪年间有庙宇80余座，到1952时仅剩27座^{［12］599，602}；云和县在清同治年间有庙宇98座，到1936年时仅剩20座^{［16］573－574}。虽然现代学校的创办不是庙宇数量减少的唯一原因，但作为主要原因是毋庸置疑的。

与庙宇一样，祠堂特别是宗祠及其所象征的祖先崇拜空间也受到了现代教育空间的挤压。宗祠被辟为学校后，大量的宗族活动就无法在祠内经常举行，否则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族田等公产收益被用作办学后，传统的宗族活动比如祭祀、迎神赛会等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进行，从而被迫压缩规模。但是相比于庙宇，宗祠及其所象征的祖先崇拜空间所受到的现代教育空间挤压并不是很严重，宗祠和学校之间还有合作的可能。

首先，宗族的族田在传统上本来就可以被利用来办理族学，所以将族田收益用于创办现代学校，在本质上与以前并没有区别。在一些地方文史资料的记载中，由宗族出面办的现代学校往往会用“不但招收本族子弟，而且兼收非本族子弟”的话语来标榜办学的社会公益性，“兼收”二字恰恰证明了其学生主体是本族子弟，其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本族服务。其次，利用宗祠办学还有可能扩大宗族的影响力。比如在缙云县的壶镇，吕氏、赵氏均为地方望族，族人吕逢樵、赵舒等为辛亥革命先驱。抗战期间杭州私立安定中学于1938年秋迁到缙云壶镇，得到了吕、赵两族的大力支持，吕氏宗祠规模很大，可大量招生，该校第一次初一新生就招6个班。次年，学校又在赵姓宗族的支持下创办高中部，不但赵氏宗祠让出供其办学，赵氏族人还在赵舒的发动下在宗祠前购地兴建校舍30间捐给学校。由此在两姓族人的支持下，缙云县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完全中学，两姓的宗祠也转变成当地教育重镇。私立安定中学在缙云办学7年，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中学生。1946年10月迁回杭州时还留下分部在缙云继续办学，成为壶镇中学的前身^{［17］4－5；［18］36－37}。吕、赵两姓在战乱年代支持一所外来的私立中学在当地办学，这一行为既有利于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无形中也提高了两姓宗族的声誉。实际上在抗战期间，这种地方宗族支持外来学校，让出宗祠供其办学的情况不仅在缙云县存在，其他各县也有。比如在丽水县碧湖镇办学的省立临时联合初级中学借用的就是当地的沈家祠堂和叶家祠堂，据当事人回忆，学校从未向两个宗族交过租金，也未听说他们有什么意见^{［6］121－122}。再次，通过利用宗祠以及族产兴办现代学校，可以维护本族的凝聚力，帮助本族子弟适应时代变迁、完成其现代转型。在本书第7章将要介绍的松阳县佳溪刘氏宗族，就是一个利用创办学校来帮助宗族士绅子弟从传统的儒生转变为现代专业人才的典型（详见7.3.1）。总之，宗祠及其所象征的祖先崇拜空间，固然受到了现代学校的冲击，但是由于宗祠、族产自身所具有的公共特征和宗族内部开明人物的引领，民众的宗族生活虽受到影响和限制但并未因此而消亡。

总之，在现代学校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乡村民众传统的信仰空间（特别是多神崇拜空间）受到了现代教育空间的强大挤压，他们的祖先崇拜、多神崇拜等传统文化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挤压的影响，乡村传统文化由此也开始了现代转化过程，并最终被现代文化所取代。这个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对乡村民众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复杂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现代教育空间取代多神崇拜空间的过程中。

从现实层面来看，现代学校要在几乎没有政府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在贫穷的乡村开办，利用庙宇、庙产等现成的公共资源虽不得已但又是必然的；从理念层面来看，现代学校所象征的科学、文明与庙宇所象征的神秘、愚昧之间也“天然”地存在冲突。因此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立场来看，现代学校的“毁庙兴学”无可厚非，从长远眼光来看也是势在必然。但是我们同样必须理解的是，在贫穷落后的乡村，民众受到的各种苦楚需要有寻求精神安慰和宣泄的渠道，各种生活中的疑难也必须有求得解答的地方。在没有现代学校的古代乡村社会，民众靠求神拜佛来寄托希望、解疑答惑，靠参与庙会来获得娱乐放松、宣泄痛苦，虽然不符合现代科学、文明精神，但也聊胜于无。这是一种生活的需要，不能一概以愚昧落后视之。何况，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民权，乡村大规模的毁庙兴学虽于情可原也迫不得已，但于法则未必有据，于理也未必完全站得住脚。另外，现代学校在进入乡村之初，办学质量不高、入学率很低，而且大多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科学、民主、文明的“火炬”并不能迅速照亮民众原有的充斥神佛鬼怪的精神世界。因此在现代学校出现在乡村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民众的精神世界陷入了一个旧的信仰正在被摧毁、新的信仰却一时无法建立起来的尴尬乃至痛苦境地。而乡村社会现代化事业也举步维艰，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善民众生活，减轻民众苦楚。因此，现代学校在乡村的毁庙兴学确实一度给民众带来了精神信仰缺失的痛苦。这种精神痛苦再加上物质财富的损失（如庙产的流失、学捐的摊派等），往往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乃至激烈反抗，清末民初时期各种乡村教育冲突多少都与这种痛苦有关。比如清宣统二年（1910）秋，遂昌县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赖驼子造反”毁学事件，民众相信当地的江湖人物赖驼子是“白鹤星下凡”，能带领他们反抗学捐摊派和恢复原有的庙宇祠堂，结果摧毁了当地多所新式学堂和学董住宅^{［19］83－88}。这种精神信仰缺失的痛苦只有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初步取得成效，学校所提倡的科学、民主、文明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之后才能缓解乃至消失。

张鸣曾提出过一个乡村民众心态转变临界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民基本上是在被近代化抛弃的情况下”走完了80年（1840—1920）心路历程的，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心态终于进入了近代化的临界点……从抗拒转为顺从”，从而具有了接受现代化的可能性^{［19］217－221，106－107}。就本文所关注的浙西南乡村民众传统文化生活的现代变迁而言，到了20世纪20、30年代，那种激烈地抗拒现代教育空间对传统信仰空间的挤压和取代的现象确实减少了；学校和宗祠庙宇之间那种“你死我活”、“东风压倒西风”的情形逐渐开始转变为相互利用乃至和谐相处的关系。尤其是到了30、40年代，在抗日战争爆发、同仇敌忾的心理背景下，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民众主动提供宗祠或允许学校在庙宇中办学的情况。前文已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一情况，这里再来看一段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简师部学生的回忆文字作为本节的结束^［6］114：

“学校总部离碧湖镇约3里许。这是一个美丽而幽静的小山村，四面青山环抱，一泓江水曲折东流。村的东头有2株大树：一株是100年的大樟树如绿伞擎盖，树下有关帝庙，这就是男同学的宿舍；距庙约百丈之遥，另有一株枫树，高耸入云，粗可合抱。离枫树向西约50米处，有一座祠堂，就是我们女同学宿舍。在祠堂、庙宇之间的平地上，修筑茅屋数排，围成长方形作为教室，中间是课间活动的平地。课间休息时同学们特别爱好打排球、踢毽子、跳绳等活动。校门正对着碧湖镇，校门外有块大操场，场中央是绿地如茵的足球场，南面是一条通往村中的大路，东面是农田，西面是大沙坑，北面有棵大枫树。树旁有水井，同学们在运动后常在树下乘凉休息，用凉爽的井水洗面浴身，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排除人类记忆将过去经历“美好化”的过滤功能，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20世纪40年代学校与乡村传统信仰空间的和谐相处仍然给我们后人一种田园诗般的感受：庙宇祠堂改为宿舍，茅屋数排当作教室，运动设施在农田之间，大树水井供人休憩。遥想之下，当年村中的儿童，当也常常来到这个不设围墙的学校，看着学生们打排球、踢毽子；田间耕作的农夫，直起腰来，便可欣赏学生们足球场上的身姿。现代学校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就这么不知不觉中与乡村民众传统的信仰空间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