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城传统廉政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慈城传统廉政文化及其现代价值^[1]

易后余

摘要：慈城廉政文化源远流长，慈城官吏恪守“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和廉辨”六廉准则，演绎出慈城优秀的廉政文化。本文结合慈城丰厚的传统廉政文化资源，从中挖掘有利于现代社会反腐倡廉建设的积极因素。

关键词：慈城　廉政文化　现代价值

一、廉政的内涵和外延

为官重廉，古今皆然。廉政的内涵和外延都较宽泛，不贪污不等同于廉政。《周礼·天官冢宰·小宰》对“廉政”提出六条基本准则——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和廉辨。

廉善，即心底无私，善于治国，爱民如子；廉能，即才识过人，工作能力强；廉敬，即尽职守责，爱岗敬业；廉正，即品行方正，办事公正、公平、公开；廉法，即知法守法，依法行政；廉辨，即洞察力强，是非分明。

这“六廉”为历世所尊奉，虽然历代封建王朝在推行实施“六廉”准则的过程中，对其内容有增损，形式有更易，名称亦有新变，但其基本内核不变且纵贯历世，构成了古代为官从政的一般原则，也基本涵盖了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对官员的选拔以及考核标准，对现在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很现实的参照意义。

二、慈城廉政文化之源

慈城因东汉董黯母子“母慈子孝”的故事而得名。千年历史的积淀下，慈文化如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让浸润于其中的士子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无论是从慈城出去为官做宦的读书人，或是在慈城做官的外地人，大都受到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影响，浇灌了慈城薪火相传的廉洁爱民的优良传统。他们注重自身品德修养，恪守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以黎民苍生为念。他们体恤民情，以民为本，为民请命，不惜削损达官贵人的利益。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条。这种身为父母官对人民的大爱就是“慈”，是慈城雄厚的“慈”文化熏陶了这些为官者的胸怀，影响了他们为官的价值取向，努力在廉政方面做到廉善、廉敬、廉能、廉正、廉法、廉辨，在德能勤绩上卓有成效，赢得了后人的推崇以及拥护。他们的事迹至今仍口耳相传，活跃在民间；他们清廉的名声也犹如清澈的慈湖水，给慈城增色，使这座偏居一隅的千年江南古镇，历久弥新，始终焕发勃勃生机。

三、慈城廉政文化的解读

清官文化是慈城慈文化的重要载体，近两年开辟的“清风园”就是对慈城清官和廉政文化的物化表现。纵观慈城宦场，无论外地来的官宦抑或从慈城走出去为官的士人，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不变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观念，不变的是清正廉洁、以民为本的心态。仕于慈城的外地人，大都自觉地融入慈城博大精深的慈文化，他们效忠国家、勤政爱民、处事刚正不阿、清廉耿介，为慈城的廉政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显示出慈文化强大的虹吸效应，而从慈城走出去为官的士人又将慈城特有的清官文化传统贯穿于其为人处世之中。结合具体事迹，循着社会发展的轨迹，笔者致力于探究支撑这些廉吏廉政的精神内核，并从慈城廉政文化的封建历史演绎中解读出对现代社会有益的因子。

（一）慈城官吏坚强的精神支柱——以民为本

人的精神支柱就是一种理想追求。尽管因为时代不同所处环境不同，每个人的表述不同，但他们所追求的都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也不是一般的光宗耀祖，而是无愧于士林，是报效国家。他们或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或亲身感受过普通百姓的苦难，都不同程度地关注普通百姓的利益。慈城清风园的楹联“欺人如欺天，勿自欺也；负民如负国，何忍负之”、“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分，官不值一分钱”就集中而鲜明地表达了这个信念和决心。从第一任县令房琯开始，经汉唐直到明清，有数百个外来官员到小城为官，他们中有不少是业绩突出、卓有名望的好官，为此，光绪《慈溪县志》专编一卷《名宦传》，自汉起至清同治收录117位县官的行状，均有类似“与士民蔼然一体，以实心，行实政，民爱之如慈母”的谥辞赞之。其具体作为表现如下。

1.兴修水利

水利与民生息息相关，慈溪历任父母官皆深谙此理。历史上慈溪一度狡吏横行，盗匪出没，百姓无以为生，大都背井离乡；曾经开掘的几个小湖泊因年久失修，泥沙淤积，几近干涸。慈城附近的河道也由于无人疏浚，几乎都成了地下暗河，影响了水路交通和人民饮水。慈城第一任县令房琯、著名的“清清堂主”——北宋端拱初年慈城县令张颖及后续历代县丞都曾亲自发动并带领群众疏浚河道，拓宽河面。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保证了几十万亩农田的灌溉，改善了城郊农田水利，而且对发展水上交通、促进商贸发展以及城里居民的生活用水、消防用水、雨季防涝等等，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这些水利工程泽被后人，给人民带来的福祉意义深远，直到现在，慈城居民还仍然享受当年的劳动成果。后世的一位无名诗人还写了一首七律来赞颂慈城兴修水利的县令们：

百年尘土浑修濠，沟壑功成念禹劳。
门外流通沧海月，城中人泛广陵涛。
青青草去初过雨，脉脉泉来欲送潮。
此日河梁穷胜事，坳堂深处画楼高。

2.鼓励农桑

民乃社稷之本，农桑乃民之本。古代让农民休养生息，劝课农桑是关系到政权稳定的大事。慈城自房琯开始，历任的县令都高度重视让农民勤于农稼。在朝代更迭的乱离时代，慈城县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安民告示，教化百姓，并派人到邻县和官道上贴告示，号召流亡农民回乡。譬如房琯曾号召流民回乡，凡回家开荒种田者发放粮食，发放种子，免税免劳役。由于历代县令重视农桑，注重发展生产，加之当地土地肥沃，很快人民就丰衣足食，慈城也成了烟火鼎盛、人口稠密的富裕之地。农民安定下来后，官员们还鼓励他们种树、养猪、养鸡鸭、养蚕桑等，使人民生活逐渐走向富裕。清代慈城籍桂廷嗣的《唐太宗房公祠》中“祠前一片棠依旧，犹爱当年雨露融”就高度评价了房琯及其继任者劝勉农桑的政策。

3.赈济灾民

历来灾民都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历任县令也都很重视灾民的赈济。慈城县令在这方面也是名声卓著，最突出的如“永嘉三杰”林叔豹、王致远和陈文昭，在灾荒之年都是积极请命、开仓放粮并带头捐献薪俸以赈济灾民，使之度过灾荒之年，解民难于倒悬。如《慈溪县志·名宦》有记载：“嘉熙三年，（王致远）以奉议郎任。嘉熙庚子，浙东大饥，死殍成邱。致远延请邑贤士大夫，分僧寺置局为粥，以食饥夫。始日食千人，既而邻氓坌集，日食至八千人，己俸不足，复诣台借助，劵臣室以续之，逮麦塾始罢。寻，置居养院给薪炭以处老弱之无归者；置慈幼院乳哺婴孩之委弃者；病与医药，死为殓埋。民感其德，称为王佛，绘像祠之。”由这段记载，可见王致远“民为邦本”的慈爱思想，面对“浙东大饥，死殍成邱”的状况，寝不安枕，食不知味，亲自捐献自己的所有俸禄来开办粥厂以赈济灾民，并妥善安置贫病老弱，使人民安全度过人命倒悬的危机时刻，这是对人民何等的大慈大爱啊！“永嘉三杰”中“民感其德，称为王佛，绘像祠之”者，就是王致远。

4.轻徭薄赋

国家赋税，关系国计民生，是“邦国之本，生民之喉命”。赋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历代赋役政策，大体根据儒家的经济理论，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对赋税的负担，力求公平合理。慈城县令在慈城为官，秉承了轻徭薄赋的传统，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因此深得民众的敬重和爱戴。他们任官期间，尽一切可能省出不必要的开支，裁汰冗员，消减冗费，罢除各种额外的征敛，想方设法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因此可以相对其他地方宣布赋税减半。这在慈城已是当时为官者的传统，如“清清堂主”张颖，坚持穿粗布衣服，乘坐的车马也非常破旧，生活十分节俭，所食不过是些蔬菜和干鱼，后人为表达对他轻徭薄赋、廉洁奉公品行的景仰，于淳化年间在县府正厅后面建清清堂，直到现在还保存完好，是“清风园”里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后人王恂曾写诗悼念张颖，对其评述比较精当：

清清堂上倚雕栏，四面云霞翠紫环。
但愿官清民事少，琴边日日看湖山。

张颖之外，令人称奇的是陈文昭，他因为轻徭薄赋而廉名卓著，还被罗贯中作为原型写进《水浒传》，使之名垂千古。

以上限于篇幅，撷取了部分外来县令在慈城为官的事迹，其他廉名卓著者如唐宋时期的齐瀚、沈时升，明清时期的胡琼、陈播、范成谟、阮元等等，计117位县令，都是赤心为民、以民为本、两袖清风，谱写了慈城古代廉政文化的“清风”传奇。

（二）慈城籍士子的价值取向——官德重于生命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慈城士子而言，从小就耳濡目染慈城以慈爱为怀的古风，及至长大，又大多接受一些比较正统的科举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观念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文化基因和风俗熏陶，形成在外做官的慈城士子普遍清正廉洁、官德重于生命的心态，心中公平、公正的秤砣不偏不倚，因此得以在外地凭清廉的名声、卓越的业绩为慈城树碑立传，让慈城随他们一起名声大噪。他们堂堂正正，淡泊高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宅居、餐饮、穿用、器物、车马等私人消费上，他们都崇尚简素，鄙视奢侈。慈城“清风园”悬挂的“公生明，廉生威”牌匾，“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的楹联，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身上总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1.留名青史

一千二百年来，慈籍的数百士子没有因贪赂被查办。宋代慈湖先生杨简廉洁自将，奉养菲薄，常说：“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他做官的地方闾巷和睦，少忿怨争斗，人民爱之如父母，都画像悬挂来表示对他的尊敬。朱元璋时期在外做官的慈城士子多达近百人，不要说没有一人因贪赂被送上断头台，甚至没有一个慈城籍士子因此遭受到弹劾。这在当时“东厂”、“西厂”特务机关横行的时代，也算是一个奇迹。明朝后期，皇帝昏聩无能，耽于淫乐，朝政日废，朝官和地方官互相勾结，巧取豪夺，榨取民脂民膏。而在外地为官的慈城士子则善始善终，或尽忠职守，执政为民；或奋起抗击异族侵略，保家卫国，在明代历史上书写了不朽的篇章。

2.吏治严明

整顿吏治，约束属下，是慈籍士子重视官德的重要体现。他们深知建立良好的吏治秩序，才是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如杨九畹出任甘肃庆阳太守期间为官清正，执法如山，贪官污吏都惧怕他。他严惩内部出现的腐败现象，亲信部属侯执躬等人因受贿，被他罢官，属吏王火宏贪赃枉法被他充军，把旧吏王炫问刑，后革职为民——这样的例子在慈城籍士子当中不胜枚举，体现了他们可贵的不徇私情的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

3.举贤荐能

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要把“任人唯贤”作为施政原则，是因为一切法律、政令、治国措施都要人去贯彻执行。官吏的贤愚优劣对法律政令的畅通影响极大。所以要选拔任用贤才，要有好的官吏治理国家。慈籍士子郑梁身居“铨衡重地”，却能用贤治国，深知官贤与否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他深知“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的道理，所以他对选拔官吏极为慎重。在封建官场上请托之风很是盛行，工部和刑部更是钻营的重点对象。但郑梁却“以用贤报国为己任”，决不拿手中的权力作交易。对权势者的嘱托，他都“毅然拒之，辞色俱厉”。为了防止别人登门拜谒，他在公务之外的时间常宿于官署，很少回家。所以在他任职期间，“门无私谒，权势请托不敢行”，为慈籍士子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4.崇尚“慎独”

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法律的简单、疏陋，给官吏贪赃受贿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尽管也有监察官吏的专门机构，也有一定的举报制度，也不乏严厉处分贪官的记录，但是封建特权与贿赂公行早已使这种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廉吏的产生就不是制度的产物，也不是管理的结果，而是官吏自我约束的结果，是精神力量的强大作用。慈城籍士子很重视“慎独”意识，能进行自我省视，从而达到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

四、慈城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解读

对慈城古代清官廉吏的廉政文化做如上解读后，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慈城廉政文化的现实意义？当前在中华民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那些曾经在慈城民间流传甚广的清官、廉吏文化，是否还有借鉴意义？拥有悠久廉政文化的慈城，能否出现新时代的“杨简”、“张颖”、“郑梁”？

毋庸讳言，如上列举的慈城的清官廉吏都是属于封建社会的，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慈城历史上的清官廉吏以其慈爱的情怀，“执法不徇”、“以民为本”的思想，精忠报国的爱国热情，刚正不阿、清廉自守的情操，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等等，诠释了以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和廉辨为主体的廉政文化的深邃内涵。慈城廉吏的许多施政措施就是一种积累下来的廉政制度文化，对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产生过积极作用，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版本。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无裨益。

如何把慈城古代的清官廉政文化与当代的廉政文化承接起来？慈城的古代清官廉政文化如何在新时期展现它动人的魅力，发挥它独有的人力资源优势，以期在时代的潮流中奏出和谐的音符和旋律？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在2005年“中国·浙江廉政文化论坛”论坛演讲者的发言以及获奖论文当中，多次有人提到了“传统清官文化”与“当代廉政文化”等字眼。多数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可以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借鉴历史文化传承中关于廉政文化的有益部分。鉴于此，我想我们慈城的杨简、冯岳、黄震、郑梁们行为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遗产基因，不仅是属于慈城，更属于浙江，属于中国，这也是我们研究慈城廉政文化的目的之一。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反腐败斗争，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遏制和惩治腐败，但是腐败之风仍然在蔓延，剖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问题。国际反腐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存在更多腐败现象，其根本性原因是民众对这种腐败行为的被迫性接受，从而构成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很少受到文化上的敌视。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指出，一些亚洲国家“二战”期间腐败盛行，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腐败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我国著名学者王沪宁认为：中国的尊敬心理、慷慨心理、感恩心理都会导致腐败。除了这些心理，一些民俗如红白喜事、节日庆典、探望病人、庆贺升学等，民众都有送财物庆贺的风俗，也是行贿者最好的借口，一不小心，都可能导致腐败。当腐败成为一种“亚文化”或者说是“反文化”时，某些社会群体就将贪污受贿视为正常，把腐败看成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一些官吏和民众存在着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钱能使鬼推磨”等。在民俗习惯中，对贪污贿赂属于腐败一般是没有争议的，而对请客送礼则视为礼尚往来，至于公款吃喝之类则认为是工作上的需要，根本不把它当作腐败。更有对腐败的认识存在着误区，所谓“四菜一汤，生意跑光”、“经济要上，廉政要让”、“笑贫不笑贪”就是赤裸裸的写照。各种因素的汇集，为腐败的生存和蔓延创造了条件。

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克相生的。腐败既然已经成为一种反文化，若想遏制这种“文化”的蔓延恣肆，不消除其赖以存在的环境，是不切实际的。要消除这种环境，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与它相克的东西，那就得用优秀的廉政文化来遏止腐朽的腐败风气。慈城的廉政文化是优秀的廉政文化，其体现出来的民本、勤政、廉洁、无畏、公平、公正等等，都是优秀的廉政行为表现形式，体现的是积极进步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此外，它还以千年的文化积累，使之更具有历史的镜鉴意义。因此，以优秀的慈城廉政文化来取代腐朽没落的腐败文化，以正压邪，激浊扬清，敦风化俗，是有其积极的现代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龚烈沸，周冠明.光绪慈溪县志[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2.王静.留住慈城[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邹宇明，方平.古镇慈城[Z].内部资料,2002～2004

4.徐兆昺.四明谈助.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5.周怀宇.廉吏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6.陈永昊.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概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

【注释】

[1]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浙江省2007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慈城核心文化内涵及其开发应用研究”，编号（07WTSH005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