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入学与身体解放

6.2.1　女子入学与身体解放

在近代中国，动员女子入学一直是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先进分子极力鼓吹的目标。无论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还是为了女性独立，其基本前提都需要女性从传统习俗加诸身上的生理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女子入学从一开始就与女性的身体解放密不可分。

浙西南山区的现代女子教育，首先是在清末民初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留学生、会党领袖等地方精英倡议下办起来的。光绪三十年（1904）云和县的魏兰在县城古官巷桥头创办了“云和益智女校”，由留日学生诸葛鸿，先进妇女颜梅珍、黄彩姬（张伟文之母。张伟文曾随魏兰赴日留学，并长期担任其助手）先后担任校长，为云和当地培养进步女性^［6］331。此后，受魏兰影响而留日的刘鉴波回国后，也在云和县赤石镇创办了“明德女子学校”^［21］170。光绪三十二年（1906），缙云籍同盟会员、留日学生李平在缙云县城东门创办了“坤范女校”，由其母主持日常校务，学堂主旨是宣传革命，提倡放足。当时城内开通女性如胡凤云、李静婉、梅莺儿等均来就学^{［22］55－56}。同年，松阳县界首村的留日学生刘德怀，在村中自家宅院里办起了“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招收了16名刘姓宗族的女子（年幼女童以及刘姓子弟的妻子或未婚妻），入学者一律不得缠足，已缠者放足。几年下来风气大开，光绪三十四年（1909）来校视察的省督学范晋赞誉“此堂……凡缠足者不许入学。自开办至今首尾甫及三载，不图佳溪全村已鲜缠足之幼女，转移习俗煞费苦心”^{［13］43－48}。光绪三十三年（1907），缙云县的龙华会首领、革命志士吕逢樵，也在秋瑾、魏兰等人的影响下在家乡壶镇创办了“育英女校”，吕自任校长，由其妻胡烈卿负责校务。学校设有国文、史地、唱歌、体操等科目，任教者多为地方名流。他们义务从教，并将学生组织起来种蚕养桑，自筹办学经费。在秋瑾的支持下，女校从一开始的只有3名大胆女子入学到后来发展为100多人规模。女校还组织了“十大放脚会”，穿上“操衣”（早期的运动服）上街头操练，并宣传放脚剪辫^［6］354。一个山区小镇竟然在清朝末年就出现了短发大脚的女子“公然”上街出头露面，这对于当地民众来说着实是一种震撼。到了民国时期，各县女子学校数量日渐增多，女子受教育的机会逐渐扩大，裹脚的陋习也在逐渐减少。

女子入学与身体解放，与当地一批优秀女性的努力分不开。比如缙云县雅宅村的陈雅娟（1865—1905），生于乡村没有机会读书，但有勇气抗拒缠足，成为远近闻名的大脚姑娘。成年后不但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才^[1]，而且在1901年时在家中创办“懿德女子书院”，聘请教师免费教20余名女性读书识字。她还多次召集妇女聚谈，邀请当地有文化、思想进步的妇女参加，呼吁妇女读书识字，反对各种陋习，由此成为早期争取女权的先驱人物^{［23］5－7}。遂昌县蕉川村的周旭（1885—1961）是程景曾（1874—1911，遂昌县项村人，廪生）之妻。光绪三十一年（1905），程景曾考取浙江省官费留日学生，成为当年“百名师范生”中的一员。周旭随夫赴日留学，途经上海时加入“天足会”，成为遂昌县首先放足的妇女。抵达日本后，她先补习日语一学期，然后考入东京女子刺绣专修学校肄业。宣统元年（1909）与夫学成归国，受聘为处州第一女学堂教师^{［24］25－26}。缙云县的丁志谦（1889—1965），系革命党人丁镕之女，从小受父亲革命思想熏陶，反对缠足，提倡女子入学，当地人尊称其为“大脚奶奶”。1911年丁志谦在杭州女校读书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女子敢死队，参与光复南京战役。光复后返回杭州，积极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办理慈善事业^［22］59。丽水的何巧秋（1892—1974），先被其父何子华（即与魏兰一起创办利用织布公司的开明绅商）送入私塾学习，后考入旧处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由处州第一女学堂改设而来），毕业后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直至1925年担任校长。作为一名早期的职业女性，何巧秋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社会压力，并且在这种压力下从事妇女解放工作。比如，在值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为了让学校女生带头剪发和登台演讲，她在校内部分教师反对的情况下挨家挨户去说服家长。除了校内工作，她还在校外号召妇女剪发、放脚、抵制日货等，并联系妇女组成妇女协会，聘请律师义务为受欺凌虐待的妇女写状子向法院申述，曾为好几名童养媳争取到婚姻自由^{［14］231－232}。

女性的身体解放，不仅体现在放足上，也体现在服饰的简化和便捷上。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着装是上梳两把头、身着宽大旗袍、足登花盆底鞋；汉族妇女的典型着装则为平头圆髻、上穿滚边袄衫、下着长裙、脚穿弓鞋。两种装束分别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服装式样最基本的衣裳连属制（深衣制）和上衣下裳制这两种形制。清末以来，随着政治氛围的变化和中外交往的深入，在追新求异的潮流中女性的服饰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女学生装的出现。一些新式学堂的女学生身着无任何镶饰的窄袖袄、长裤，脑后垂辫，还有人戴鸭舌帽或有檐的分瓣帽，给女性着装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一些女学堂往往还要求学生统一置办“操衣”（上体操课所穿的运动服），平时及参加集会统一着装^{［25］25－30}。民国初年浙西南一首歌谣中就唱到：“三月牡丹花为王，妇女时装进学堂，三从四德要反对，恋爱自由开篇章。”（全文详见5.2.1）这里提到的“妇女时装”应该就是指女学生装。辛亥革命后，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上衣下裙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一般这样的穿着以修长的高领衫袄配黑色素长裙，弃首饰不戴，又称“文明新装”^{［25］12－14}。1922年缙云县立女子小学开办时，吕尚芝被委任为校长，她的服饰是“上穿大口袖衫，下系裙子”，是一个穿着“文明新装”的现代新女性。不过，这种服饰也让她在创业之初承受着压力，她回忆道：“我们女子学校要学生剪发、放脚。人们指斥我们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我身上，上穿大口袖衫，下系裙子，更受到一些封建遗老的谩骂”^［27］138。这段史料里透露的另一个女性服饰变化特点就是剪发。

传统女性的长发和繁复的头饰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是不匹配的，尤其在抗战期间女性也投身到各种社会活动，这种不匹配就尤其明显了。1939年4月下旬，云和县民众教育馆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妇女剪发运动。在舆论宣传上，他们将妇女剪发提高到了“政治高度”。他们指出，“常见城乡妇女涂脂抹粉、画眉点唇、油头椎髻，竞尚繁华、嵌玉镶金、满头珠翠。而整饰一头往往浪费时间至一两点钟者，且钗环叮当，作事诸多不便。际兹全面抗战期间，对此靡财费事之无谓装饰，是不得不废除者也。故妇女剪发运动，实为吾人当前急务之一”。在这个政治定位上，他们又从卫生的角度劝解妇女剪发，“发为人身附属物之一，如指甲然，过长必剪去。否则非特作事感到不便，抑亦不合于卫生”。他们认为，剪发的好处主要有“一则便于梳洗，二则便于做事，三则可以省去每天装饰之时间而帮助家庭工作。既可省去钗钏之金钱，复能增加战时之生产，其利益孰莫大焉。”在实际的推行中，学校是发起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争取到小学教师的协助，由老师先说服自己的妻子女儿带头剪去发髻和辫子，然后在校内动员女生剪发。在此基础上，又在学校的示范和协助下，经过乡村建设指导员的宣传、县政府的行政干预，“城乡的青年妇女学生有三分之一的人自动剪去了长发”^{［21］93－95}。

入学女子的放足、剪发、着学生装，是对传统习俗加诸女性身上的重重束缚的反抗。虽然在推行过程中遭遇到阻力，但女性身体解放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从浙西南各县地方史志的记载来看，从清末到民国女性身体解放的趋势逐渐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对社会风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