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民教育与畲汉通婚

6.2.2　畲民教育与畲汉通婚

畲族是浙西南山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2]，在浙西南山区境内有蓝、雷、钟三姓。畲族自称“山哈”，意指居住山里的客户。所谓“客户”者即外来户，畲民在隋唐之际聚居在闽、粤、赣边界地带，唐代开始迁入浙西南山区。历经宋、元、明、清的迁徙，畲民已分布在浙西南山区各县，其中又以景宁县为多（该县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由于是外来客籍，畲民只能租种当地汉人的土地。他们一般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腰刀耕火种、垦山筑田，田块小、砂石多、土质贫瘠、水利条件差，所以产量很低。畲族山歌云：“山哈住在高山头，种田一亩上百斤。山哈作田真辛苦，晤如哈佬（指汉族）种一丘”。畲民租种的土地田租往往相当高，每亩租谷约占收获量的60%～80%。为了生存，除了租种山地之外，畲民还从事种植茶叶、采集山货、狩猎、挑担抬轿等经济活动^{［28］85－91}。

经济地位的低下和文化习俗上与汉族的差异，使得长期以来畲民的社会地位极端低下。1924年丽水籍北京大学学生沈作乾的《畲民调查记》深入刻画了畲汉两族的不平等关系^{［6］11－12}。

“畲汉两族相处，表面上似颇相安无事，其实内容，则非常歧视。好在畲民本系客籍，99%无土地权，又无财产，故发生纠葛之事还很少，今分两面说之：

甲，汉人对畲民，以文明高贵的民族自居，以下贱人种待畲民，在前清时，将畲民与‘舆台走卒’等执贱业的人一样看待，稍微清白的事务，都不许他们去做。民国以来，汉人这种阶级虽已破除，但对畲民，总是不肯平等，一下略举几种。

蔑视：汉人蔑视畲民，在前清为甚，不许畲民入学考试，虽有一二畲民曾经进过学、补过廪，然而为这一事，费了他的许多家产，……畲民和汉人或本族中发生了纠葛，虽卑辞厚礼，请汉人和解，自命体面的汉人，也决不去。畲汉向不通婚，汉女因（此）绝对不嫁畲民。……

压迫：汉人对于畲民，处处用其压迫手段。凡劳苦之事，多使畲民当之，有利益之事，畲民往往不能均沾。……

欺骗：汉人用欺诈手段对待畲民。……

奴役：畲民散播各处，为汉人佃户，因自己毫无土地上的主权，又不能做他种作业，无形之中，汉人操着生死的权力。……简直是汉人牛马一样。

乙，畲民对于汉人：

畲民与汉人相遇，总是十分谦虚，俨然以奴仆等自居，但因汉人相迫过甚，而生出反抗的，也有不少……畲民因汉人事事物物，多高胜于他们，故对于汉人非常欣羡，非常崇拜，几如神圣一般。……”

这种历史形成的民族歧视和极端不平等，体现在婚姻习俗中便是“畲汉向不通婚”。地方上流传的民谚称：“畲客婆，越做越无，畲客姑，越做越苦”，意为告诫汉人，不能娶畲族女性（畲客婆）或者嫁畲族男性（畲客姑），否则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受穷受苦。汉人固然因为经济、文化、政治地位的优越性而不会与畲民联姻，实际上畲民也不会有这种联姻的“奢望”。对于畲族女性来说，因为本就低人一等，如果嫁入汉人家庭，更将处于被欺负、辱骂的地位；对于畲族男性来说，“在畲族青年的心目中，认为汉族姑娘从小就没有劳动习惯，不会劳动，且生活水平要求较高，娶来为妻也无力负担”^{［29］138－139}。畲汉之间不通婚的习俗深刻地反映了畲汉两族历史上的不平等性。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在近代，而影响这一改变的重要因素就是教育。

在清代以前，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畲族子弟接受教育的机会甚少；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即便有畲族子弟接受了教育，也被视为“贱民”而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自清代雍正时期废除贱民制度后，畲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在形式上有所松动。嘉庆八年（1803），青田畲民钟正芳备文请准与汉族士民一体应试，时任浙江巡抚的大学者阮元批准执行，并在报名程序、录取名额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自此畲民参加科举考试一事，总算获得政府的明文同意^［29］138。但是，传统的歧视和现实的录取名额之争使得畲民参加考试阻力重重，并与汉族士人发生多次激烈冲突。经过多次抗争，畲民子弟总算在童试这一最低级别的考试上获得了成功，出现了若干名文、武生员（秀才）。真正在科举考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是蓝宝成获得恩科贡生的荣誉。蓝宝成（1844—1925），字韶九，云和县杉坑岭村人。光绪八年（1882）成为恩科贡生，并被任命为石门县教谕。这是畲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极大地提升了畲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辞官归里后即投身教育培养人才，并于1912—1917年间任云和县参议会议长，与当地的廖卓章、周冠三并称云和学界“三英”。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蓝宝成交谊深厚的廖卓章主动向蓝宝成提出缔结婚姻之请，聘其女儿蓝章翠为长子廖奏勋妻子，从而开创了畲汉联姻的先例。民国初年，云和县黄水碓村的留日学生张祯阳步廖奏勋后尘，娶了杉坑岭的蓝爱珍（亦为蓝宝成的族人）为妻。两个汉族士绅家庭的举动震动全县，从此“畲汉向不通婚”的旧俗开始被打破^［29］139。

蓝宝成打破自古以来畲汉不通婚习俗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借助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成功实现了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与汉人儒生家庭的“门当户对”。从自身的经历中，他当然能理解教育对于改变畲民社会地位的重要作用，为此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辞官归里后，立即在杉坑岭村创立畲、汉共学的村塾，几十名畲、汉学生寄宿在他家中受教，其中畲族学生有蓝应东、雷开第、蓝文英、雷礼旺等，汉族学生有陈尧、张之杰、张之达、诸葛鸿、饶翼（益三）、叶桐圭、朱友陶等。若干年后一批畲、汉地方精英在这个群体中产生了，比如：蓝应东成为继蓝宝成之后第二个畲族贡生，热心公益事业；雷开第后来毕业于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从事教育30余年，后出任三溪乡乡长；蓝文英成为专治天花的著名中医；张之敬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成为廪生；张之杰、饶益三、诸葛鸿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从教、从政。此外，蓝宝成的子孙也大多接受现代教育，其长子蓝张庚和三子蓝庆庚考取秀才，次子蓝喜庚毕业于浙江法政学堂，五子洽庚和六子斗庚先后毕业于省立第十一中学，孙子祥麟、瑞麟、坤麟、寿麟等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堂^{［29］56－57}。

当然，民国的成立以及“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是畲族子弟能比过去得到更多受教育机会的大背景，但是如果畲民内部没有出类拔萃人物的努力和引领，那么上述政治理念对这个民族群体来说也只是空洞的口号。蓝宝成在新旧教育体制转轨的节点上，办学培养出第2个畲族贡生，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畲族子弟，并将一批畲族子弟送入初、中等学校求学，由此实现和扩大了通过教育提升畲民文化地位的目的。另外，他培养的学生有畲有汉，这也加深了畲汉之间的感情，从而使得畲汉之间历史的不平等至少在他的社会交往圈里变得相对平等和融洽。在其后代的回忆中，他的学生与他“亲如骨肉，雷开第到了花甲晚年，依然如故，情谊千丝万缕；陈尧住在县城，年迈行走不便，但遇上熟人，对于老师家中大小事宜总要问个水落石出，足见昔日师生感情一斑”^［29］57。

就本文所探讨的畲汉通婚而言，畲族子弟通过接受教育（主要是现代教育）而提升社会地位，对于突破旧的婚姻习俗是有帮助的。上文已提到两名汉族知识分子娶了两名畲族女性打破了畲汉不通婚的旧习俗，但是平等是相互的，仅是畲族女性嫁入汉族士绅家庭还不够。当时地方人士的普遍观点是“畲民欲娶汉族女子，比上天还要难”。这个“惯例”又被蓝宝成打破了：他的长子蓝张庚娶了兰溪县游埠镇的张碧翠。然而又有人称：“蓝宝成的长媳是童养媳，要是娶个汉族的娘门闺女，才算真正平等。”于是，蓝宝成的次子蓝喜庚娶了高胥村的林品辉、三子蓝庆庚娶了樟树下村的张福鸾，还有一子娶了霞晓桥村的杨富花为妻，由此蓝氏一门共有4名汉人媳妇，终于完全打破了畲汉不通婚的旧习俗。在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畲汉联姻逐渐频繁，单单蓝氏家族自蓝宝成至第6世80余名后裔中，畲汉联姻就达到20余对^{［29］60，139}。

当然，畲族长期积累的劣势无法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就能够完全消除，蓝宝成家族的案例也并不能说明畲汉通婚的新习俗已被普遍接受。比如在畲民最多的景宁县，直至20世纪40年代，“畲民因教育的不普及，更因婚姻制度，界若鸿沟，所以，即在当今时代，彼等仍如原始习俗”^［30］78。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在浙西南各县只有遂昌县的畲民受教育情况相对较好。遂昌县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石练等畲汉杂居村有人创办小学之后，民国时期陆续有后江等十几个畲族聚居村和畲汉杂居村创办了十几所小学，畲族子弟入学人数渐增，并有少数人读上初中。1943年，遂昌全县畲族有8068人，其中受过初等教育（含初识字）的有1465人，受过中等教育的有48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有2人，合计1515人，占该县畲族人口的18.8%^[3]。但是就整个浙西南山区的畲族群体而言，畲民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汉族。1949年时浙西南山区有畲民31379人，民国时期整个浙西南山区共有畲族小学毕业生2325人，中学、中专毕业生195人，大专毕业生7人，受过学校教育的畲民仅占畲族总人口的8.1%。而根据1948年的统计，浙西南山区总人口中受过各种程度学校教育的人所占比例为15%^［28］75。可以说，畲民的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整个区域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

但是，所谓的发展和进步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从毫无受教育机会到获得科举功名，再到成批接受现代学校教育；从“畲汉向不通婚”到开始“畲汉联姻”，无论规模大小，都是一种进步。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教育、特别是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以来对于一个族群和一种习俗的影响。蓝宝成虽然是通过传统教育的路径获得成功的，但是他的畲族学生和子孙却大多在他奠定的基础上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培养，而且他的学生大多致力于学校教育事业。这就增加了畲族子弟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也增加了畲族群体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一个民族的社会地位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构成的。在社会地位的提升过程中，经济实力仅仅是基础，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获得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提升，才能实现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在中国社会，接受教育是获得和提升社会地位的关键渠道之一，通过这个渠道，不但能证明一个人的文化素养，还能提升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与原先占优势民族相对平等的地位，也从而有可能改变那种置一个族群于极端屈辱卑微境地的旧习俗，为这个族群的发展提供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