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要靠社会氛围支持

廉政要靠社会氛围支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廉政文化研究

许志先

摘要：本文着力论述社会氛围对廉政建设的作用，试图从古今文化氛围对比研究中找到防治腐败和惩治腐败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廉政　风气　防腐　途径

中国封建社会，按照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认为是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成立中华民国，将近24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几乎每一个长寿的朝代都有很著名的廉吏，都很重视廉政文化建设。

汉代四百多年，有“饮马投钱”的项仲仙（一作“山”）（唐徐坚《初学记》卷六），有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的赵广汉，有年少时就立志做一名好官吏的丞相黄霸，有“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拒贿廉吏的杨震（《后汉书﹒杨震传》），有悬鱼太守羊续（《后汉书·羊续传》）；晋代近两百年，有以“贪泉”故事闻名的清廉官吏吴隐之（《晋书·良吏·吴隐之传》），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南北朝一百六十多年，有棒打送礼人的高官顾协；唐朝近三百年，有怒打行贿人的白居易，有著名的廉吏裴玢，有专司审案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的徐有功，有“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不畏权势敢于拂逆君主之意的狄仁杰；宋朝三百多年，有一生清正廉明、忧国爱民、威武不屈的廖刚，刚正不阿的清官包拯，有厚谢婉拒巧对行贿的高官刘温臾，有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的陈希亮，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明朝近三百年，有节俭拒奢侈、真情慰廉吏的开国元勋朱元璋，有“悬鹅示众”的周新，有“二不尚书”范景文，有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办实事的清官况钟，有廉吏轩輗，有清廉正直、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大明之神剑”海瑞；连我们印象中“腐败的”清朝也长达近三百年，有“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有“三汤巡抚”汤斌……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则敢于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

长寿的朝代自有长寿的秘诀——反腐守廉、忠于朝廷。社稷的儒家正统教育所形成的社会舆论风气增强了朝代的生命力，其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对封建社会，我们不能一概地持否定态度。“封建官场腐败论”不适用于所有的封建社会。不要总把自己看得那么高，不要把古人贬得那么低。

正是目空一切的“封建官场腐败论”阻断了我们虚心向古人学习反腐倡廉治江山的路径。而封建社会著名廉吏形象已经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封建社会防贪防腐自有其优势和传统——儒家教育、忠君思想是正面基础，残酷的刑法是反面的督促。可是，今天我们都丢了：教育内容空洞说教脱离社会现实，难以深入人心；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人们心态失衡；权力缺乏监督；刑律“文明”更没办法跟古代相比。那么，我们今天防腐反腐的优势在哪里呢？“新华网”上评论说：“中国提升是很难的，因为太腐败，造成社会风气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难的。”官员和官场的腐败导致社会的不公，导致人心失衡，导致社会风气和观念的滑坡。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奢侈贪婪的欲望日益膨胀，这导致了人性的堕落和社会风气的下降。更严重的是弱势群体，他们在面对苦难和不平等待遇时只能是忍受。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崩溃，还会使人性在人类进化中遗失。现在的部分觉悟低下者，为民则偷则抢则骗，为官则贪则腐则诈，正是社会意识形态严重缺陷的具体表现。

社会观念和风气直接引导着官场的“廉洁”或“腐败”，社会风气和观念的滑坡又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而导致官场的腐败。

大家一定还记得1999年宁波出了个许运鸿吧？其实他本人并没有直接贪污受贿多少钱，主要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利用他的影响力搞腐败，他从中央候补委员而沦为阶下囚。他忏悔说：“由于我自身表率不好、把关不严，讲私情，导致家属、子女的‘私心’膨胀，铸成大错。江东营业部、报社大楼、五州公司‘出事’的根源就在这儿，社会上议论纷纷。我很清楚，因为家属子女的‘掺和’，加上我的‘私情’，使事情越来越糟。我满足家属子女们的要求，并为他们的朋友提供帮助，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这些朋友会以更大的力气去帮助家属子女，提供‘实惠’。家属子女的私欲膨胀后，他们感到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摸透了我的脾气，不断用请、激、煽、骗等办法，让我出面为他们‘服务’。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领导干部首先要管住自己，其次，才是管好配偶子女。我没有做到，自食其果。这两年我对家属子女过于放任，助长他们的优越感、特殊感。我也听到过群众议论和社会传闻，当时仅就事论事地向他们作些盘问，没有追根，更没有果断制止，只讲‘亲情’，失去警觉性，放弃原则性，终成大患。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应当对这些社会后果负责。”

对“防腐”还是“促腐”的问题，社会与官场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其作用力呈逐渐放大的趋势，只是作用力的方向才是关键。

我们当然要朝着“防腐”方向发展，但怎么防治腐败呢？要防腐，首先就要搞明白官员腐败的“理由”。根据案例统计，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种：

1.单纯的就是为了钱财。一心就是想腐败的，这种人数量极少。

2.看到别人钱多而腐败。攀比心理的作用。

3.看到别人腐败而腐败。因为别人腐败，所以自己找到了理由。

4.不情愿的被拉下水，包括为了保住自己的已有利益而不得不腐败。

5.被家人和亲友逼迫，缺乏抵抗力而堕落腐败的。

解决的办法呢？很多人首先就想到监督和惩治。监督是很有效果，应该坚持，不过监督本身也有怎样防腐的问题。比如媒体监督，效果的确显著，却不够理想，不少媒体本身就存在问题；又如设置反腐败机构，怎样保证其官员是清白的？还有动员群众，也是一个办法。监督问题讨论的比较多，这里就不过多的讨论了。惩治也是很有效果的，可以杀一儆百。但是我们现在的惩治力度不够，不足以使人“怕贪”。君不见“明知贪有险，偏爱昧心钱”、“牢中关了一人，家中好了一群”的事情常常出现。而且惩治只是最后的极端手段，会毁掉多年培养起来的人才。

所以，我们这里首先要讨论的策略就是，针对腐败的“理由”，引导人心向善的利他主义，保证官员有正确的价值观，起码不会通过腐败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首先，要优化教育，发挥教育在人格形成方面的作用。官员的价值观来源于幼年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古代官员幼年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正统教育，这种教育让人把效忠朝廷君王、效力国家民族当成终身的追求，把谋私利、贪赃枉法当做“卖爹卖娘”般的可耻事情。好的官吏遵循了《论语》中所说的那种“欲仁而得仁，又焉贪”的仁德。他们爱民、亲民、敬民、扶民。他们不侵吞、不挥霍国家和百姓的钱财，他们手中虽然握有财政大权而仍甘守清贫，家中除了用朝廷俸银维持日常生活之外，就“身无长物”了，以至于历代百姓对这些清官称颂、赞许。这些官吏的做官信条就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们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这些“清官”的做法，尤如“鹤立鸡群”，因此赢得了历代老百姓的口碑。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做到如此的清廉，笔者认为，光靠封建制度的约束，而没有超强的自律精神是做不到的。这种超强的自律精神，就是他们的“内心道德律”——这种“内心道德律”来源于幼年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今天，我们看一看社会上被揭露出的那些贪官们，真的叫人痛心疾首。现今被揭露出来的大小贪官，大都是一些高学历、高职位、高水平的人，他们有的受过党的多年教育，有的也的确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有的甚至是有功绩的。但他们在经济大潮的猛力冲击下，因没有超强的自律精神，以致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而倒下了，成了“不折不扣”的贪官，因此被法律惩处，被人民唾骂。把那些现代贪官与古代廉吏相比较，那么就不难看出，古代官员之所以能成为廉吏，靠的主要是自律精神。可现今那些被揪出来贪官呢，他们非但没有一点点自律精神外，而且明明知道国家的法律、法规是严肃的，是任何人都不容许践踏和侵犯的，但他们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时甚至可以形容为是“前赴后继”，前任倒了，继任者接着又倒，而且倒的是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原因。为什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些人的心里，始终存有侥幸心理，他认为，别人被抓、被揭露，是因为贪的“水平”不够“专业”，以他自己贪的“水平”和“手段”来看，是永远不会被抓的，因此他们贪得无厌。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敛财的工具，对于各种贿赂不管十万、百万都来者不拒，直至他们被抓了，才痛哭流涕、后悔不已。其实，“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俗语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用乡里的俚语来说，那就是：“门背后拉屎，天要亮喔。”可那些心存侥幸心理的贪官们却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的下场肯定是身败名裂。因为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未被揭露只是偶然，被揭露那才是必然。因为纸是包不住火的。今天的贪官忘乎所以胆大妄为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方面出了大问题。小学、中学的教育有问题，甚至是幼儿园的教育都出了问题——幼儿园的小朋友应该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的道理。该养成良好习惯、形成是非观念、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教育是苍白的，甚至是空缺的！为什么不学古人的“忠孝仁义廉正”呢？关键是对封建社会全盘否定的“封建官场腐败论”在作怪！

其次，认真严格地把好“选拔干部”这一关。我们今天的“干部选拔”一笔试，二面试；领导推荐，群众公示。花样不少，漏洞也不少；重视业务，忽视品行。不妨学学汉代的选官办法，群众推举，官署考察，逐层推荐，经过培训，实习考验，再委任重用。今天的“群众考评干部”是个好办法，但是要防止官员弄假作弊钻空子。

其三，高度重视对社会舆论风气的引导。官员的行为也受着社会舆论风气的影响。古代的儒家正统教育是普遍的，读书人都读儒家的书，不读书者受读书人的影响和教化，社会风气基本就是“忠孝仁义”占上风了。请看看我们的社会风气吧，崇洋媚外、“一切向钱看、一切看眼前”成了每个人的信条——而且是从上到下全面的道德崩溃，包括一些本来最朴实、最安分的农民也正在变刁。改善社会风气，就是解决以什么为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把我们本来良好的社会风气给破坏成这个样子？是“一切向钱看”的信条，让钱成了一切的衡量标准。谁有钱，谁就更神气。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出现“一切向钱看”的念头？怎么可能不破坏我们的社会风气？人们的利己之心怎么会不膨胀？官员们怎么可能不蠢蠢欲动？他们跟普通人的想法一样，只是手中多了腐败的可能。官员不想“贪”或是不敢“贪”，他的家人亲友都会怂恿逼迫他去“贪”。许运鸿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古人的社会风气是向着“忠君、爱民、廉正、刚直”方向的，今天的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碍官场的清正廉洁的。这主要来源于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其四，要重视官员身边的人们，尤其是官员亲属的教育和考察。他们对官员的影响是很大的。许运鸿在忏悔时说：“千万不能放松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和家庭家务的管理，这也是我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共产党人应该如何治家缺乏研究和思想准备，缺乏知识和经验，历史上封建官场中的封妻荫子之类的腐朽思想，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治家中的一些落后办法，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一些沾染’。我一遍又一遍地学习这段讲话，对我的针对性实在太强了。这方面教训有两方面。一是我几乎不管家、不治家，也不想持家，没有营造一个好的家风，更没有一套严格的家规；二是社会上种种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对我的家属、子女产生影响、腐蚀，而我却没有警觉，把对他们的盲目迁就误认为是‘爱’，结果混淆是非，帮忙添‘害’。痛定思痛，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接受教训、痛改前非，这是我应当有的态度和决心。”

其五，讲究社会公平，使官员心平气静，不动“贪”念。社会公平则人人安分守己，正气抬头；社会不公平则人人自危，奸邪诈贪，无恶不作，且又不相信迷信，不信宗教，不求来世，不怕报应，因此就无所不为了！普通外来工遭遇不公，尚且要砸公交车站的座椅、公用电话亭等设施，改革开放的贡献者——那些下岗工人、广大农民无法公正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怎么会咽得下这口气？因此社会正气不振！这就直接、间接地感染了官员，辛辛苦苦地恪守公职的人，却比不上大字不识的人通过歪门邪道发财神气；相反不公正地对待人没有后果，胡作非为没有后果，挥霍公款没有后果，“贪、拿、卡、要”没有后果，久而久之那些素质低下的官员就会走上腐败的道路——素质原来不低的官员也会变得素质低下。

其六，强化监督。目前的监督制度，对那些手握大权的当官者来说，是形同虚设的，或者说，就是监督了，也是到不了位的。有位贪官说得相当生动，他说：目前的监督制度，对他来说好比是“牛栏关猫”。是啊，牛栏关猫那不就是装装样子、糊弄糊弄老百姓吗？国家所颁布的制度对普通百姓来说，可能是有很强的约束性，但对于那些手握重权的当官者来说，那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老子天下第一，监督能奈我何”？所以他们敢为所欲为，敢肆无忌惮，敢视法律为儿戏，这种贪官的例子很多很多。现在还有一个很“怪”的现象，那就是有许多贪官的被发现和被揭露，起因并不是国家的监督机制在发挥作用，而是意外“落马”的：小偷偷出贪官；艳舞舞出贪官；日记写出贪官；情妇牵出贪官；官官相杀杀出贪官；酒后驾车出车祸弄出贪官。林林总总的“意外”就不得不让有关部门深思一下，我们的监督制度是否到位？我们的监督措施是否应该加强？因为严格的监督制度是防止贪官产生的重要环节。缺少了必要的监督制度，那就会使那些没有自律精神的当官者“忘乎所以”，一旦“忘乎所以”惯了，久而久之就一定会成为贪官。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要成为廉政官员，在现阶段，对手中握有各类“权力”的干部来说，首先要时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清楚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是用来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决不是让你用于谋取私利的。只有坚定了上述的信念，再加上层层检查监督，处处检查监督，时时检查监督，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监督者，贪官真正处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么他就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他会自重、自爱，并处处严以律己，他决不会违纪、违法而成为被人民唾骂的贪官。对于职能部门来说，就必须加强监管工作，把各项监管措施实施到位，也就是扎紧监管的篱笆，使得那些总想钻空子的人无缝可钻、无隙可寻。

其七，严格处置，加重对贪官的刑律责罚。国家也应该向新加坡、香港等地学习，学习他们的廉政举措，提高“犯罪成本”，使那些心有贪念的人，想贪而不敢贪。为什么？因为国家提高了“犯罪成本”，使得那些想贪者有了沉重的后顾之忧而收敛贪心。笔者相信，届时的贪官应该就会少之又少了。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社会廉政氛围，可以防贪治贪；而官场的风气好转又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

（作者单位：宁波市第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