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解放与职业的获得

7.3.3　佳村女子：身体的解放与职业的获得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女性逐步得到解放并进入职业社会发挥作用的过程，对此教育史界已有相关的研究专著问世。略显不足的是这些著作大多以近代社会中那些杰出女性的经历作为研究对象。那么，除了这极少数女性精英之外，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女性，特别是乡村女子来说，接受学校教育到底对她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对于佳村女子来说，“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开办首先带给她们的是身体的解放。刘厚体从日本回来后，极力劝说所有刘姓宗族的女子都不要缠足，已缠者放足。据刘厚体长子刘福穰回忆，其母周庆琴主动向其父提出“愿即以身先之”，首先响应丈夫放足的倡议^{［6］卷二50}。学堂开办后，凡是已缠足的入学女子一律放足。前述的周晓蓉18岁入学时就放了足。而且学堂的女生放足之后，就让她们穿上操衣，上起了体育课^[38]。1906年出生的刘史贞（刘姓二房刘福初之女），就留着一双结实的天足；虽然已百岁高龄，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基本的生活如行走、吃饭、穿衣还能自理^[39]。有关缠足之害和天足之利，近代以来诸多先进分子已在各种文章中反复申说了。然而不接触实际的案例，对这些有关妇女双足解放所带来的效应是无法产生深刻体会的。刘史贞6岁入学，时值民国初立，所以刘老太太至今记得进入学校还要向孙中山像鞠个躬。12岁丧父时她高小还没毕业。由于家境困难，刘史贞的学业是时断时续的，直到19岁时嫁入县城的潘姓人家。潘家也是书香门第，刘史贞的公公是晚清贡生，丈夫则是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嫁入潘家的当天，刘的天足就引发婆婆的震撼。访谈中刘老太太笑着说：“我的脚一伸出花轿，我的婆婆就惊呼‘老天，怎么讨了个畲客婆回来！’”^[40]老太太自豪地说：“（女子不裹脚）就我们刘姓人能做到。”^[41]像刘史贞这样早年女子学堂高等班的学生，“非但国文程度佳，且能吟咏赋诗，工楷书，懂数理；能绘画唱歌，精缝纫刺绣”。这些新旧素质兼有的女子对于当时思想趋新的士绅家庭颇有吸引力。地方上就有“要娶佳妇先到佳溪震东女学堂去找”这样的说法，虽为笑谈也颇近事实，该校多数毕业生嫁入书香门第。佳村民众也对此颇为自豪，乃至于有“佳村女人出嫁外地的是白米，外地娶回的女人是谷糠”的说法^［1］226。

除了身体的解放，接受现代教育对于佳村部分女性来说也意味着摆脱家庭主妇这种单一的社会角色而成为职业女性。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从1906年开办到1925年与震东初级小学校合并，20年间计有18届女子从高等班毕业，她们中的部分人继续求学深造，毕业后大多进入各女子学校任教，从而推动了当地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比如首届毕业生周彭玑曾进入某女子工艺学校求学，毕业后于1913任松阳县“成淑女子小学校”校长，为该校的重新开办做出了贡献^[42]。周彩星、郑群弟、刘采苹、刘淑姿、周坤仪、陈小爱等人小学毕业后升入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或处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基本上进入各女子学校任教，其中刘采苹和刘淑姿后来还担任过震东小学校长。另有刘秀竹、刘静贞、刘美姜、刘贞操等毕业生也担任过女子学校教员^［1］122。上文提到的刘史贞在嫁入潘家后，约在21岁时又去读了女子师范学校，之后曾当过教师，教过算术等课程。

根据1999年增订的刘氏宗谱，笔者对佳村刘姓“为”字辈女子的受教育和职业情况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在宗谱中“为”字辈共登记了186人，其中有女子54名。在这54名女子中，出生在1907—1940年间的有31名（见表7.2）。

表7.2　出生于1907—1940年间刘姓“为”字辈女性学历和职业略表

续　表

资料来源：［5］卷二27－31。

从表7.2可见，在31名女子中报有学历记录的为20人，其中接受初等教育者6人，接受中等教育者11人，接受高等教育者3人。这些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乡村女子日后绝大多数从事教师（或校长）、医生（或护师）、行政管理和科技工作。

在争取受教育权男女平等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现代，佳村女子由于震东小学的存在而获得了较好的机会——在31名出生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女性中，受过不同程度教育的人数至少占到了65%。而这种机会的获得又对她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民众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