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张伯达校长

抗日时期的张伯达校长

1945届　朱方济

（一）张伯达校长的教学成就是众所共知的，现在让我们回忆他怎样对抗敌伪的一些事情。

自从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后，伪教育局勒令所有学校停上英语课，而由日方派人来教日文。我校系教会学校，已设有英、法、拉丁文，情况特殊，拒不执行。

1942年秋开学后，一位个子瘦小的老先生来到我班自我介绍说：“我叫方鸿声，是张校长要我给你们上日文的……”。这位老先生非常健谈，上课很随便，一口杭州话。以后我们得知他是晚清秀才，曾留学日本，精通古文和日文。在他课上大家都很活跃，都说不愿上日文课，因为我们还在上法、英或法、拉丁课。他也很理解同学，每节课只教一些单词，一段时期后，我们连假名也没记住，考试也是装装样子。这位“不称职”的方老师以后被校长“处罚”改教我们国文课了。

（二）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在当时只有一页的《新申报》上，常登着一小方“米国飞机轰炸日本各处”的报道。他们准备在上海作垂死的抵抗。附近的交大司令部都还不够使用，要将徐汇中学作为伤兵医院。他们事先派一支骑兵和通讯兵擅自闯进柏油广场、校园和大小操场，又在南北花园之间练习拍无线电报。不数日一军官来会客室见张校长，称由于军事需要，他们要征用全部徐汇中学。张校长说教育第一，我们不能同意，那军官将手枪碰在桌上吼叫战争时期军事第一！你如不答应，徐家汇所有的教会场所统统征用！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张校长还是保留了老校舍、西校舍底楼和大操场，被征用的是新校舍、西校舍二楼、大厨房、浴室、小操场以及校园等。

校长室、教导处、办公室等迁至南校舍，教员楼的住校老师和小学部的老师挤在一起，初中部的大部分住宿生借住在小学部的宿舍楼（小学住宿生暂迁至土山湾）。当时校门都没有，只能从南门进入，又远且不方便。最辛苦的是工友们，每日三餐无论刮风下雨必须走十多分钟从小学部去挑来的。

搬迁工程非常困难，除大量四连体长自修桌外，还有许多挂蚊帐的老式铁床。理化室的众多仪器、实物和大玻璃橱柜等要搬至神父楼走廊。图书馆的搬迁也很费时，数万册书籍时先要分类捆扎好，再组织同学从二楼排队传递至神父楼顶层的外文图书馆。此外还将馆内的大阁楼和两部扶梯也全部拆走，当时的口号是凡能搬的全部拿走，不留一点给敌人。

在张伯达校长爱国精神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员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艰苦学习了数月。1945年6月在南校舍的小礼堂内举行了毕业典礼。前数日在学校小堂外拍了毕业照，——徐汇中学校史上唯一的在校外拍摄的毕业照。

（作者原是本校教师；上师大外语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