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班长，你想说些啥

老班长，你想说些啥？

1951届　黄新福

亲爱的母校徐汇中学，曾在您的教育下，我渡过了六个寒暑。至今同学们仍然称呼我为老班长，听起来非常亲切。那是因为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一连当了六年班长。我首先想告诉大家的是老班长没有辜负师长的教诲和大家的期望。

一九五一年夏我们刚高中毕业，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我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一群热血青年参加了各级军事干校。其中我们四人被分配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九五七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康藏高原工作，任外科军医。一九五八年我参加了平息西藏叛乱，一九六二年我又参加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均在后方救治和转运伤病员。战争结束后被派往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学习战伤外科一年。四川是个地震多发的地区。一九六八年的炉霍地震，一九七六年的平武松潘地震，我两次参加了当时的抗震救灾工作。一九七九年我院又奉命参加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我本是最合适的受过战伤外科训练的医师，可惜那时视力不好早已改行当了内科军医。一九八二年转业回沪，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任职。在部队共32年，谈不上有什么丰功伟绩，但不愧为一名热血男儿，哪里有需要，那里就有我的足迹和血汗，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安全及支援地方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今天是母校160周年生日，还是让我们回忆在“母亲”身边美好的往事吧。那时的徐汇中学是私立的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有学生千余人，少部分是住读生。在徐汇区它与南模及复旦齐名，但校舍及场地比它们大得多。徐汇中学历来重视教育质量，在教师队伍中有的是大学教授，外语教师中有几位是外籍教师。在学科中，它把数理化及外语列为重点科。国文为次重点科，解放前学的是《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其他如史地等为非重点学科。其重要性依次为3∶2∶1。据此，某重点科若考得100分，在总分内则记为300分。某非重点科若考得60分，在总分内只记60分。因此两科的平均成绩不是80分（160／2），而是90分（360／4）。这样，重点学科考得好的学生其总成绩就大大优于非重点科考得好的学生，大有鼓励学生优先学好重点科的含意。当时校方和学生把所有考试成绩按名次先后详细公布。前三名的个人平均成绩一般都在92分以上，真有你追我赶之势。每到放寒暑假时除了关心成绩单之外，还有一张“续学证”。如果没得到“续学证”，就是叫你下学期自动转学了。记得我们初一时有四个班，到初三时只有三个班，到高三毕业时只有两个班，留到最后的大多是较好的学生了。当年除了参军及参加上海市政建设的学生外，能考上京沪名校的不在少数。

值得再重点一提的是徐汇中学的外语教育情况：（1）那时从初一年级起每个学生必须学习两门外语，英语每周四节课，法语每周六节课。大约在一年以后改为每人任选一门外语，每周六节课。法语历来是徐汇中学的强项。曾听张伯达校长讲：高三毕业时到上海震旦大学，若能考得一张“白格罗莱”证书的学生，就可以直升法国巴黎大学。但大多学生还是选读英语。当时去国外学习的只有教师谢诗豪、黄永年及学生张庆齐三人，他们都是去了美国。因为外语是重点学科，学生当然很重视它，教师也抓得很紧。这次上的课，下次就要背或提问。若答不上或背不出的必定要受罚，罚跪是常事，成绩越差的越会被盯上。第一次是被罚跪在自己的坐凳上，第二次则要被罚跪在黑板跟前，这已是很难堪的了，第三次则被罚跪在室外的走廊里。这是一次最重的处罚了，等于不准再来听课了。但没有哪个学生愿意乖乖地去跪在那里，而是离开教室就走了。于是品学评分中肯定有一项不好，只能得6分，最好的是三项都是18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肯定会惊动校长及家长。解决的办法是家长来学校向校长求情，设法给学生补课，接下去的就是不发“续学证”了。那时没有一个学生或家长敢与教师或校长顶撞，大概是严师出高徒吧，只怪自己或孩子不好。（2）徐汇中学的英语语法教学也很有深度。初中时读“循序英文法”1—6册（Step by Step English Gramma，世界书局出版），高中时读“高级英文法”（A highies English Gramma，上海土山湾出版）全一册。课本内均没有中文，都是用英文编写的，等于在读英文原版语法。现在市上出售的版本，难得见到是这样编写的。当然开始时教师还是用中文讲解的，但以后教师提问、课外作业或学期考试，则全用英文表达。（3）朱洪声神父任教导主任时更强调学习英文的重要性，他聘用外籍教师，又开展电化教育，其实就是利用有线广播，将英语“林格风”唱片从播音室向各自修室播放。内容是初级的英语对话，每天中午上课前收听20分钟，不考核成绩。

这些都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了，但至今还有同班同学沈启芳及王淼洋说，徐汇中学的英文教育是过得硬的，应付考试游刃有余，日常应用受益匪浅。本人也有同感。大学时我读的是医学俄文，毕业后自学医学英文，只用业余两年时间就读完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医学英文选》（1—4册）及《医学英语语法》（一册），从此就能参考英文医学文选。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重用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出国进修学习。1979年春我有机会参加出国进修考试，是WHO（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名额和经费，由于得知消息已晚，复习了六天就去仓促应试，我自信定能考出好成绩。我应试的是心脏血管内科专业和英语（笔试、听力、口试）。结果确实不差，没有2分3分，最差4－分，最好4＋分，已在录取分数线之上了。以后体格检查也过关了，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放弃了最后一次最关键的“考试”。我选择了转业回沪，在上海胸科医院曾任行政副院长、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回忆往事记忆犹新，徐汇中学给我的教育为我日后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相信我们那一代的徐汇人，大多好学上进，爱专业、勤工作，除了魏敦山成为院士外还有许多人成为教授和工程师。今日的徐汇中学在党的领导下正与时俱进，相信它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