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生到专才的转型

7.3.1　士绅子弟：从儒生到专才的转型

现代学校教育在目的、组织形式、内容、方法、师生关系等方面与中国古代教育有明显的区别。单就教育目的而言，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培养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式儒生，而现代学校教育则强调培养专业人才和合格公民。对于佳村的士绅阶层来说，创办震东小学是他们应对中国社会近代变迁的一种手段。震东小学是很多士绅子弟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循着现代教育体制的阶梯上行，走上了与他们父辈所不同的成为专才的道路。对于佳村的刘姓宗族来说，这个转折主要发生在“厚”、“福”和“为”字辈三代之间。在1945年修订的刘氏宗谱中，“福”字辈共112人，其中记有学历情况的为13人，这13人中又有11人是刘厚体和刘厚道两人的儿子。因此这里我们就以震东小学的创办者刘厚体（德怀）和主事者刘厚道（德元）两个家庭为例来考察这种变迁。

从前面的介绍可知，刘厚体早年学习儒学，后去日本留学接受现代教育，归国后致力于现代事业的开发，可以说是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但是从思想基础来看，他仍然深受儒学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这一推测最恰当的证据，是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目睹儒家传统受到冲击，竟然舍弃公职而投身夏震武门下，执经问道，蓄发服儒，并在家乡尝试恢复儒家礼仪制度，还将弟弟和长子也送往夏震武处求学^{［5］卷五5}。所以刘厚体本质上还是个儒者。刘厚道也“是一名标准的儒生”。他出生于1867年，18岁考中秀才，然后来乡试屡试不中，加上长辈相继病故而要循礼守丧不能报考，最后虽饱读经史、博学多才而有“活字典”之称，终未能再考，最后以德行学问成了一名贡生。刘厚道一生的事业也是科举之途蹭蹬的儒生们通常的选择——以“舌耕”为业。他先教村塾，之后任教于当地的各个书院。随着现代学校的出现，他先负责“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校务，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曾到松阳县最早的新式小学——毓秀小学任教。在后人的回忆中，刘厚道的书房藏书丰富，为人以儒家风范为主，以其道德学问广为众人敬仰，“为松、遂等县的知名良师之一”^{［5］卷五1}。

刘厚体有七子二女，刘厚道有七子三女，在14个儿子中除了3人早夭外，其余11名“福”字辈儿子大多接受过现代教育，并成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

刘厚体长子刘福穰（1897—1970），毕业于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后又随父求学于夏震武的“灵峰精舍”，并在1928年后协助叶梦麟在松阳办理“积诚草舍”培养儒家弟子^[22]；再后来曾辗转于绍兴、杭州、长沙任教；抗战期间回乡在松阳农业推广所任林场技术员；抗战胜利后为重振震东小学而任校长至1949年7月。二子刘福简（1913—？），少时接受儒学教育，“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长城抗战，之后多次被选入各种军校学习防空军事技能，并参加抗战时期各地的防空作战；1948年赴台，1966年以上校衔退役。三子刘福休早夭。四子刘福遐（1920—1946），毕业于贵州防空学校，任高射炮团排长，抗战胜利后因公殉职。五子刘福五（1923—？），毕业于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曾任装甲师少校连长，后赴台湾。六子刘福尝（1925—1974），省立第十一中学毕业后于1944年投笔从戎参加第一期青年军，入江西瑞金教导五团受训；抗战胜利后复员求学，1946年考入浙江省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西安的国企任厂医。七子刘福伦（1928—？），先后毕业于震东小学、县立松阳初级中学、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1949年经南京学联保送加入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云南玉溪扎根，服务当地农田水利事业，1989年以处级干部身份离休^{［5］卷五6，21－22，24－26}。

刘厚道长子刘福臻（1886—1958），毕业于浙江蚕业学校，初留校任教，后在农业、工业厅等实业部门任职，曾是民国初年的省议员。次子刘福保（1889—1973），毕业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历任省蚕桑学校、台州中学、处州中学、湘湖师范文史教员及松阳初级中学校长等职。三子刘福谦早夭。四子刘福皆（1893—1951），先后在震东小学、省立第十一中学、省立甲种林业学校求学，毕业后赋闲乡居，自习中医，行医乡里。五子刘福佐（1896—1936），震东小学毕业后家贫失学，后经商开办烟行，但自学成材，有诗集行世。六子刘福佑早夭。七子刘福兆（约1899—1922），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省立蚕桑学校肄业，23岁时病故^{［5］卷二4－5，卷五4}。

由上可见，这11名“福”字辈子弟中有9人成为某方面专才。当然，这11名“福”字辈男子教育的起点并不都是震东小学。据已有资料来看，刘福臻、刘福保、刘福穰、刘福简这四人是两家出生较早的长子、次子，他们既受过传统儒学教育又受过专门学校教育，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表现出“新旧过渡”的色彩。刘福皆、刘福佐和刘福伦则是从震东小学开始其求学历程的。刘福兆毕业于其他小学。刘福遐、刘福五、刘福尝3兄弟的教育起点没有明确资料说明，但是他们和刘福伦一样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估计应该也一样在震东小学受过教育。我们再来看看“为”字辈的情况。这11名“福”字辈子弟中有9人生育子女。据族谱记录，这9人的“为”字辈子女共33人，其中出生在佳村的有23人（分别为刘福保所育6人，刘福皆所育5人，刘福佐所育6人，刘福穰所育6人），出生年份在1914年到1939年之间。据后人回忆，这23人绝大部分是从震东小学开始其求学历程的，其中部分子女走上了专门人才的道路。

在刘厚道和刘厚体这两个大家庭的“福”、“为”两代人中，专业取向上医药行业的特别多，这一方面是受传统文化“医者仁怀济世”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医生无论乱世盛世、在城在乡，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在“福”字辈中，有刘福尝毕业于浙江省医学院，刘福皆自学中医而闻名乡里。到了“为”字辈从事医药行业的人就更多了。早年刘厚道就极力主张两个孙子刘为纹、刘为经一个学医，一个学药。两人从震东小学毕业后，即赴杭州入宗文初级中学，后考入杭州高级中学，再后一个考入省立医学院、一个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解放后两人均成为医药方面的专家，刘为纹现为西安第三军医大学教授、博导；刘为经则为浙江省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食品卫生学专家。另外还有刘为纯曾任天台国药栽培场的技术指导，刘为绶肄业于国立英士大学医学院，刘为绾是中医主治医生，刘为琼是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妇科医生，刘为绚是南京铁道医学院的副主任医生等等^{［1］105－106；［5］卷五26－28}。

循着现代学校教育这一社会流动路径，佳村的士绅子弟在完成从儒生到专才的转型过程中，也不断“离乡”在外地生根发族。比如刘姓宗族的“福、为、善”这三辈大多在民国时期出生的子孙中，截至1998年所知在外地的有：在杭州的有“为”字辈5家，“善”字辈1家；在苏州的有“为”字辈1家；在南京的有“为”字辈1家；在南昌的有“福”字辈1家；在福建的有“为”字辈1家；在陕西的有“为”字辈2家；在四川的有“为”字辈2家，“善”字辈2家；在广州的有“为”字辈1家；在云南的有“福”字辈1家；在台湾的有“福”字辈2家，“为”字辈3家，“善”字辈1家；在美国的有“为”字辈1家，“善”字辈1家^{［5］卷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