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班上开班市会班主任沈育通老师

母校纪事——纪念上海市徐汇中学建校160周年

1960届　张志根

1954年9月至1960年7月，笔者在上海市徐汇中学读完了初中、高中。回想这六年当中的经历，母校的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

一、母校的团组织很强

1954年初中一年级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在班上的课间看到了几个年岁较大的陌生人的身影，这是学校团委派来的高中年级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后来还成为我的邻居，名叫周杰。经过他们与同学的接触了解，又组织听团课，还座谈讨论，大约两个月之后，班上几个比较先进的同学如季有根、唐修福等，就被吸收入了团，组成了团支部，前者成了班团支部书记，后者当上了班长。当时我因进步不够大，到初二年级才被吸收入团。

在初二年级升入初三年级的那年暑假里，我参加了母校团委组织的学习前苏联一位女作家一部小说的活动。它的学习方式让我记忆犹新：先请一位资深语文老师（老师名字记不得了，尚记得他额头上方有一小块白头发）介绍了这本前苏联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思想艺术特色、创作时代背景和女作家的生平成就等，让我们对全书有了基本的了解。然后就组织一些高中年级的团员，用话剧形式表演小说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即小说女主人公——某集体农庄青年领导者支持年轻人创新开拓，与一些守旧的人产生矛盾，最后新思想战胜保守思想，促使农庄生产发展。虽然演技平平，有的角色还演得怯生生的，但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我脑海里仍然栩栩如生，尽管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我还是觉得它要比干巴巴说教强得多了。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班上团支部正在开会，团员邱初良因已与同学约好去看电影，经请假未获批准，他性急冲动起来，向团支书扔去一张小条，背起书包气冲冲走了，纸条上赫然写着要求退团，这还了得！之后只见团支委和班干部们忙活起来，我因当时不是班干部，详情不知。但是后来学校举办“大跃进”成果展览会，团员许宏契擅长绘画，把“帮助邱初良”这件事画成了连环画展出，我才知道团支委和班干部们多次到邱初良家里，会同他母亲，与邱一起“忆苦思甜”。邱初良好像是烈士子弟，他幡然悔悟，检讨了错误，团组织没有给他处分。后来我看到班上的校学生会干部陆德良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朋友。1960年高中毕业前夕，邱初良被吸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

二、母校的师长们素质很高

六年中我所接触到的师长们留给我的印象都是品行端正、学识渊博、才具突出。其中有几位老师的一些事情至今还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初中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印石老师，写得一手略近魏碑体的漂亮板书，更有一手妙笔丹青。刚入学不久母校的一次画展上，刘老师寥寥几笔的一支兰草，其高洁灵动的形象，让我不时想起他日常呢服笔挺、方正脱俗、不苟言笑的举止。

初三年级的一位男体育老师，平时有把稍长的脖子老向右歪的习惯，让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艺术气质。但是，有一天我们班上开班会，班主任沈育通老师组织大家表演节目，只见这位体育老师身着运动服，提着一把半旧不新的二胡走上讲台，认认真真、完完整整地演奏民族音乐大师刘天华先生的著名二胡曲《病中吟》，发音准确，音色优美，换把娴熟，神韵十足。当时我也正在学奏二胡，深感此曲难度较大，自己天天练习还不曾拿下来，这位搞体育的老师竟能如此举重若轻，顿时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教地理课的老师胡豪，长得眉清目秀，西装头永远梳得熨帖光亮，合体的长衫或西服从来纤尘不染，活脱脱一个电影明星形象。特别是他操着一口流利悦耳的普通话讲课，每当讲到“……但是……但是……”就拉长声调，凸显他讲话语音流动的特定风格，在当时大都用上海话授课的老师当中实在是独树一帜。

有一天，我经过高二年级一个班的教室门口，里面正在举行文艺班会。看到一个端庄清秀的女老师被同学们的掌声邀上讲台表演节目。她随手从前座学生课桌上拿起一本《音乐欣赏教材》小册子，翻到一页就唱了起来，《黄河大合唱》里《黄水谣》的优美歌声随即飘出，我马上想起这与以前音乐欣赏课上听到的同名歌曲录音，竟然酷似得可以乱真。

母校师长们这些丰富多彩的才能，反映到他们的日常教学中，自然是智慧闪耀，特色纷呈。

语文课老师毛凤仪为我们讲解《范进中举》课文，讲到范进高中后激动得疯癫了，为使范进尽快醒过来，他的丈人胡屠户听从邻居的主意，打了范进一耳光，以为是打了天上的“文曲星”，内心惶恐、愧疚，忙着向清醒过来的范进道歉、讨好，尔后拿着范进送给他的银子洋洋自得地腆着肚子而去。这一系列的表情、心态和性格展露，毛老师边讲解边示范，有道白有做派，活龙活现，惟妙惟肖，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让我感到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把握特别清晰深刻，永远忘不了。

动物课老师杨一民（但愿没有记错），操着大概是河南地方的口音讲课，内容总要比课本上增多一些深入一步。他对动物身上的器官和部件总会结合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生理机能讲出一些“为什么”，比如牛、羊为什么是“偶蹄”？马驴为什么是“奇蹄”？都能说出个道道。我记得杨老师就讲过“马尾巴的功能”，讲得很有科学道理，当时就很令我信服。可是“文革”中“四人帮”等人炮制的电影《决裂》里，竟然把这一命题当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批判，在杨老师这样的真知灼见面前，足见这帮不学无术之辈的无知和可笑。

高中化学老师是一个瘦长条，架着眼镜的脸型也是长长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当同学们在把一些从门窗上拆下来的洋钉锤打成“麻花”、把一块块生铁烧成“粢饭团”时，这位老师却给我们讲了一堂化学课，结合我们炼铁、炼钢的实际，就所涉及到的化学反应，一一列出化学方程式，详加剖析，同时推及相关铁和钢的多方面知识，实际而实用，触手可及。就这一堂化学课，使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位没有记住姓名的老师。

在这些师长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下，母校的智育教学可圈可点，虽然效果还不是当时上海中学里面最拔尖的，但我作为受惠人却觉着很扎实、很受用。

三、母校的体育设施很棒

入学不久，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熟知母校内情和历史的同学说，徐汇中学在上海市的正规中学里是体育大校、体育强校。

他们告诉我学校总务科里有几位上了年纪的职员，别看他们现在头发都已花白了，在30年代、40年代都是活跃在足球场上的好手，为母校争得了许多荣誉。体育教研室有一位体育老师身体胖大，可他偏偏骑一辆轻巧精瘦的自行车，我曾经很担心他硕大的身躯会把这辆单薄的跑车压垮了。同学们说他游泳成绩可好了，在徐汇区甚至上海市都饶有名气。

我初中进校没多久就碰上了一次校运动会，看到高中一些学习很好的同学在运动场上成绩也很突出。至今还有印象的比如1　500米赛跑第一名的陈延年，跳高运动的王耀诗、邱熊飞等。还有一个个子很高、脑袋相对较小、被人戏称为“陆小头”的标枪运动员，他的标枪几乎从操场的这一头投到了那一头，很是让我担心操场那一头围观同学的安全。

最能印证同学上述看法的是母校的体育设施。母校坐落在人口密集的徐家汇中心地带，寸土寸金，校内竟然有一个大型足球场，围着足球场有一条长达300米的田径跑道，足球场东面跑道外侧还有三个篮球场。这些场地都建设得中规中矩，设备器具齐全，达到一定的专业程度。在足球场北面的西校舍和其对面的学生食堂之间还有一块空地，至少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除了配备了篮球架外，还装上了排球网和羽毛球网等。

母校的北门在原来的徐镇路（现为虹桥路）上。穿过徐镇路进入一个跟学校北门相对的栅栏门，可见又一块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开阔地，有一个小型足球场（7人制足球）那么大，我印象中这也属于母校管辖，我和同学们曾经常去踢球，它还对外开放。徐镇路俗称“老街”，“老街”上许多饮食店的职工也爱踢足球，这里是他们经常娱乐健身的场所。我还记得有一家饮食店有个光头跑堂的，他的叫卖声颇有特点，比如说“阳春面四碗”，他偏要做乘法，大声叫成“阳春面两两碗”，给我印象深刻。此人是又踢足球又打篮球，具有相当水平，是这个球场上最活跃的人物。

母校的健身房运动器材相当完备，凡我所见过的常规运动器具应有尽有，下雨天我们的体育课就在健身房里上，从来没有耽误过。健身房课余也对学生开放，我曾有段时间天天放学后都去健身房举哑铃练臂力，一度颇有成效。

1959年末，我从一位体育老师那里得知，母校曾经计划在两排南校舍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建造游泳池，还设想利用母校勤工俭学基地之一的大陆电瓷厂报废的电瓷瓶代替砖石来砌泳池。当我1960年8月离开母校的时候，此计划未见落实，估计是因“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同国家的其他许多项目一样下马了。

母校非常注意请进上海的专业运动队进校表演，激发同学们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热情。前面说到的那次全校运动会上，专门请来的上海田径队长跑运动员在操场300米跑道上表演长跑，一到设定路段就发力冲刺，姿态矫健，风驰电掣，连续跑了十几圈，引得围观的同学阵阵掌声欢呼，为运动会大为添彩。我还曾听过女子跳高世界冠军郑凤荣来校作报告，讲述她打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的情况。初中时候的一天放学后，我看到足球场中心围了许多同学在看拳击比赛，原来是上海市拳击队在作表演，一个选手一记右手摆拳，狠狠击打在对方脸部，眼看着这位选手的眼眶、鼻子和嘴唇红肿得高了起来，当时我还很不理解：“这是什么运动？竟然挨打！”我记忆中最清楚的是请来上海青年足球代表队与母校足球队比赛。中国职业足球的实力似乎从来没有好过，但打打中学业余队还是绰绰有余的。校队被灌了个七比零，尤其是校队守门员极能摔打扑救，却被职业队逗弄得几乎满地打滚也捉不到球，成为比赛中颇有特色的一景。

四、母校的育人理念很新

六年里，母校还有两种做法让我不能忘怀。

第一种做法是大办学生课余文艺社团，广泛开展课余文学艺术活动，把相当一部分有这方面特长的学生吸收进来，拨给经费，提供专用活动场所，指派辅导老师，创作作品并排演节目，组织展示和观摩，造成校内文学艺术气氛十分浓郁。我记得当时的学生文学艺术社团就有合唱队、民乐队、沪剧队、话剧队、舞蹈队、诗社、美术组等等。有一大批颇有名气的积极分子活跃其中，如殷敦荣、殷敦煌，还有演话剧的、演沪剧的、搞民族乐器的等等，都不记得名字了。即便像西洋乐器小提琴全校没有几个人习学的，但仍有一位图画课老师把他们组成一个小提琴队。有一次还上台表演，齐奏一首比较简单的曲子，奏着奏着几把小提琴走不到一起，节奏和速度乱了。这位美术老师原本是参与一起演奏的，见这情景只好停下来，改用大动作打拍子指挥，才硬生生把大家重新拉拢到一起，勉勉强强奏完了曲子。就是这样的水平，学校都没有忽视这少数人的爱好，仍然要启迪、扶持和培养。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课余文学艺术活动成果的展示和观摩，通过交流和推广，力求在全体学生中倡导美育熏陶，蔚成风气。我读初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在教学楼三楼大礼堂举办了绘画作品展览，有几幅画至今我还记得：一幅铅笔素描画的是校教导处一位面容端庄的女老师，十分传神；一幅水彩画的主角是学校门口摆摊的修鞋匠，非常逼真，有点油画的味道，署名“大伟”；我的同班同学郭龙光画了一幅东北边防军冰天雪地里站岗放哨的油画，也很生动。我自己也有一幅《喜鹊登梅》的水彩画展出，不过是临摹的，少了创造性。

大约我读初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文艺汇演，在教学大楼三层的大礼堂里。那天，我刚走到一层的楼梯口，就见围有许多同学。一打听原来是三楼大礼堂还没开门，大家都想占据一个靠前一点的好位子，就早早来排队了，出现了依次从三楼楼梯一直排到一楼楼梯的盛况。一个中学的业余文艺汇演竟然如此吸引人，当时很让我吃惊！我看了节目后才真正感到确实不枉同学们的看重，节目的确很有水平，我记得的有：话剧队演出了两个小戏，一个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不法分子假扮白无常鬼夜间出没吓唬老百姓，破坏生产，最后被民兵抓获破了案。其中的白无常鬼装扮得很合民间小庙里泥塑的样子，出场时灯光一打阴森可怖，吓得台下许多同学尖叫起来；另一个是移植外国的间谍戏，好像是某国安全人员与一个外国女间谍的斗法。听说扮演某国安全人员的这位高中同学是个“话剧迷”。他对这个小戏里的人物语言“话剧腔”和配合语言的身段表情都曾作过精心的研究和设计，所以在舞台上无论是对白、走位还是点烟、抽烟等表演动作都力求自然准确，有一定功力。只不过他穿的那套西服过于肥大了点，没有扣上纽扣的两扇前襟悬吊在胸前，两手一做动作就荡悠起来不听摆布，有点滑稽。沪剧队演出的一个小戏叫《雷雨之夜》，讲的是美蒋特务窜犯到大陆沿海一个村庄里，被我军民同心协力抓获。戏中雷雨的音响做得十分逼真，效果极佳。还有几个小特务由于冷饿极了，相互抢夺渔民家里的饭食，丑态百出，有点中国戏曲里丑角行当表演的味道，戏剧效果较好。民族乐队演奏了两首曲子：一首叫《春光舞》，是北京作曲家曾寻的作品，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版本；另一首叫《武术》，是上海作曲家何彬的作品，上海民族乐团演奏的版本。比起两家专业乐团，校民乐队的乐器种类和声部是不够齐全的，但是经过转换替代，还是奏出了乐曲原版本的趣韵和气派。这次汇演一时竟然成了同学们嘴边上的话题。学校原来一进大门左侧一溜墙的黑板报上，登载了许多对这次汇演的评论文章，我还记得其中的两篇内容：一篇是沪剧《雷雨之夜》伴奏乐队的主胡手写的。他也是民族乐队的二胡手，擅长演奏江南丝竹乐曲，这两种音乐的风格基本是一样的。他在文章中写了他如何配合剧情的起伏发展，运用自己娴熟的演奏，烘托人物的唱腔，刻画人物的性格，当时我觉着很有专业性；另一篇内容是一位作者赞美话剧队演出的外国间谍戏里那位扮演女间谍演员的演技。可没隔几天，黑板报上又登出一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认为这位高中女同学演员连起码的普通话都说不准，把“工程师”的“师（shi）”念成了“si”，还谈得上什么好演技？如此这般，一次小小的学生业余文艺汇演，在校园里煞是热闹了好一阵子。

我对母校学生业余民族乐队的印象最深。因为它促使我也喜欢上了民族乐器，从初二开始学拉二胡，每天功课做完，都要拉到深夜。后来校民族乐队考虑初三、高三同学毕业以后乐队后继有人问题，决定招收预备班，我被招进了预备班。记得是195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校民族乐队在学校音乐教室里相当正规地举行了一场专场音乐会。演奏的曲目让我大开眼界，有民乐合奏《金蛇狂舞》、《翠湖春晓》（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作品）；琵琶独奏《霸王卸甲》（古典琵琶武曲）；琵琶齐奏《阳春白雪》（古典琵琶文曲）；二胡独奏《月夜》（刘天华先生的著名二胡曲）；琵琶、二胡、洞箫小合奏《春江花月夜》（古典琵琶文曲的合奏版）；江南丝竹合奏《三六》、《行街》等等。这些名曲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广阔博大的音乐世界。特别是看到民乐队长等几位骨干队员，每人都是驾驭两种甚至三种以上的乐器，且能达到独奏的水平，他们简直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明星。这场音乐会在徐汇区乃至上海市的中学里，我不敢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但是它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少徐汇区一些有学生业余民族乐队的中学都纷纷效仿。可惜我只有机会观看到一所中学这样的专场音乐会，比起母校的水平还差了许多。自那以后，我越发醉心学习民族乐器，进入高中后我也成了学校民族乐队的负责人之一。

除此以外，学校还很注意邀请上海文学艺术界的著名艺术家来校向同学们展示。初中时候，有一次我忘了什么由头了，请来了上海音乐学院男高音（中音？）歌唱家温可铮，还有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在学校操场的领操台上为同学们歌唱，前者唱的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后者唱的是《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这两首歌曲我都在音乐欣赏课上听过，如今直接听到歌唱家当场演唱，我简直有一种如痴如醉的幸福感。身旁的一些同学似乎也有同感，七嘴八舌地说：“又是一堂音乐欣赏课！”后来，我步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同事们告诉我：“我们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里，不但有歌剧《白毛女》的作曲者之一向隅，还有歌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的曲作者李巨川。”我也告诉他们：“李巨川的这首歌曲，50年代我在上海徐汇中学就听过原唱者周小燕的现场表演。”很是引以为豪。还有一次学校文艺汇演，请来了上海滑稽界的四大名角杨（华生）、张（樵农）、笑（嘻嘻）、沈（一乐）前来表演，可惜这一次我没亲眼看到，是听同学说的。我印象中学校还请过上海电影界的一些明星，如陈述等，只是记忆模糊了。

第二种做法是学校号召并创造条件让学生自己动手劳作，促使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高中时期，我们班上有的同学土法试制水泥；有的同学从化工厂拉来下脚料土法试制化肥。学校还要求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用具，因而有的同学制作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灯箱，我也参加了；有的同学尝试动手打造化学家侯德榜发明的制碱设备模型。对于这些学校都给提供经费。此外，学校还组织了各种各样课外活动小组，如航模组、船模组、植物种植组、木工组等等。校民乐队另一个负责人参加了植物种植组，他曾告诉我正在学习嫁接技术，嫁接刀都随身带着。我报名参加了木工组，学校指派一位物理老师作辅导，我记得他姓钱。学校为木工组准备了专门的活动室，里面整齐摆放着几十把凿子、刨子和锯子，以及其他一些零碎工具，还有十二张工作台。钱老师带领我们几个组员到木材行买了一批木头，叫三轮车拉回来。我们的第一个作品是制作一个悬挂式小书架，由钱老师画出图样，并手把手地教我们使用工具，使用鱼鳔胶等。我和几位初中同学都很有兴趣，干得也很卖力。只可惜这样的活动只进行了几次，紧接着“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来了，这些课外活动被冲得稀里哗啦。我最后一次到木工组去，只见活动室四门大开，里面堆了许多破窗破门，说是学校要放“卫星”饲养兔子，用这些破窗破门制作兔子笼。奇怪的是并不见有人出来张罗，更不见有人通知我们这些组员前来动手打造。原有的木工工具多数也已散落得七零八落。见这情景，我只好走了，从此木工组再没活动过。

综上所述，母校的这两种做法，前者是力所能及地倡导和实行美育教育，后者是想方设法引导和培养学生动手的能力。现在看来，这是校长和师长们实际在推行一种素质教育的思想，抑或是这种思想在他们的教学实践中下意识的萌动和探求，上述现象除此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这是一种很先进很超前的教育思想。无奈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这些颇有新意的做法没能坚持下来，更无法深入下去。然而即便如此，它们在学生身上已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收到了不同寻常的效果。就在我那一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中，作为普通中学的学生，竟然有相当一批走上了艺术发展的道路。至于我自己，我在学校民族乐队里的实践，助我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毕业后我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向外国听众介绍中国民族乐器和音乐、民间歌曲和少数民族音乐，被评为教授级的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就这一点点成绩也都是与母校的上述启蒙和引路紧密联系的。

2010－06－15

（作者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