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罗庭柱院长

怀念罗庭柱院长

胡九成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是一次毁灭性的破坏。江西工学院在这场浩劫中经历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文攻武卫”的派性斗争、教职工下放农村(农场)劳动、学校搬迁武宁和景德镇、校园改为针织总厂等一系列折腾。1972年初学校重新搬回南昌原址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校园已是破败不堪:教学大楼、学生食堂和部分学生宿舍改成了生产车间，运动场上杂草丛生，牛猪鸡鸭成群，围墙残缺不全，江西工学院1958年创办以来购置的大量仪器设备，经过多次搬迁、损坏已所剩无几。就是在这条件困难的1973年2月，早年参加新四军的南下老干部罗庭柱同志受命担任了江西工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直至1983年离休。他的高尚人格和工作业绩，令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前江西工学院教职工深深怀念。作为一位普通教师，我无法了解和记述罗院长这十年的全部经历和业绩，下面就把我亲身经历的、令我难以忘却的几件事记述下来，以寄托对老院长的怀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和教育。

讲政策，讲团结，作风民主，以理服人。1973年针织总厂仍然占用着工学院的大部分校舍，招收到校的工农兵学员和下放后陆续返校的教职工不仅住房困难，甚至连上课必需的教室、实验室都难以解决。特别是1974年1月开始的“批林批孔”和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使国家陷入新一轮动乱。“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少老师干部受到批判斗争，身心受到伤害，群众之间的隔阂和怨恨难以消除。在这种硬件(物质条件)和软件(思想、信仰和人际关系)都受到重大破坏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受命于危难之时的罗庭柱院长，精神上和工作上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他在领导工学院开展工作中，处处以大局为重，十分重视和进驻学校的“工人宣传队”沟通，避免内耗和内斗。他多次到化工系师生开门办学的向塘磷肥厂、向塘化肥厂、江西氨厂等地进行调研，和我们促膝谈心，要老师和工农兵学员之间加强团结，对有这样那样缺点的人要关心帮助。给我们讲革命传统，明确提出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群众斗群众的派性斗争发生。他要求党员和干部带头做到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以势压人。正是由于他的正确领导，化工系以及工学院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后期不仅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而且教学科研进行得比较正常。

全心全意办教育，呕心沥血育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共同特点是，有着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强烈的求知欲望，但是文化水平比较低，如何使他们通过大学三年学习，成长为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建设人才，这是摆在学院领导和广大教师面前的艰巨任务。江西工学院当时非常明确地提出，从国家建设和工业生产需要出发设置课程，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论原理进行教学。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学以致用，教学内容少而精。为此，根据专业性质，将相关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混合组成教研室，基础课的教学内容根据专业需要进行安排并留有余地;为了使基础课教师了解生产，安排他们和专业课教师一起到工厂参观和实习。二是根据企业(行业)对技术人员的要求安排学生参加工程训练，多数工艺、设备、操作类课程主要在工厂进行教学和实习，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易学易懂易掌握，效果十分明显。三是开门办学，鼓励师生承担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急需解决的生产课题，积极帮助地方政府和工厂办学，为地方培养建设人才。

在培养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罗院长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关怀。下面记述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一是1974年全国开展了腐殖酸在工农业医药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和推广工作。此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我们带领学生下厂下乡参加生产技术工作时遭到了某些人的指责，说这是“以生产冲击政治”，是“右倾翻案风的表现”，要我们回校闹革命。罗院长知道后，对当时化工系的负责人说:“知识分子走出校门，与工人农民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大方向没有错。”同时指示我们安排好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并同意将一些学习讨论安排在工厂进行。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化工系与江西省化工研究所合作，下到工厂和农村，成为江西研究推广腐殖酸应用的主力军，取得了系列成绩。

记得我们在向塘磷肥厂设计建设的腐殖酸复合肥车间试车投产时，遇到氨化工段因物料黏度高、阻力大，导致搅拌器轴和叶片断裂而无法运转。化工72级工农兵学员王辽平利用自己入学前在工厂劳动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与磷肥厂工人一起设计制造了“双绞龙氨化器”，解决了生产难题。这一成果受到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腐殖酸办公室的肯定和好评，并在全省推广应用。罗院长知道后非常高兴，鼓励王辽平写成论文《绞龙氨化器在腐殖酸氨生产中的应用》，并在《江西轻化科技》上发表。这是化工系第一位工农兵学员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极大地鼓舞了学员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在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罗院长这样做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二是1975年底，化工系刘宝怀讲师通过实验证明，从碱法造纸过程产生的黑液中分离的木质素，其结构和性质与从泥炭中提取的腐殖酸相似，可以广泛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医药等方面，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全南县造纸厂得知这一信息后，派专人请我们去进行造纸黑液治理和应用的生产试验。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甚嚣尘上，我们不敢答应前往，于是和化工系负责人一起请示罗院长。他反过来问我们:“你们在向塘磷肥厂做到了运动、学习两不误，工人老师学生反映都很好，为什么到全南县去就不能做到呢?”听了罗院长的话，我们激动不已。现在想起来，他当时这样表态，需要多大的魄力和勇气啊!这来自于他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掌握，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热爱!

1976年初，我们化工系的三位老师带领化工73级的五位同学去了全南县造纸厂。出发前，他叮嘱我们妥善安排和处理好学习、科研和政治运动的关系，叮嘱我们服从和尊重当地的领导，不要介入当地的派性斗争。两个月后，当他得知我们和当地工人、技术员团结合作做出了成绩时，先后多次派院系领导去全南县看望我们。其中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特别派原党委宣传部长、老同志杨筱庭到全南县传达喜讯和看望我们，和我们一起分享打倒“四人帮”的欢乐。

地处赣南山区的全南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遭受重大破坏，打倒“四人帮”后亟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全南县请求江西工学院帮助培养技术人才，罗院长不仅同意全南县送人到工学院机械系进修学习，同时考虑到进修人数有限，脱离原单位到南昌学习费用高，地方政府负担重，而且难以针对性地培养当地需要的人才，他提请工学院党委研究决定在全南县开门办学，从化工系、电机系和基础课部先后派出十多位老师到全南县进行教学，指示我们在办学过程中要针对当地工业生产的需要和学员的学习基础开设课程，要做到少而精，学以致用，重在培养提高学员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1976年底，一个由来自全南县主要工矿企业的20多位学员组成的“全南县化工班”开学了，在当地成了热点新闻，获得赞扬和好评。从1976年初到1978年1月，我们在全南县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连续进行了两年，取得了科研教学双丰收。科研方面，造纸黑液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全南县造纸厂获邀派出一名代表出席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这对于我们是很大的荣誉和鼓励。教学方面，老师们辛勤耕耘，并带领学员到湖南株洲化工总厂、株洲冶炼厂实习。

1978年1月，全南县化工班的学员毕业了，罗院长不顾年事已高和天寒地冻，带领院系多位负责人开着工学院的大客车，到距离南昌560公里远的全南县参加学员的毕业典礼，亲自为每一位学员发毕业证，许多学员激动得热泪盈眶，向罗院长鞠躬，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全南县工业战线的技术骨干，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当时江西省的公路都是砂石路面，汽车从南昌到全南县要行驶两天，他本可以坐小车来回的。但司机告诉我们，去全南时，他要学校汽车队安排大客车，理由是“把老师们一起接回来，他们在县里工作很辛苦，快过年了，不要让他们去挤班车”。我们十多位老师和罗院长一起坐着校车，经过两天的奔波回到学校的情景，至今仍回旋在我的脑海中无法忘却。事情虽小，但它体现了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勤俭廉洁的优良作风。

1976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进校了，江西工学院迎来了教育发展的春天。罗院长始终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继承发扬在培养工农兵学员中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培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传统。江西工学院的学生在四年学习中，参加工程训练、金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时间有一年，其中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都安排在省内、外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例如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的毕业实习，都安排在从美国M.W.Kellogg公司和法国Topso公司引进的、代表当代先进水平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江西氨厂进行，实习时要求学生对每个车间和工段的工艺原理、流程和设备结构都要熟悉和掌握。由于学生实践多，动手能力强，缩短了从学校到工厂的适应期，而且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比较强，因此工学院的毕业生受到省内外企业的欢迎和好评。罗院长并不满足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他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由于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绩，在他离休前的1981年，江西工学院获教育部批准建立了5个硕士研究生点，开始了研究生学历教育，为工学院的发展提高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1977年江西工学院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重建任务相当艰巨。仅仅为了解决近一半老师下放回校后没有宿舍，教室、实验室和仪器设备严重不足等问题，就需要付出艰辛努力。当时没有贷款，只能依靠政府的拨款和校办工厂上缴的有限利润，精打细算想办法。罗院长和潘良甫和李克勤等工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亲密团结合作，以身作则，勤俭廉洁，用了约五年时间，在他离休前逐步建设了电机楼、大礼堂(电影院)和多幢教职工宿舍，基本解决了教学和生活用房问题，校园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每一次分配教职工住房时都是张榜公布名单，公开透明，令大家心悦诚服、高高兴兴迁新居。

罗院长在1973—1983年这极其困难复杂的10年中，与领导班子成员亲密合作，团结全院师生员工，时时事事以大局为重，使江西工学院得以避免大乱;打倒“四人帮”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策，带领全院师生员工克服重重困难，使学校恢复元气，教学科研步入正轨，为后续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在他身上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政策、讲团结、勤政廉洁、关心群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贵品德。

罗院长1983年离休，2004年10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82岁。他生前亲见了江西工学院—江西工业大学—南昌大学的发展历程，应感无比欣慰。

(胡九成，原南昌大学化工系教授)